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代文学观摭谈

隋代文学观，就其基本倾向而言，是为纠正齐梁文风之弊而从一个极端走上另一个极端，矫往过正，具有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但其中亦不乏真知灼见，充分显示出由南朝向初唐过渡的时代色彩。     

略论南朝文坛的“才尽”现象

南朝文坛存在着许多“才尽”现象。这些“才尽”现象从本质上反映着南朝文学由元嘉体到永明体再向宫体过渡的“新变”历程,更深刻地揭示出畸形的南朝文风。南朝文学的“新变”和畸形的文风,这两种力量的合力,促使南朝文学逐渐走向形式主义的道路。这种形式主义的文风一直延续到初唐。     

南朝萧氏父子文学思想成因分析

南朝萧氏父子对儒家的诗教说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接受,在文学与情感的关系上有不同层次的探讨,一致赞同文学由简朴到文华的"新变"趋势,其对"文笔之辨"的讨论在整个文学批评史上都有一定的影响。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父子四人如此既有共性又有差异的文学观呢?本文从梁代社会文化环境的浸润、南朝佛教文化的影响以及齐梁文风的熏陶三个方面分析了南朝萧氏父子文学思想的成因,以求客观公正地遵循文学研究原则。     

论南朝"四史"史臣的文学观

南朝是中国文学与史学共同发展的时期。南朝“四史”即《宋书》、《南齐书》、《梁书》和《陈书》对当时的文学有很多反映,史臣也有一些具体而详细的评价,这主要表现在文德观、丽辞和新变等几方面。史臣对文学的起源俱有阐述,或强调文学的感应,或强调文章的道德意义和社会作用,俱出于对儒家道德的维护。“四史”史臣还以“丽”为中心的词语来评价史传人物的文学风格,说明他们已经注意到南朝文学重辞藻、重对偶、重音律的审美追求。史臣注重描述文学的发展变化,或选取具体作品来增进说明,或直接表达对文学新变的看法;既有对当时文学主流风格的反映,又有不谐之音的记载,体现出史臣的博瞻远识。     

江淹"爱奇尚异"发微

江淹是我国南朝诗人、辞赋家,在南朝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江淹自言其“爱奇尚异”,这种爱奇尚异的性格与当时仰慕奇人异士、追求高妙雅致的社会风尚有关,又与追求新变、追新求异的文学风尚有关。这种性格也影响到江淹的处世交友和文学风貌。     

论宫体诗及其初唐新变

宫体诗又被称为南朝艳歌,它在南朝的文坛上可谓是姹紫嫣红。宫体诗作家们创作了众多作品,其中不乏表现纯情、真情之作。宫体诗在南朝之后并没有销声匿迹,而是在人们的继承中不断进行着新变,这一点在初唐表现得最为突出。由于时代和社会背景的不同,宫体诗从描写的内容、表现的手法,以及作者群都发生了改变。新变后的诗体既符合当时人的审美,也符合大唐一统的气象,为迎接盛唐诗歌时代的到来做了充分的准备。与此同时,宫体诗也彻底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在新变中求得了重生。     

论宫体诗及其初唐新变

宫体诗又被称为南朝艳歌,它在南朝的文坛上可谓是姹紫嫣红。宫体诗作家们创作了众多作品,其中不乏表现纯情、真情之作。宫体诗在南朝之后并没有销声匿迹,而是在人们的继承中不断进行着新变,这一点在初唐表现得最为突出。由于时代和社会背景的不同,宫体诗从描写的内容、表现的手法,以及作者群都发生了改变。新变后的诗体既符合当时人的审美,也符合大唐一统的气象,为迎接盛唐诗歌时代的到来做了充分的准备。与此同时,宫体诗也彻底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在新变中求得了重生。     

唐代诗人笔下的“玉壶冰”

"玉壶冰"是古代诗歌常见的一个意象,其含意之丰富,文化意蕴之深厚可见一斑。单就唐朝而言,诗人笔下的"玉壶冰",就有以下几种情况:或以玉壶冰写人品之高洁、或以玉壶冰喻感情之纯洁、或以玉壶冰喻吏风之清正、或以玉壶冰喻诗文之清新、或以玉壶冰言才能之高超、或以玉壶冰喻女性形象之清秀。     

南朝咏物诗的审美价值

南朝时期是我国咏物诗的繁荣时期。据不完全统计，齐梁以前上溯到《诗经》，留存下来的咏物诗不到五十首，而南朝时期的咏物诗竞高达三百多首，并且其审美触角所涉及的物象种类大为扩展。这一特殊文学现象的出现，既是文学本身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南朝诗人独特的生活环境、创作环境、新变文学思想、独特审美心态以及客观事物取得独立审美价值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以下从南朝咏物诗的审美对象、审美内涵及审美表现三个方面加以论述。     

宫体诗与花间词文本生成背景比较解析

宫体诗形成于南朝,花间词孕育于晚唐五代,而二者产生的原因与背景极为相似。南朝与晚唐五代的政治、经济、地域、文化等因素所形成的时代风尚,直接刺激了情歌艳诗的发展;朝代更迭与政权割据促使文人享乐意识萌生;具有鲜明特色的地域文化与追求新变的文艺思潮使得文学作品表现出个性的张扬和情感的释放。     

齐梁文坛的萧统与萧纲

文章介绍了齐梁文坛的三派：复古派、折中派和新变派。着重介绍昭明太子萧统是折中派的代表，这一派的特点是基本上肯定魏晋以来骈体文学的发展，重视文采，重视雅正，主张文章要华实相扶，文质彬彬。新变派以萧统的同母弟萧纲等人为代表，这一派肯定南朝文学的新变，不像汉儒那样强调教化和美刺，侧重于抒发情性和陶冶性灵。     

官体诗与花间词文本生成背景比较解析

宫体诗形成于南朝，花间词孕育于晚唐五代，而二者产生的原因与背景极为相似。南朝与晚唐五代的政治、经济、地域、文化等因素所形成的时代风尚，直接刺激了情歌艳诗的发展；朝代更迭与政权割据促使文人享乐意识萌生；具有鲜明特色的地域文化与追求新变的文艺思潮使得文学作品表现出个性的张扬和情感的释放。     

元曲的鉴赏与翻译——元曲翻译中的"留白"

元曲,就其数量而言,难与48 000余首唐诗等量齐观:就其格律平仄而论,亦难与20 000余首宋词媲美齐肩。然而,就其独特的体裁和艺术成就而言,将元曲、唐诗和宋词视为三足鼎立的文学高峰不无道理。清末学者王国维在其《宋元戏曲考·序》中言称:“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五焉者也。”元曲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也正是其重要的地位决定了元曲翻译研究的必要性。     

略论四萧的文学观

在中国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上,南朝梁代四萧(萧衍、萧统、萧纲、萧绎)具有重要地位。萧梁时代成就了我国文学的几件大事:出现了空前的文学专论《文心雕龙》和《诗品》,编纂了大型的诗文总集《昭明文选》和《玉台新咏》,提出了声律论和文笔之分,在文学的新变中产生了文采华美的骈文和宫体诗。然而,由于儒家诗以言志和文以载道传统观念的桎梏,千百年来中国封建文人多贬抑四萧,至今仍有不少人囿于传统观点,对四萧不屑一     

琅邪王氏与南朝文学关系考论

永嘉南渡后,北人南迁,江南地区迅速发展成为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南朝文学以其艳丽的内容、精工的艺术技巧引领着当时文学发展的方向。琅邪王氏文人借助本家族在书法、音乐等文化艺术方面的优势,敏锐发现并积极实践一些新的文学创作方法,如在诗歌中积极践行声律理论,在散文和辞赋创作中追求唯美化。琅邪王氏文人的文学创作,不仅符合南朝文学新变的发展方向,也极大地推动了文学自觉的进程。     

论南朝骚体文学艺术上的新变

南朝骚体文学艺术上的新变，是当时唯美主义文学革新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新兴的诗歌影响激活的结果。此时期骚体的变革主要侧重于形式体制和表现艺术，其方式并非绝然的否定，而是继承摹仿与出奇求新并行。就形式体制而言，骚体与诗体、赋体紧密融合，形成了一种句式灵活、声韵流转、摇曳跌宕的特殊风格；就艺术表现而言，南朝骚体特别注重语言的锤炼、声色的追求、意象的选择、意境的营构，具有明显的时代特性和诗化倾向     

简洁隽永形神毕肖——试析《世说新语》的人物刻画

《世说新语》是我国最早的一本志人小说集,由南朝宋刘义庆（403～444）编撰而成。内容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36门。分类记事。主要记载了魏晋时期文人名士的轶闻隽语．从中可以体察到那个时代的政风俗尚和士族阶层的精神风貌。同时,又极具文学价值．其创作成就代表了当时小说创作的最高水平。下面仅就其人物刻画问题．做一些粗浅的分析。     

论裴子野的文学观

裴子野在齐梁文学史上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人物,在追求“新变”,讲究“吟咏情性”的南朝,他高举“复古”大旗,重提“劝美惩恶”的诗教功能,以史家发展的观点来评价齐梁文学,对五、四言诗的发展与文笔的演变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因此,在看到其复古思想存在局限性的同时,也不应忽视他在当时文坛的拨乱之功。     

由音乐文学史视角观照李颀音乐诗的因与革

王褒《洞箫赋》在枚乘《七发》首发的基础上,开创了音乐文学的写作程式。南朝始有音乐诗,然难出宫体文学的窠臼,重娱乐、尚写实而缺少与表演者情感的共鸣,甚至流于戏谑、轻佻,因而格调不高。李颀音乐诗虽因袭音乐赋的程式,但在情感方面,能与演奏者共鸣,从而提高了音乐诗的格调与品位;在音声摹写方面,或以听觉意象拟音声,或以视觉意象拟音声,或以视听交织意象拟音声,这些艺术手法成为此后音乐诗摹写音声的不二法门。     

江淹才尽与永明新变文学思潮

南朝时期文学追求新变的思潮很盛，永明体诗歌便是这股风气影响下的重要产物。而江淹的文学思想带有明显的复古色彩，他对前人借鉴较多，对永明体诗人缺乏认同，江淹才尽便是永明文学思潮在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后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