众议

苟且偷生的日子2005年8月20日,我无比伤心地主动离开了工作10年的《×××法制报》。因为这里的新闻寻租与新闻腐败,在拷问着媒体和记者的良心,在拷问着媒体的公信力。朋友对我说:“你如果把《×××法制报》的事写出去,你就是疯子。”     

不对劲儿的“有偿通讯”

日前,笔者偶遇一位在研究所工作的老友。一见面,我就打趣道:“你们所的产品名气蛮响,你老兄也大名在外,××报登了大半版文章表扬你们呢!”他听罢,先是笑而不答,接着不自在地解释:     

“有偿论文”的悲哀

本人在报社从事编辑工作,业余时间常结合本职工作研究些新闻理论问题,撰写新闻学方面的理论文章。几年下来,坚持不懈,数十篇新闻业务论文见诸报刊。不久前的一天上午,我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对方先是自报家门:“我是《新闻××》的编辑,你的一篇论文去年就收到了,蛮不错的;但我们这类杂志的经济状况,想必你也是知道的,不景气。加上版面有限,所以要收版面费。”本人问他怎么个收法,对方答曰:一篇800元钱。哇,好个“有偿新闻”的“兄弟”———“有偿论文”找上门来了。我好不懊恼,断然拒绝后,挂了电话。一年多以前,本人将一篇1.5万余字的论文…     

某公三态

日前,我的那位编辑报纸副刊的朋友总算露出了笑容,兴冲冲地跑来对我说:“这下可好了,再也不怕抄袭了!”我记得这是他关于抄袭问题的第三次表态了。早些时候,有位揭发抄袭事件的来访者捧着报纸和被抄袭的原作找到他.结果使来访者讨了个没趣怏怏而去,因为他给来访者的答复是:“你看,总有两个字不一样么?怎么是抄袭!”晚些时候,又有不少读者来信,指出副刊上署名“××辑”、“××集”之类的文字大多是一字不漏、原封不动地从它处抄来的,同样是一种抄袭行为。结果他给人们的答复又是:“已经标上是辑录的了,不能说是抄袭!”     

不自由的撰稿人

今天我又接到了这样一张名片:自由撰稿人,×××。算来这是我一个星期内接到的第六张此类名片了。我认识×××,我知道他是个专写“命题作文”的主儿。但他在濠邦酒吧还是激动地告诉我:老子不侍候他们了,现在辞职干自由撰稿人了。这话乍听起来颇有点“挣脱了束缚”的味道,勇气     

舆论监督的不公

作为新闻工作者的我 ,常被以下两类舆论监督的报道所困惑 :“去年 ,我市加大反腐败斗争的力度 ,共查处县处级领导干部５人 ,科局级干部２６人。某镇主要负责同志受贿１２万元 ,被依法立案查处……”“××县××乡×村×组村民×××、××、×××、×××因赌博 ,昨天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 ,并被收缴赌资７２０元……”孤立地看这两则曝光新闻 ,是客观公正、无可非议的 ;但对照起来看 ,其不公正性就一目了然了 :３１个贪官 ,连一个单位、一个姓名都未点到 ,举了一个受贿１２万元的事例 ,也只是点到“某镇”为止 ,而且还称之为“同志” ;而四…     

“2月30号”的联想

我在编稿中,遇到这样两件事: 某乡一位通讯员写了一篇反映该乡党委重视新闻报道工作的稿件,他写道:“××乡在2月30号的××会议上提出……”看后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2月只有28天,就是闰年也只有29天,何来2月30号? 一位通讯员写稿,表扬××村党支书把自己的     

新闻中语法修辞方面的几种“常见病”

有一句话说出来,很可能会得罪我的一些同行:近几年,办报的人越来越多,但同时又使人感到不会办报的人也越来越多。我的依据之一就是报纸上的语病比过去多了,某些“本报讯”简直教人无法顺畅地读下去。糟糕的是,有些作者讳疾忌医,不管语言学专家和内行的读者怎样批评,也不管报刊编辑在“语     

“法律面前天天平等”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句话,如今已是家喻户晓。不管实际上是不是能够做到,至少已为人们所接受,不再把它与“平等”、“博爱”划上等号而大加讨伐了。但是,在法律面能不能天天平等,却是个新问题。在一些新闻报导中,常常看到这样的报导:“某某在严打期间,竞然顶风作案”、“×××置三令五申于不顾,继续贪污盗窃”,“此人竞敢顶风作案,应该罪加一等”……。可见,对于“顶风作案”,人们都认     

淡化“单纯向上”

要把一张地市县报办好,最伤脑筋的恐怕是处理“向上”和“向下”的问题。 50年代,我在湘潭地委机关报《建设报》当记者、编辑,嗣后到湘潭市委的《湘潭日报》,风风雨雨这么多年,听人议论颇多的一条“经验”,就是两眼必须“向上”;上边说什么,你写什么,上边没说的,你千万别动那个心思。当记者的主要任务似乎就是跟市长、市委书记和什么部长、主任跑;同上边的交道打得多,就“有能耐”、“吃得开”,即人们常说的“天线畅通,万事如意”。如此,报社就出现一些戏剧性的场面:凡稿件上有市长、书记、部长签了“可发”字样的,照发不误;稿件内有“市委×××到会作了重要指示”字样的,一律照发;凡有市级领导参加活动的消息、通讯,统统得开绿灯;不仅如此,有的通讯员的来稿,只要写上一句:这是某市长、某书记指示要写并经过目的,编辑就马上编发。由于单纯向上,唯上是听,报纸上便产生种种弊端:会议消息多,领导同志名字上报多,机关单位上层动态多,奉命报道多,通知、文件、决定、指示多。这     

“本台消息”能否改一改

目前,在广播电台播发的新闻稿件中,除非作者是本台记者和通讯员,一般写稿者的姓名多用“本台消息”四个字来代替。我认为这样做有些不妥,能否改一改!其理由:一,按新闻通讯报道来说,除本台记者外,不管是有通讯员证的写稿者,还是没有通讯员证的写稿者,只要电台采用了稿子都应将作者视为通讯员。如果只称受聘的通讯员为“本台通讯员×××报道”,而把其他写稿者的姓名用“本台消息”取而代之,这不尽公道。当然,写批     

“本台消息”能否改一改

目前,在广播电台播发的新闻稿件中,除非作者是本台记者和通讯员,一般写稿者的姓名多用“本台消息”四个字来代替。我认为这样做有些不妥,能否改一改?其理由:一,按新闻通讯报道来说,除本台记者外,不管是有通讯员证的写稿者,还是没有通讯员证的写稿者,只要电台采用了稿子都应将作者视为通讯员。如果只称受聘的通讯员为“本台通讯员×××报道”,而把其他写稿者的姓名用“本台消息”取而代之,这不尽公道。当然,写批     

广播语言十不宜

最近我去看望一对老夫妇,他们正收听某地方电台广播。有则寻物启事说:“不慎将××市×××号房产证丢失……”老妇很惋惜,“哎!‘不慎将’这个人真马虎,好几次广播他丢东西了。”老汉说:“那天××(省)电台广播××市的新闻,不知为什么老说‘该死’(该市)”。对此,我们不能责怪二老的文化和欣赏水平,也无意挑剔这家电台的毛病,而应反思的是:正确运用广播语言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很有必要经常谈论和认真研究。早在1946年我国广播电台创建之初的《工作细则》就明确规定:“用字用词要力求念起来一听就懂,对于文言或难懂字句,要加必要的通…     

副刊编辑手记

组织稿件的几字诀要把副刊装点成花团锦簇的园地,需要编辑人的巧心安排;但是,光有巧心还不够,还需要稿件。巧妇尚且难为无米之炊,手头没有稿件的编辑,本事再高明,也编不出一期像样的副刊。所以,组织稿件,在副刊的编辑工作中占着很重的地位。这工作乍看起来不算复杂,好像只要多打打电话、多写写信就行,再不就多跑跑腿,登门拜访,不管效果如何,冲上门去再说。但是,久而久之,你就会感到这里面也并不那么简单。比如说,你打个电话给一位作者: “××同志,您最近能给我们写一篇文章吗? ”这个电话对他是意外的“袭击”,他也许正在考虑一个新问题,也许正在同别人商量一件什么事,也许正在开一个什么会,也许正在全神贯注地看一本新书,总而言之,没有任何关于写稿子的思想准备。然     

记者？法官？

记者？法官？高陈请看下面的问答：问：你叫什么名字？／答：（望问者、怔了怔）我叫××／问：今年多大了？／答：××岁／问：家住哪里？／答：我家住××村××组／问：你过去是干什么的，为什么现在会干起这一行的呢？／答：因为……因为……所以……就……如果您以为...     

用稿压指标的隐忧

在一些单位、部门召开的新闻报道工作总结会、评比会上,看到那里的领导同志重视宣传报道工作,笔者感到欣喜,同时,又听说给通讯员下达用稿指标,不由得产生一点隐忧。“新年,要求在市级报刊、广播中用稿××篇,在省以上报刊、广播中用稿××篇”,听了那个指标数,我为他们那里的通讯员发愁,“哪有那么多的报道线索、新闻题材呢?”任何工作,听之任之,放任自流总归不行。通讯报道工作指明任务,给点压力,这也有好处,可促使通讯员经常开动脑筋,提高通讯员的新闻敏感     

使用涉及日本机构、职务名词术语要慎重

当前,不少新闻媒介使用涉及日本的机构、职务名词术语时,随意简称或原文照搬,不仅语义出错,而且造成不良影响,值得引起重视。 《新疆日报》曾把日本蝶理株式会社“取缔役”××××原文照搬。我打电话问编辑:“取缔役”是什么意思?回答:我也不知道,记者就是那样写的。编辑都弄不懂,照搬出来,让一般读者怎么能懂?“株式会社”,一般都理解成“公司”,准确地说,应是“股份有限公司”,“取缔役”是“董事”,“专务取缔役”就是“常务董事”,“事务局长”也就是“秘书长”。《新疆经济报》在’94乌洽会期间发了一幅照片,图片上明明有“日商岩井株式会社”字样,可下面的说明却是“岩井株式会社”,把“日商”二字省略掉了,这是不对的。实际上“日商”二字是专用名词,“日商”是个大财团,后来与“岩井”合并,全称应是“日商岩井株式会社”。     

拾到一个“一等奖”

江苏省县(市)报经济新闻竞赛评比揭晓,5篇作品获一等奖。我写的通讯《追踪“最低价”》亦在其中。这是我没有料到的,真是拾到1个一等奖。说来它并不是什么重大题材,而是一个人人都看到的经济生活中的一种现象。只要漫步街头,你就会发现,“××产品,全县最低价”、“××产品,全镇最低价”随处可见。我天天上班看到,下班见到,从来没有对它的真实性产生怀疑过。1991年4月8日下午,我到街上买东西,途经县工业品展销公司门口,看到门前小黑板上赫然写着一行大字:“三元44厘米豪华型立式黑白电视机,全县最低价,每台535元”。向前走过十几步,看到路边竖     

杞忧二章

文风啊,文风?! 请问,你有几许时间和生命,是在读这样的报道中度过的呢? “从铺天盖地、汹涌澎湃、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潮中记者朱××获悉:江南最大的都市××省××市国家二级企业××公司,从今年元月开始开展了全方位、多元化、立体交叉式的改革。通过一系列活动,从内到外、从上到下产生了群体轰动效应……”     

连中三元话冷门——一个白丁编辑的自述

我是1972年踏入出版界的,其时36岁。尽管当时我已有21年工龄,但“编龄”却是零,又没有大学本科学历。当年一位朋友曾说我改行走的是一步“险棋”。是的,这等于是一名小学生第一次走进了一座高等学府,确实存在着潜在的“危险”——一事无成,贻笑大方。也难怪1982年出版界恢复职称评审时,一位评委毫不客气地评价:“×××连评助理编辑的资格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