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现市民阶级的意愿与理想——谈《水浒》“梁山聚义”的性质

多年来,各家文学史著作一致认为,梁山聚义的性质为农民起义。中科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认为:“《水浒》是一部反映农民阶级斗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小说。”“排座次是整个农民起义事业的一个高峰。”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认为:《水浒》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农民起义的小说”。粱山泊聚义排座次,“描绘了农民‘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社会理     

曹雪芹祖籍问题考辨

关于《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籍问题,截至目前为止,有两种意见引起论者的重视,那就是“丰润”说和“辽东”说。 曹雪芹祖籍“丰润”说,最早是1931年李玄伯在《曹雪芹家世新考》一文中提出来的。此后提出此说的,是署名“守常”者于1947年12月4日在北平《新民晚报》“北海”版上刊登的《曹雪芹籍贯》一文,这篇短文进一步明确提出“曹雪芹上世本为丰润人”。但真正为“丰润”说奠定基础的是周汝昌先生。周先生于1947—1948年草     

曹雪芹祖籍问题考辨

关于《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籍问题，截至目前为止，有两种意见引起论者的重视，那就是“丰润”说和“辽东”说。     

曹雪芹对李贽文学观的继承与发展

曹雪芹的小说观察受李贽学观的影响,《红楼梦》的创作态度及创作原则与李贽的学观一脉相承,又有所创新发展,曹雪芹的“亲睹亲闻”,“取其事体情理”,“新奇别致”等小说创作主张,以更新的学理念,拓展了小说的审美思域,在小说理论史及小说美学史上作出了重要贡献。     

曹雪芹对李贽文学观的继承与发展

曹雪芹的小说观深受李贽文学观的影响。《红楼梦》的创作态度及创作原则与李贽的文学观一脉相承,又有所创新发展。曹雪芹的“亲睹亲闻”,“取其事体情理”、“新奇别致”等小说创作主张,以更新的文学理念,拓展了小说的审美思域,在小说理论史及小说美学史上作出了重要贡献。     

论李密——兼与孙达人同志商榷

一问题的提起长期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史学界不少论者都把李密看作反面人物,并将其从中国古代农民起义领袖的队伍中“开除”了。孙达人同志的《论隋末瓦岗农民起义军的失败》一文(载《思想战线》一九七八年第二期),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证。尽管孙达人同志说:“在历史研究中,对某个具体的历史人物下一个肯定或否定的判语不是我们研究的目的”,但他在自己的文章中却给李密这个具体的历史人物下着一个清清楚楚的判语,即全盘否定。他首先从“原则”上肯定了“认为李密始终没有改变自己的阶级立     

要“宽宏大量”——读《红学史话》有感

韩进廉同志住《红学史话》(一)中写道: “一九二○年后,隐晦已久的曹雪芹身世大致考定,反动文人胡适为了贬低《红楼梦》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硬把曹家和贾府,曹雪芹和贾宝玉混为一谈……”“反动文人胡适出于其反动的政治目的,喊‘白话’,抓‘热门’,大搞小说考证。一九二一年抛出了《红楼梦考证》。他依靠‘孤本秘籍’对曹雪芹的家世和生平作了如下的判断:……这些判断大致正确。”读后深感其词闪烁,深文周纳。其一,“隐晦已久的曹雪芹身世大致考定”,这是“新红学”的贡献。由谁考定?主语不明。其二,“反动文人胡适出于反动的政治目的”,却“大致正确”地判断了曹雪芹的家世和生平,岂非咄咄怪事?     

秦可卿是《红楼梦》的“败笔”吗

秦可卿是《红楼梦》中形象不够丰满的一个重要人物，有人因此认为秦可卿是曹雪芹“一时的败笔”。从秦可卿与小说主要人物之间的关系分析，这个人物集中体现了作者创作意图与主旨，是《红楼梦》的纲领性人物。     

从美学和历史的角度厘清新现实主义小说--新现实主义小说批评综述

新现实主义小说是20世纪末中国文坛的一个重要文学现象.对这种文学现象，众说纷纭、褒贬不一。有的论者认为是“现实主义冲击波”,有的论者将其认定为“现实主义的回归”或“回流”或“回潮”，有的论者称之为“新现实主义小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创作的深入和发展,这种论争一直没有止息。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对关于新现实主义小说的论争进行综述,厘清其优劣,对发展21世纪文学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     

言情——文学流行的题材

除了武侠与侦探小说外,言情小说也是流行小说的一个重要品种.言情文学的历史由来已久。早在小说之前,言情就是诗歌的重要题材。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首篇《关雎》,就是一首情诗;后来南北朝流行的民歌,更是“无妹无哥不成诗”;到了古典诗歌的黄金时代——唐朝,男女之情又成为诗人发挥才华、咏吟性灵的一个重要题材,如白居易的《长恨歌》、李商隐的《无题》等;与唐诗相比,宋词中有更多的言情篇章,比如柳永,就是写爱情词的大家,李清照、朱淑真也都是写情高手。到了元明清,相继出现了以爱情为题材的戏曲、小说,王实甫写出了《西厢记》,汤显祖写出了《牡丹亭》,曹雪芹写出了《红楼梦》,张生、杜丽娘、贾宝玉都成了爱情辞典里的文     

略论鲁迅的《红楼梦》性质观

鲁迅对中国古典小说进行过深入研究，尤其对曹雪芹的《红楼梦》颇具真知灼见，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定《红楼梦》为“人情小说”。笔者主要从题材取向、命意取向、故事取向、价值取向四个方面论述了《红楼梦》作为人情小说的基本特征，肯定了鲁迅对《红楼梦》研究的独特贡献，指出他是曹雪芹的真正知音。     

生活·艺术·创新——试论曹雪芹的创作思想

《红楼梦》是我国古典小说中思想性和艺术性结合得最好的一部作品，是曹雪芹留给我们的一宗极其宝贵的思想财富和艺术财富。作为一个卓越的现实主义艺术大师，曹雪芹不曾写过什么小说作法或文学概论之类，但他以毕生的心血精力创作的《红楼梦》这部作品本身正是他伟大的艺术实践，其中生动地体现着他的创作思想和文学见解。特别是小说第一回的楔子对于了解曹雪芹的创作思想、探索曹雪芹观察和概括生活的奥秘是很有意义的。作者关于将“真事隐去”而用“假语村言”敷演故事的主张；关于再现生活必需“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的主张；关于打破熟套以求“新奇别致”的主张，都是作者现实主义创作思想的重要内容。它贯串在《红楼梦》的整个艺术创造之中，启示我们去正确理解作家创作经验中那些带规律性的东西。     

爱君诗笔有奇气(续)——曹雪芹诗词成就简说

曹雪芹是诗人,他的诗才还表现在《红楼梦》中所写的大量“诗论”上。这些“诗论”虽然如同小说中的诗词曲赋一样是书中人物说的,应该与曹雪芹专门写的“诗论”有所区别,但我们把小说中的“诗论”与敦氏兄弟、张宜泉等人对雪芹诗词的     

金庸小说——在传统文学与新文学的交汇点上

如“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凡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侠小说.这绝非过誉之词.金庸小说的读者层面之广,覆盖面之大,确实令人咂嘴.《金庸传》中有一段评论的话,是对金庸小说的最高称赏:“在中国文学史上,只有两位作家的作品,真正做到了家喻户晓,真正做到了写尽中国人的人生:一是曹雪芹的《红楼梦》,另一便是金庸的武侠小说.”     

从《红楼梦》的改编看文学研究的科学方法

电视剧《红楼梦》最重要的特点是尊重曹雪芹的原作,对于曹雪芹在八十回之后没有写的情节,尊重曹雪芹在前八十回中暗示与埋伏的意向,而与高鹗所补后四十回有极大不同,与主要根据高鹗本改编的越剧《红楼梦》及其电影也都有很大的不同。这使人们集中思考这么一个问题:这样做有何得失,有何重要意义。电视剧《红楼梦》着重写了贾家由盛到衰的过程。抄家之后的描写真实表现了原小说作者曹雪芹在作品中流露的悲凉之感、虚无情绪。这对我们认识一个贵族家庭的悲剧,体验曹雪芹对人生的     

人生的幻灭返真，心路的变化历程--《红楼梦》“空、色、情”解读

《红楼梦》中“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四句是作者曹雪芹放在小说前面对小说创作主旨的概括,它是从形而上的角度对生命及人生思考的结果,同时也是借空空道人的心理变化对小说主人公贾宝玉生命的心路变化历程作概括。曹雪芹想要表达的小说主旨既不是一般理解的“四大皆空”的虚无,也不是为谈情而“大旨谈情”,这些都只是表象。作者是以一个“翻过筋斗来的”一种人生大智慧来审视：世事无常,无常即苦,这就是佛学所讲的“空”,是对人生、生命的关照和生命意识的思考。     

论《庄子》的卮言和道家小说

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人一提起小说,就会想起《庄子·外物》中的一句话:“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这是“小说”一词在中国典籍中的第一次出现。但这“小说”与我们要研究的文学体裁之一的“小说”是何种关系还是个问题,因而这个词的出现并不能证明中国小说产生的时代,正如《列御寇》篇说“无几何而往则户外之屦满矣”,这“几何”一词并不能说明《庄子》与几何学的出现有什么关系一样。不过,     

版本与评点研究的合璧之作——评曹立波的《红楼梦东观阁本研究》

“是书,就有版本问题。”[1]《红楼梦》的版本问题也是随着《红楼梦》小说的产生就出现了,并且由于其复杂性与重要性,一直是红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但一直以来,《红楼梦》版本研究存在着重脂轻程的倾向,大部分研究者都认为程本是经过后人删改加工的产物,相比之下脂本更接近曹雪芹     

曹雪芹与《红楼梦》文体

《红楼梦》文体包括散文与韵文两部分,散文(即小说)是主导文体,韵文是辅助文体。曹雪芹选择白话小说这一俗文体,与宋代以来的俗文体作家遭遇及心态有共通性,但也有其特殊性,后者的作用更重要。由于叛逆性不彻底,曹雪芹既想“按头制帽”,又想“揣大家高唱”,导致自相矛盾,这点在诗上表现尤为突出。曹雪芹在《红楼梦》中运用白话的成就和运用韵文的矛盾,预示了白话文体的兴起和文体走向纯净化的趋势。     

曹雪芹与《红楼梦》文体

《红楼梦》体包括散与韵两部分,散（即小说）是主导体,韵是辅助体,曹雪芹选择白话小说这一俗体,与宋代以来的欲体作家遭遇及心态有共通性,但也有其特殊性,后的作用更重要。由于逆逆性不彻底,曹雪芹既想“按头制帽”,又想“揣大家高唱”,导致自相矛盾,这点在诗上表现尤为突出。曹雪芹在《红楼梦》中运用白话的成就和运用的韵的矛盾,预示了白话体的兴起和体走向纯净化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