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初期白话诗的"直言"形式和"以文为诗"的创作方法

由于从西方传入的“直言”方法与“五四”新诗人以思想解放为特色的文化心理相吻合，因此“直言其理”、“直言其事”、“直言其情”被大量地运用于初期白话诗的创作之中；胡适的《尝试集》中的诗歌十分突出地采用了这种“直言”形式。另外，以“五四”时代思潮为精神底蕴的初期白话诗，也在自宋以来的“以文为诗”的线索中找到了新诗“直言”形式与传统的内在联系；“以文为诗”一方面为初期白话诗建立了一种更适合于表现新诗人精神世界的新形式，另一方面，初期白话诗试图通过“以文为诗”达到“借历史以正名”的目的，这一事实本身，也从一个特殊的角度体现了新诗对传统诗学“话语原型”的“重温”，反映了新诗与传统诗学必然的“血缘”联系。     

斩不断的"血缘"--略论初期白话诗的民歌风味和"比"、"兴"的运用

由于传统诗学对初期白话诗人审美心理的潜在影响，使得他们在进行新诗创作的时候，较多地借鉴了传统诗歌的诗境构造方式、语言形式，和“比兴”手法，因此一部分初期白话诗体现出了比较突出的民歌风味。传统的“比兴”在初期白话诗中的运用已经远远超出了其表层的“修辞学”的意义，体现了中国传统诗学审美思维方式的内在引力，生动地展示了在“汉语言文学”这一大文化背景下汉民族诗歌的“特殊话语形式”对新诗的原型影响；同时，这种运用也显示了新诗在表现方法上的无限发展空间。     

浅谈象征主义对中国早期白话诗的影响

象征主义起源于19世纪中叶的法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传入中国后,对中国的早期白话诗产生了重要影响,形成了以李金发为代表的早期象征派诗,刺激了中国白话诗向新的领域拓展。     

从译介的视角探源20世纪初中国新诗的几种形式

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的中介。五四时期中国新诗人多数是译者,他们的译诗和创作密不可分。译诗,借它山之石改革旧诗体,对中国新诗起着启发作用,催生了中国新诗新鲜形式的出现。自由体、小诗、新格律诗、象征派诗歌等形式都能在外国诗歌中找到原型。     

胡适的新诗理论与批评

作为"五四"文学革命先驱者之一的胡适,在新文学的理论建设和批评实践上具有开拓之功.特别是其新诗理论与批评,其影响和贡献并不亚于他的白话诗创作.他为中国现代诗歌理论与批评提供了极富启发性和借鉴意义的课题与范式,是留给后人的一笔极为宝贵的财富.     

浅谈郭沫若与徐志摩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诗歌特色

郭沫若与徐志摩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新诗创作中浪漫主义的典型代表,文章从他们创作的承继与连贯,对新诗创作的影响以及他们诗歌创作的异同等方面进行了分析,通过对郭沫若与徐志摩诗歌创作特色的比较展示了浪漫主义在中国新诗的发展以及诗人对新诗繁荣的影响与推动。     

和中国古典诗词相似的几首英美诗

英美诗从它的表层结构,即格律、音韵来看,和中国古典诗词很不相同;但从它的深层结构,即题材、意境、形象以及修辞手法等方面来看,却和后者有很多相通的地方。有的英美诗,翻译成文言诗,如果译笔高超,简直同我国古典诗词无大差别。这种现象大概可以用诗歌的共性来解释吧。外国诗当然以译成白话诗为宜,但有一些译成文言诗也不逊色。如斐多菲的一首译成“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却意外地成了超过所有白话译文的夺魁精品。我在下面也试着用文言文翻译几首英美诗,目的在于和一些中国古典诗词作比较,供读者鉴尝玩味。我们知道,男女间的生离死别,是中国古典诗词的一个重要题材,而眼泪则往往是     

断裂:现实主义传统与当代诗歌

谢冕同志在《断裂与倾斜:蜕变期的投影》,《极限与选择:历史积淀的导向》等一系列论新诗潮的文章中认为:中国现代诗歌在向当代的过渡中,由于多种历史原因,造成了五·四新诗传统的断裂现象,他论证的支点是“新诗改变了五·四时代的开放体系”,认为“新诗艺术的模式化宣告了艺术的倒退、新诗由于自身的变异而宣告了发展的极     

从“散文的美”到“文字的画”——论艾青的诗美建构及其探索实践

与新月诗人一样,艾青对于现代新诗的诗美建构贡献巨大。他以诗的散文美建设为契机,为新诗带来亲切、自然、生动、新鲜的口语美的个性化语言;也带来错落有致、交互变化样态的具有真正的非格律化倾向与自由化倾向的自由诗旨趣的诗的散文美。他的绘画经历及其艺术家主体修养,使他给新诗带来色彩的美、意象的美、意境的美,把古典诗歌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创造机趣赋予了新诗,从而使他的新诗达至文字的画的境界。在这些诗美探索的基点与高点上,艾青创作出了如《大堰河,我的保姆》《北方》和《我爱这土地》等具有了精工品格的自由体诗,把胡适、郭沫若以来的自由体推向了成熟,达到了至今难以企及的高峰。     

不可逆转的变异的开端——略论初期白话诗中"比"的变异

一部分初期白话诗人由于受"五四"时代背景下特定文化心理的影响,其诗中的"比"与"兴"的方法受到了"象征主义"的强烈冲击,产生了极其明显的"变异".首先是"比",因为"象征性思维"的介入,一部分白话诗舍弃了传统的"近取譬",较多地采用了更适于表现象征性主题的"远取譬"方法,拓展了"比喻"思维的想象空间.     

从抒情功用上看现代白话诗的贡献与偏差

中国现代白话诗有过偏于言志的现实派、偏于哲理探索的小诗派、偏于主观抒情的浪漫派等,各有贡献和偏颇。诗之本真还应当是以抒情为主。应该是一种＂内敛式＂的,并能引人思索的抒情而绝非一望无余式的渲泄。     

论蒲风的诗歌创作

蒲风是“中国诗歌会”的中坚分子和代表诗人。他为我国新诗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概括地说来:第一,他自觉以诗歌为武器配合现实斗争,反映了农民的痛苦斗争,开拓了诗歌题材的新领域;第二,他有意识地提倡诗歌大众化,促进了诗歌与群众的结合,为探索新诗的发展道路进行了可贵的尝试。     

自由新诗与格律新诗的争论及其解决

自由新诗与格律新诗自发生以来就争论不断。自由与格律是相对的,也是并存的,如何进行诗体重建仍然需要不断的理论与创作实践探索。自由新诗与格律新诗在诗行排列、节奏音韵等形式方面各有优势与局限。百年来,自由新诗与格律新诗针对节奏、音韵等形式问题争论不断,部分自由体诗人也对自由新诗的形式问题进行反省、纠正。现代格律诗学受到越来越多关注,成为新诗发展的的新趋向。     

中国新诗的诗意失落与寻找

中国是诗的国度,汉字是象形文字,汉语天然具有诗性。而在中国新诗的发展历程中,一度以"声音"为中心,使得诗歌走向抽象化,后经过一代代优秀诗人的努力,终于恢复了汉字在诗歌中的地位,重拾了丢失的诗意。     

“朦胧后现象”浅析

70年代末80年代初勃兴的“朦胧诗”,是中国当代诗歌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艺术革命.它由受非议——让步——承认——获得较高评价,走过了一段较长的被认识、被认同过程.今天看来,“朦胧诗”的最大功绩就在于,它从根本上恢复了诗的审美特质.而从80年代中期开始,当代新诗再次发生激变,又出现了以“朦胧诗”为否定目标的“朦胧后现象”(又叫“新生代诗”、“第三代诗”、“后崛起”等).1986年《深圳青年报》和安徽的《诗歌报》联合举办的“现代诗群体大展”,就是这股诗潮的第一次     

郭沫若和他的诗集《瓶》——兼谈郭沫若艺术个性的本质特点

在以“五四”为开端的中国新文学运动中,郭沫若的名字和他的诗集《女神》联在一起。当1919年他开始新诗创作,并且陆续在《学灯》杂志上得到发表的时候,他的诗立即赢得了世界读者。日本著名的文艺批评家厨川白村说他的诗具有真正的近代情调;也是著名诗人的闻一多说他的诗表现了“二十世纪的精神”;中国现代诗派的著名作家施蜇存说“郭沫若先生的功绩是在建设了新诗的精神”;早于郭沫若《女神》,结集出版了《尝试集》的胡话,与郭沫若第一次见面时自愧弗如地说:“要我们郭先生才是真正的新,我的要算旧了”。1921年9月,郭沫若结集所作新诗为《女神》出版,他立即成了国内青年狂热崇拜的对象。《女神》所表现出来的对于旧的彻底破坏,对于新的大     

从感性的碰撞到学理的输入 ——论早期外国诗歌译介与诗学研究的展开

自新文学革命至1923年前后,翻译和介绍外国诗歌、输入西方诗学原理的著作如井喷般不断涌现,中国诗坛显现出拥抱世界的气象.这些早期译介活动的意义和贡献主要是"放大了诗的眼光",而诗学原理与研究方法的引进,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和训练了新诗人与读者们对待诗歌的眼光.从诗学层面看,依仗了世界风潮,或者说"西洋血脉与精神",中国诗...     

民间取向在新诗发展历史中的具体表现

民间取向是新诗在发展过程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现象性特征 ,具体表现在新诗的题材选择、语言的通俗化运用和诗体的民谣化努力三个方面。在实际的运用中 ,这一取向凝聚了诗人关于新诗发展的许多建设性思考 ,但由于外在非诗因素的不断干扰和掺杂 ,也带来了许多负面的影响和危害。     

多情自在不言中——卞之琳《无题》五首选三分析

以戴望舒和卞之琳为主将的现代派诗是一股追求“纯诗”的文艺思潮,是在三十年代前期逐步形成,在三十年代中期臻于成熟的一个新诗流派。这一诗派的创作,师法西方现代派,承继中国古典诗词,注重意象的契合,以象征的手法造成意境的朦胧美。比较起来,戴望舒的诗有柔婉秀丽的抒情魅力,属主情派。卞之琳的诗有深沉冷隽的哲理意味,属主知振。     

现代新诗的白话选择及其引发的问题

在新诗的发韧时期,白话的选择和使用是一种富有意味的重大历史举措。白话的接受,一方面是环境的外在驱动,一方面则因缘于当时汉语诗歌本身的实际情形。它使汉语诗歌实现了一次革命性的变化,完成了由古典向现代的过渡,但与此同时,它也为汉语诗歌的发展带来了种种问题,从内在制约了后起诗人为新诗的发展所做的种种努力。所以,如何创造一种如周作人所言的“把中国文学固有的特质因了外来影响而益美化”的既“融化”而又“独创”的新诗语言,便成了新世纪的中国诗人们需要认真思考并探索的一件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