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类学与周作人的女性观

周作人的女性观与文化人类学关系密切。该文从他在女性观方面对文化人类学理论的吸收和研究方法的采用来进行论述。前者包括文化人类学对周作人灵肉一致女性观、“性”观和相关礼教观的影响，后者包括归纳法、分类法和比较法的采用。     

周作人译述古希腊戏剧的文化策略

周作人是我国译述古希腊戏剧的拓荒与奠基人之一。他胸怀世界化的宏大构想。以创建中国新化、改造国民性为最高鹄的，奉行两个“三角塔”的独特的化艺术观，不仅翻译了古希腊的悲剧、喜剧及拟曲等一批传世之作。而且全面地考究、评述古希腊戏剧的生成、发展、兴衰及其代表性的作家作品。他的译述的化策略突显出孤标特立、卓然不凡的化品格，对于推进新世纪中外化交流，缔建现代的民族新化，仍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与启迪意义。     

新文学的渊源：论周作人的文学史观

本对周作人“二元对峙”的学史观作了具体的分析,对历来围绕这个学史观的讨论作了疏理和澄清,在此基础上,本还重点探讨了周作人与同时期的化激进主义所不同的对新学运动的理解。     

周作人的日本文化研究理论探索

周作人从民俗风情、学艺术到人情义理、宗教信仰、化性格，对日本化进行了广泛深入研究，揭示了日本化的特殊性，构建了一套独特的日本化研究方法和视角，形成了对日本化的深刻认识和独到见解.     

对周作人失节的思想文化解读

周作人晚年堕落变节为汉奸不是偶然的，导致周作人最后堕落的思想化基础是个人本位主义思想。它是周作人作出人生选择与化选择的关键与核心，由此而演泽的“世界民”思想、现世思想、叛徒与隐士的双重人格、隐忍调和的人生态度以厦“唪化至上”的日本化现等思想化因素都不同程度地为他的堕落失节提供了不可忽视的理论依据。     

鲁迅与周作人对日本文化选择的比较研究

鲁迅很少谈及日本和日本化，周作人一生把日本化当作研究对象。探讨二在异化选择上的差异，不仅有助于深入认识鲁迅和周作人，而且在全球化背景下，对异化的选择与研究、交流与传播，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周作人

“五四”新文化运动从实质上说是一场“人的解放”运动,正是出于这一精神的要求,周作人对西方文化人类学充满了浓厚的兴趣．并以此为中心构建了他独特的知识体系。他对中国国民性的富于穿透力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所受到的文化人类学的学科滋养,正是文化人类学使周作人突破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族本位主义”,跟整个20世纪的“人”的觉醒与解放运动完成了精神呼应,它同时也垫高了周作人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国民性的观照视点,使他在中国现代文化史和文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     

周作人与比较文学

周作人的文学观迄今受到了广大研究者的关注,然而,他对比较文学的许多重要观点却还未被发掘。周作人“异中有同,同中求异”的比较方法、尊重文化多元的胸怀以及“和而不同”的比较文学观对中国比较文学作出了不容小觑的贡献,极具当下意义。     

论周作人儿童文化观

作为中国现代史上思想复杂的文化人,周作人用文字诠释了他对于人和人的生存处境的体察。关于儿童文化观的探索是周作人＂顺乎物理人情的自然发展＂,以求儿童解放及他对于人的理想状态的理论追求,也是其文艺观的具体实践之一。     

周作人对日本文化的偏爱及其检讨

在周作人的一生中,日本文化始终受到他的由衷偏爱。对他来说,以"人情美"、诗意、幽默感见长的日本文化堪称完美。然而,正是这种偏爱使周作人放弃了知识分子不可或缺的文化辨识力与批判力。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实施文化侵略、大肆诋毁中华文化的严峻现实,周作人从最初的慷慨陈词、仗义执言转变为三缄其口、退避三舍。最终,周作人放弃了民族气节,沦为文化汉奸,并因此受到了历史的审判与惩罚。     

周作人和他所介绍的西方——从周作人早期著作中的外国人名谈起

“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周作人提出了“人”的文学,这一主张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对西方人文主义的回应。事实上,从他对非主流国家文化的偏爱、对西方经典人物的管窥、对日本文艺理论的汲取三个方面来看,周作人并没有真正接触西方,也未进入西方文化的主流。     

对周作人人性问题的思考

周作人从生物学的角度切入,对人的动物性以及由此而派生出来的个性进行研究和探索,为正确认识人的观念提供了理论基础,在新文化运动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但是,他站在个人主义的视点上,试图模糊和消解国家、民族、阶级等观念以及为调整这些社会关系而产生的各种规范、准则和价值观,这是极端错误的。他留给后人的教训和思索是异常深刻的。     

30年来周作人文集的出版

30年来,中国大陆周作人文集的出版成就斐然。从1981年到2010年,中国大陆共出版各种周作人文集211种。编订周氏文集用功最勤、成就最大的编者要推钟叔河、止庵以及陈子善、张铁荣,具体标志他们成就的是钟叔河编周作人著作集、《周作人文类编》《周作人散文全集》,止庵编《周作人自编文集》《苦雨斋译丛》,陈子善编《知堂集外文》以及他与张铁荣合编《周作人集外文》。故以评述这几套大型文集为主干,然后再从周氏自己编文集、他人编文集、译文集等几个方面加以介绍。时至今日,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惟一一个尚无全集的文学大家,这与他在现代文学史、现代文化史上和读者心目中的地位是不相称的。版本研究和校勘工作最为欠缺和紧迫,制约了周作人文集出版水平的提高。     

西方财税学说的历史渊源探析

基于财税学说产生的时代性,本文指出,研究财税学说不应仅关注学说本身的主张与政策,更应将其置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理解、把握。文章从历史史实入手,将西方财税学说的演进大致分为原始积累时期、自由竞争时期和混合经济时期三个阶段,并分析每个发展阶段的政治、经济背景,以揭示西方财税学说产生的历史渊源。     

孔子中庸思想刍议

中庸是孔子思想体系中的基本内核。作为一个重要的哲学概念,中庸曾被误解为庸俗的中间路线、骑墙主义,这种理解恰恰陷入了伪中庸———乡原的误区。文章意在通过对中庸思想的辨析以正本清源,勘误纠谬,还中庸思想以本来面目。     

论外来文化对周作人生活观建构的影响

周作人将其理想的生活观概括为“生活之艺术”。传统文化是影响其生活观建构的主导性因素。但周作人并未局限于传统,而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吸收外来文化中的合理因素,从而使这种生活观在呈现出“恋旧”的同时并不缺乏“趋新”的因子。     

中国人的中和思维

中和思维是儒家哲学思想“中庸之道”在日常生活里的体现。以往人们对中庸思想的研究多停留在对古籍文献的理论探索上,而少有从心理学角度进行实证性的研究。应对中庸思想在社会上的存在形式、应用途径和实际影响加以研究。     

传统话语下的林语堂和周作人

林语堂儒而道,周作人儒而佛,这使两者的人生选择有了差异。但他们又都疾虚妄、爱常识、尚中庸,集中了中国传统的大智慧,从而体现出对所在时代的多方面超越。     

论蔡元培的中庸观

本文着力探讨蔡元培对中庸之道的理解。蔡元培认为，中庸之道具有中华民族性，三民主义是中庸之道在新时代的运用；作为一种思想方法，中庸之道运用在学术文化上就是兼容并包，中西文化可以融合。     

周作人、林语堂"立人"思想管窥

“立人”是“五四”时期众多启蒙先驱的共同理想,周作人和林语堂也以“立人”作为他们反抗封建制度与封建化的思想武器。他们的“立人”思想主要表现在对“国民性改造”问题的关注,对“科学”的欢呼以及他们的学观念与实践上。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为我们研究资产阶级自由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提供了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