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文化与江南诗学笔谈

刘士林认为，北方话语哺育了中国民族的道德实践能力，而从江南话语中则开辟出这个以实用著称于世的古老民族的审美精神一脉。江南话语是中国诗性话语体系的一个专门执行审美功能的元叙事。要使江南按照它的本来面目在当代世界中澄明出来，一种关于江南话语的语言本体论意识是惟一的桥梁。徐雁平认为，以学术和文学为特色的江南世家图景的绘制工作，才刚刚开始，它的展开与深入，必须建立在对清人诗文集和家谱族谱等文献的梳理排比基础之上。只有在注意到每个诗学世家的不同性(如海宁查氏、德清俞氏)的同时，又能以多视角观照问题，才能绘制出细节丰富的江南世家图景。朱逸宁认为，在江南文化的发展史上，晚唐五代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阶段，因为正是在这一时期，江南出现了一些值得我们关注的文化现象和人物，江南的精神气质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并从此开始取代北方成为中国诗性文化的象征。耿波认为，在明清时代的江南城市文化语境中，士人之间的关系逐渐变成了互利互惠的组织化。士人之间互通声气，互相援系，为了能在城市文化生产的逻辑中生存而结成了一个“共同体”。江南士人在城市文化语境中所产生的那种在张扬个体和“士志于道”的事业之间寻求调和的深微刻苦精神心态是城市文化中最富诗意的因素。江南士人的情性状态是热力的，但同时又是深微的。它不同于西方文艺复兴的浪漫主义，而是呈现出一种情感的深刻性。     

江南诗性文化与长三角当代城市文化的建构

江南文化的特性是在与北方文化（其典型的代表是中原文化、齐鲁文化、燕赵文化）的比较中显现出来的，北方文化是以实用理性为主体的文化形态，强调道德与伦理的价值取向，而按照刘士林先生的观点，江南文化是一种诗性文化，在价值追求上江南文化守持一种审美维度，而较少以伦理维度来评价人生。从东晋开始，江南区域范围内就有尚武到尚文的转变。另外，尚文及以商为重的观念，与北方以农为重的观念相比，也可看出江南文化的特性。如作为江南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浙江地区，七山二水一分田，这种自然地理环境促使古代越国人讲求外向型的开拓，创制并遵守契约制，自古就有以商为主要支柱的传统。在现代社会，农桑文化的诗意本性就与契约制的现代商业精神结合起来。在长江三角洲农桑文化向现代城市文化转型的过程中，江南文化（其核心是吴越文化中的诗性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到底能不能在实利观念之上的城市建构中起作用？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她在其中到底起着什么作用？这些正是建构长三角城市文化过程中的重要课题。     

江南鱼稻文化与江南诗性精神

在人类食物链发生断裂的大灾难时期，各民族选择了不同的方式来适应这种巨大的挑战。古希腊选择了完全背离诗性智慧的理性思维来应对这种灾难，走向了主客两分的人与自然彻底分离；中国民族则选择了试图回归失去的“乐园”，以延续人类诗性智慧，企图通过与自然重新结成和谐关系，来克服死亡意识的觉醒所带来的恐惧与痛苦。     

重构江南诗性文化的现实与可能——长三角地域文化发展断想

历史上,江南自然山水之美,更兼深厚人文内涵的诗性文化因独具自然人文秉性,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流光溢彩的一页。虽然当下在城市化进程浪潮中、在消费文明的侵袭下逐渐失去了她昔日的光彩,但长三角城市文化发展如果摒除喧闹的表象,其江南诗性文化品性的影子依然若隐若现。目前,在缺少历史文化内涵支撑的长三角城市集群文化发展中重构江南诗性文化品性显得重要而迫切。基于跨文化视野思考区域文化的建构,理性、成熟地看待江南诗性文化与长三角城市文化发展的几个相关问题,有助于解决思想观念上的某些偏差。     

文化精神与审美诗性的集成--意境范畴再探

意境是中国古代艺学美学的核心范畴，它的化渊源是以儒，道、禅佛哲学为核心构成的“天人合一”的化精神。它的艺术品质则与中国古代艺学美学审美发展过程不可分离。以此为起点对意境的形成和面貌进行研究是很有意义的。     

成语的诗性文化特色

成语具有中国的诗性文化特色。这是因为成语胎生于古代的文化典籍和诗文,而且是其中的精华撷取,必然要体现母体文化的诗性或诗美的特色。这些特色具体表现为：具有诗歌的意境和美感,具有大文化活动或产品的艺术化倾向,体现古人思想行为规范的审美性追求,具有艺术抚慰人的感情、陶冶人的性灵的功能,体现汉语作为心灵的语言、具有诗歌的韵味的特质。因此成语教育与诗教、美育、德育、智育相结合,可收到相得益彰、事半功倍的效果。     

江南文化诗性特质的深刻烙印——以明代汤显祖的活动为考察

江南,是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地理概念,"唯美,追求生命、艺术和自然",在某种程度上是人们心中"诗歌和艺术的蓬莱胜景"。与此相呼应的,江南文化中更多地展现出浪漫、典雅的诗性特质。本文追寻明代戏曲家汤显祖的生平足迹,力求发现他与江南文化之间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的联系,解析江南文化对其戏曲创作生涯的巨大成就所起到的不可估量作用。     

“诗化的感性”与“诗化的理性”——中国审美精神的诗性文化阐释

中国诗性文化的最高境界是唐诗与宋词。在理性文化中,“情”与“理”不相容,前者容易在反理性冲动中沦为“本能”与“欲望”,后者时常异化为一种与感性生命无关的抽象“范畴”与灰色“模式”。在诗性文化中,其“情”本质上是一种“诗化的感性”,其“理”则是一种“诗化的理性”。以诗性智慧为母体的中国文化心理,既不会走向高度抽象的西方逻辑系统,也不容易走向西方非理性的欲望狂欢。这是中国诗性文化最重要的现代性价值所在。在感性与理性之间除了西方的二元对立,还有一种更深刻的中国式的和谐关系。要理性就要压抑感性,或要感性解放一定要走非理性之路,只是西方民族的“一家之言”。维护诗性文化的利益与安全,既是我们对中华民族应该承担的伦理职责,也是对人类文化必须作出的庄严承诺。     

宗白华《流云》小诗与江南诗性文化

宗白华先生极其看重他青少年时期的诗作———《流云》小诗,在89岁撰写《艺境》前言时,认为该诗与他的学术文章同等重要:“诗文虽不同体,其实当是相通的。一为理论的探究,一为实践之体验。”[1](P1)为此,本文在解读这组诗时,一方面从知人论世的角度,赏析其意境,获得审美的愉悦,     

从诗性智慧到中国的诗性文化

维柯在其代表作《新科学》中提出了“诗性智慧”。简单的说,这是一种以直观的方式观照生命的创造性思维方式。诗性与思性融合,艺术与哲学合一。这个理论不仅影响着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也将启迪人们向诗而思的生活,探求宇宙人生的意义与皈依。     

美在言外：中国式的诗性审美智慧

随着20世纪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人的“认识如何不可能”的问题也成为美学领域的难题。相比于西方哲学传统的弊端,中国诗性文化为审美的可能开辟了一条新路,在一种诗性审美智慧思路的引导下,通过对诗歌语言指称之外“留白”的把握进而找寻到“言外之美一。     

《浮生六记》与江南文化的诗性风格

清代中期的乾嘉年间,江南文化已进入了最为成熟的阶段,在这一时期出现的《浮生六记》显示出了江南文化的特点.江南文化所具有的艺术境界,都仿佛在《浮生六记》里再次显现.《浮生六记》的意境空灵明净,这正是江南式的清艳情致.《浮生六记》里的艺术追求与艺术境界也是江南文化诗性精神的体现.     

试论江南文化的启蒙精神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水乡江南,其文化富灵性与诗意,在独抒胸臆中,也往往洋溢着理性品格、批判意识和启蒙精神。对社会俗见、对经籍、对圣贤成说,江南智者常持反思的态度,独立的见解,显示出可贵的自由思想的风骨。     

江南文化审美品格对南唐词人的影响

江南文化的审美品格对南唐词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山水形胜产生的美感,丰富的生活审美情趣,女子形象的审美提升及在人生政治冲突之外审美空间的开辟。     

试论江南文化精神形成的地理基础

本文主要探讨江南文化精神形成的地理基础。认为江南地区温和湿润的气候、水乡泽国的地形地貌，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稻作和舟船的生产生活方式是制约江南文化精神发展演变方向的基本要素。     

唐前江南概念的演变与江南文化的形成

“江南”在先秦及秦汉典籍中,泛指长江以南、南岭以北的包括今湖南、江西及湖北的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魏晋南朝时则指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尤其是以建康为中心的吴越地区。唐代“江南”已非单纯的地域概念,又是一文化概念。江南文化发源于先秦时期吴越文化,又是晋唐时期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新文化。     

析《哀江南》戏曲语言的双重审美特征

“哀江南”作为《桃花扇》余韵的收束之曲,其绵远幽清、情韵合一的特点,代表了中国古典戏曲语言审美的内在价值和转折意义,理解戏曲韵文中的抒情语言和中国传统诗性语言之间的紧密关系,对现代的汉语叙事和抒情功能表达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论教学的诗性

教学具有诗性。教学的诗性美具体表现为教学目标的育人之美、教学过程的心灵栖居之美、教学方法的灵动之美和教学内容的素材之美。构建诗性的课堂应该成为课程与教学变革的理想追求。     

徐渭及其画论画品中的江南诗性精神

浸染了江南诗性精神的天才艺术家徐渭,以他独立不羁的个性、狂傲不屈的豪情、真我本色的基调,创造出纵横不可一世的水墨大写意画法,使明代后期的画风为之一新。他不仅用他的画诠释了江南诗性精神的内涵,还用纵横涂抹的大手笔为江南诗性精神涂抹了一笔亮丽的色彩。     

于民族文化根性中延展的诗性空间——汤松波诗歌印象

诗人汤松波一直以一种沉潜的姿态寻找着中国诗歌的根,他在对古典文化意境的现代重构中寻根,在对民族文化遗产的诗性演绎中寻根,在对地理文化的重新阐释中寻根,在民族文化根性中延展开了他的诗性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