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材中心论”下的研究性学习不是研究性学习——与刘俊利先生商榷

《历史教学》2004年12期刊登了刘俊利先生的《基于实践的研究性学习反思》。文章针对目前实践中的历史学科研究性学习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如研究性学习要有正确理论的指导；主阵地应在“课堂”；倡导“标准”下的“多元”；强调研究性学习的灵魂是“问题”等。本人总体上十分赞同这些观点，并对刘先生这种反思行为感到欣慰。因为历史学科研究性学习还处于起步和不成熟阶段，需要我们大家关注探讨。但对文中有些具体观点不敢苟同，     

“体验式学习”与研究性学习——兼与刘俊利先生商榷

《历史教学》2005第1期刊登了刘俊利先生《基于实践的研究性学习反思》，对于研究性学习主阵地在“课堂”；“标准”下的“多元”；灵魂是“问题”等认识，本人原则上认同。但有些具体问题的看法不敢苟同，如“体验式学习不能归属研究性学习范畴，它与探究式(研究性)学习、有意义接受式学习一起构成当前中学历史学习的三大主要学习方式。”我认为至少在认识上有以下三个误区：     

"研究性学习"课程保障初探

"研究性学习"课程顺利实施需要有明确的保障主体和有力的保障措施.教育行政部门、社会各界和学校是"研究性学习"课程保障的三大主体,它们各自承担着不同的职责,共同完成"研究性学习"课程的保障任务.     

研究性学习方式与研究性学习课程的内在联系

一、二者所倡导和采用的都是研究性学习这种方式。 二、二者的终极目的都指向学生的个性发展,尽管直接目的有别。 三、研究性学习课程是学科中研究性学     

如何挖掘语文教材进行研究性学习

传统的课程观是以教材为核心,以知识为体系构建而成的。新的课程观则是以能力要求为目标,以主动性和实践性为特征,把教材的内容看作是培养学生能力的载体。这就要求教师由教材知识的传授者,转变为课程资源的开发者和使用者,灵活地使用教材,这种新课程观是与研究性学习的要求相一致的。现在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崭新的时代,培养的是未来的创造性人才,在教学实践中合理利用语文教材进行研究性学习已成为探讨的焦点。     

研究性学习方式与研究性学习课程的不同内涵

作为一种学习方式,“研究性学习”是指教师不把现成结论告诉学生,而是学生在教师指导下自主地发现问题、探究问题、获得结论的过程。     

依托教材 提升物理研究性学习效率

针对学生无法有效选题的现状,提出教师要引导学生对教材进行深度钻研,挖掘值得研究的问题,以此来推动学生更好地选定研究方向,高效地展开科学探究,达成借研究性学习发展学科核心素养的目的。     

刘应秋送别诗论略

刘应秋的送别诗内容丰富,情感饱满。送友人赴边和赴任之作表现出对友人的鼓励和劝勉;送友人归山隐居之作则表现出对归隐淡泊平静生活的向往和怀才不遇之同情;与官场朋友告别或文人间的惜别则感激慷慨。在艺术技巧上,其诗歌结构灵活,意象典型。从刘应秋送别诗中,可见其不同寻常的生活状态与心路历程。     

对《十八策》的质疑——与留葆祺先生商榷

刘基不会在《八十策》中提出“假韩宋名号”。从仅有的两条史料史可以证明。一是对韩林儿的“不拜”，表明刘基对宋政权的态度：林儿是傀儡，韩守政权已走向败亡。一是不同意朱元璋救安丰，表明刘基对朱元璋创建新政权的企望，一定要确保朱元璋的帝位。     

刘寅初先生年谱

刘寅初先生是安康现当代著名的诗人兼教育工作者。他一生参与、见证了中国社会巨大的历史变迁,并用诗词记录了自己的奋斗历程和情感体验。整理研究刘寅初先生年谱,将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其诗歌,同时也为研究安康近现代诗人群体提供了翔实的史料。     

刘邦身世考辨--兼与王云度先生商榷

针对王云度先生所说的“刘邦是私生子”，“与太公并无血亲关系”，“刘邦从小备受家里人歧视”，并说这是“司马迁透露给我们的信息”云云，本文提出质疑：探讨龙文化与刘邦的“造神”依据，司马迁的“天人观”以及刘邦与家人的关系诸方面，指出王先生的“新说”系源于对司马迁《史记》文本的误读，其结论不能成立。《高祖本纪》所载“龙种”传说，目的是为刘邦“应天受命”，成王作帝提供理论依据。     

刘节先生及其《日记》

已故著名史学家刘节先生在古代史、古文字学和古器物学、先秦诸子思想、史料学和史学史等领域均有重要建树.他于1927年成功地运用比较归纳法,论证<尚书·洪范>篇撰成于战国时期,此说后来被学术界普遍接受.所著<中国史学史稿>被名家誉为"必传之作".<刘节日记>起于1939年元旦,迄于1977年5月6日(辞世前两个半月),记载了先生数十年的学术经历和心路历程,尤其是生动地表现出他以惊人的毅力潜心钻研学术的精神,以及关心学生、热心提携后进的高风亮节,读之令人敬佩不已.     

“顾名思义”还是“循名责实”？——与马执斌先生商榷

《历史教学》2005年第6期上发表了马执斌先生的《树立新的历史教材观是当务之急》。文中，马先生对课程标准的由来，叶圣陶对“课程标准”的看法，以及正义原则的“永恒”性等进行了“顾名思义、循名责实”的阐发，并作为进一步推论的重要依据。“顾名思义”是根据已有的经验和知识“想”出来的，“循名责实”是以未知为前提，“求”出来的，两者本不是一个意思。笔者也借用这两个词汇，求证马先生的立论，与马先生商榷。     

这是“新的历史教材观”吗？——与马执斌先生商榷

本刊上期发表了马执斌先生的《树立新的历史教材观是当务之急》，与此同时，广东的《中学历史教学》第6期刊登了马先生的另一篇文章《围绕一个研究性学习案例的对话——再驳(鸦片战争也应有维护商业的性质)》。在这两篇文章中，马先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一、教材的概念包括课程标准；二、课程标准的核心是课程内容，课程内容具有法律约束力；三、课程标准比教学大纲具有更严格的规定性。马先生由此认为，即使在研究性学习中，也不能讲鸦片战争有维护商业的性质。本刊编辑部重视这个讨论，因为它不仅是涉及鸦片战争性质的个案问题，而是反映了不同的课程理念和教学观念等关系新课程改革的根本性问题。聂幼犁先生不同意马先生的看法，著成此文，正面回应，本刊自应采用。杂志是个平台，对分歧的双方应给予同样的机会。希望广大读者关注这场争论，辨别双方的论点和论证的依据。如果您有意参加进来，须注意双方的论点和分论点、论据和证伪论据，不要简单地表示赞成与否，或与主题脱节。来稿无论长短我们都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