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与周作人新诗创作的异质性

鲁迅与周作人的新诗创作有共性,但异质性更为明显。表现在在新诗审美特性的选择上,周作人强调艺术的美,鲁迅则更强调艺术的真。在新诗的具体创作实践中,鲁迅的诗思在诗美的层面上达于崇高的＂深,＂周作人的诗情在诗美的层面上显示出和谐的＂善＂。     

鲁迅与周作人新诗创作比较

鲁迅与周作人的新诗数量虽然不是很多,但在白话诗的草创阶段却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在新诗尝试和探索的初期,周氏兄弟的新诗都打上了时代精神的印痕,表现出许多相似之处;然而鲁迅和周作人的性格和思想各异,他们的新诗创作在思想内容与艺术风格上的差异也是明显的。     

论周作人的新诗理论与创作——兼谈与其民歌研究之关系

周作人是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作家，也是我国现代白话新诗的开拓者之一。他在文艺论著中提出他的新诗主张，对诗歌的本质与特点，诗的地方色彩、民族特色与个性表现的关系，诗创作对诗歌语言简练、含蓄的要求，新诗人将古典诗歌优秀的抒情传统、表现方法与外国现代诗歌的艺术精神、表现技巧融合以创新的正确态度，以及对中国现代诗歌发展道路的多元化思考等，都作了完整、系统而周密的论述，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新诗创作实践，在中国现代诗歌的初创、构建与变革当中，曾有过不可忽视的贡献和影响。他的新诗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与其民歌研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应该值得关注。     

论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观

站在新世纪中国儿童学发展走向的角度审视了周作人对儿童学的思考。他认为：儿童学只有在承认、理解儿童的社会环境中才能生成；真正的儿童本位作品必须是充满幻想的神奇趣味与游戏愉悦的“忠实记录”；运用这种儿童学作品影响儿童，对培养和提高儿童的基本素质很有价值。这些真知灼见对中国当代儿童学的健康发展和小学素质教育都具有不可忽视的借鉴意义和启发作用。     

论周作人早期对新诗理论建设的贡献

周作人是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的先驱者,他不仅以新诗创作的实绩推动白话文学的前进,同时对建设新诗理论也有自己的见解和认识。诗歌要表达诗人的真实的情思,诗歌的"贵族化"理论和中西融合的诗歌发展之路,都是早期他对新诗理论的重要贡献。这些理论使他成为中国新诗理论建设的奠基人之一。     

周作人对20世纪中国散文创作的贡献

周作人颇具现代性的散文创作是其文学思想重要的组成部分,对20世纪现代中国散文的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及理性启蒙。张扬"言志"派的个性文学创作倾向,强调文艺创作应持守"清醒的理性精神"来呈示人生之"现实感",重申文艺创作应是"为人生"而非"为艺术"。对周作人于20世纪的散文创作中对现代中国文学的贡献作一深入的考论与透视,显得尤为必要。     

论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观

周作人是中国最早发现儿童的人,他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理论的奠基者、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教育价值理论的开拓者、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创作的大胆探索者,他的儿童观、儿童文学观是中国儿童学和儿童文学领域最初的理论建设。他提出的以儿童为本位的核心观点对其他的研究者提供了理论基础。他倡导的以儿童为本位的儿童观,发现并强调了儿童作为生命主体的独特的心理世界和精神需求特征,为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自觉提供了观念上的巨大推动力。新时期以来,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的中心任务是建设与发展,人们最为关心的是儿童文学在促进儿童生理、心理健康发展,推动儿童向理想人格健全发展等方面的作用,强调儿童文学的审美性与娱乐性价值,这与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观可谓是不谋而合,从而又突显出周作人的儿童文学理论体系的独创性文化价值。     

论周作人“五四”时期的文学观

“五四”时期胡适、陈独秀的学革命理论是学呼唤自由的一个先声。而周作人提出的“人的学”观点，确定了新学发展的大方向。他认为西方的人道主义是新学的哲学基础，倡导平民学和贵族学的融合，指出以人生始、以艺术终应该是学的发展规律。     

周作人“五四”时期文学观的基督教影响

周作人是“五四”时期颇有影响的新文学理论家。他在倡导“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等理论主张、译介外国文学,评论作家作品,以及从事新诗和小品散文创作的同时,也向新文坛评介了大量耶稣、基督和《圣书》(即《圣经》,《新旧约全书》),以及基督教的博爱、人道、平等、同情等宗教意识。这些同他接受的西欧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学说、近代民主主义思想一起,形成他“五四”时期文学观念的基本思想材料。研究他接受基督教影响的方式和思想特点,不仅有助于更深刻地把握他当时多方面的文学活动,而且对了解基督教与五四文学的关系也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胡适、周作人文学革命观比较

胡适关注语言工具的变革,建构起白话文学理论;周作人重视文学实质内容的更新,形成“人的文学”观。胡适的白话文学理论,是以实用主义为哲学基础的;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来源于人道主义思想。在文学革命的态度上,胡适属于温和派;周作人更深刻、激进,但也有宽容的一面。总的来看,在五四新文学革命中,胡适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文字改革”,周作人迈出了关键的“第二步——思想改革”。二者在新文学运动中具有彼此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和地位。     

论周作人对沈从文文学创作的影响

周作人早年译介的日本狂言，倡导的“歌谣运动”对沈从文早期戏剧和小说创作有较大影响。而周作人对沈从文最大的影响是其性心理学思想，它直接促成了沈从文自然人性观的形成，并进而影响到他的小说创作。     

平生怀惧思,百一此中寄——由杂诗创作看周作人的文化心理

文化心理是一定社会、时代状况下人的活动的内在法则和存在方式。周作人的杂诗在儒家人生主义、批判气节、人情物理主义和忍过事堪喜几个方面展开。忧惧心理是周作人杂诗文化心理的主要内容,而虎与狼、梦与醉、故园与天河几组意象则集中说明了周作人杂诗文化心理的复杂趋向。     

论周作人的性爱观

在20世纪初提倡女性教育的社会思潮下,基于自己特殊的生活经历,并受与谢野晶子与蔼理斯等影响,周作人开始进行相关女性觉醒题材的文学翻译和创作。其提倡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待性爱,认为应该尊重性爱的个人性,不仅社会无权任意干涉个人性行为,父母也不能对孩子的恋爱和婚姻进行干涉。他剥离了人们强加于性爱之上的种种道德束缚,引导人们正确认识性爱。周作人的思想对于帮助中国女性从封建道德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论周作人作品中审美现代性

20世纪 ,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 ,意味着一种更具包容性新文学史范畴的形成。审美现代性在文学现代转型这场大的文艺学超越中的意义过去是被忽视的 ,但正如巴赫金用“众声哗然”所表现的那样 ,审美现代性这种文学观在 2 0世纪“文学革命”和“文学现代转型”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其中周作人是吸收、运用和发展这种文学观的先驱之一。理解和研究审美现代性在其作品中呈现出运用角度的多样性、阐述和诠释的深刻性以及目的效果定位的实践性的三大特点 ,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周作人对传统中庸观的继承与改造

周作人用科学常识置换出了作为传统中庸观内在评判尺度的“礼”或“礼教”教义,从而建设起了自己新的中庸之德。传统中庸观中的“中”“和”思想对他产生了重大影响,不仅成为他典型的思维方式,而且已经衍化成了一种人生策略,成了他寻找灵魂归宿和生存依据的途径。     

周作人的原乡情结论

原乡情结作为乡土社会的特定产物,呈现出对原乡的本能回归意愿,并积淀成一种集体无意识根植于乡土中国人的心灵深处。周作人作为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现代知识分子,双重文化的影响使原乡情结在他身上呈现出三个层次的心态:即寻觅家园的生命本能;理性与情感的纠结;精神还乡的孤独体验。     

从《过去的生命》看周作人的诗论

周作人的诗论与他的新诗创作是紧密结合的，《过去的生命》作为周作人的唯一一本新诗集，几乎是他诗论的印证。文章从诗的本质特点，诗的体式，诗的风格三个方面，简要论述了其诗歌创作与诗论的契合。     

周作人的民间立场及其对新文学的建构

清末民初以来,民间文学被知识分子当作文化改良和文学变革的资源。周作人以民俗学方法入手,对民间文学有着独特的认知与论述。本文通过考察五四后周作人民众认同的转移及其对各种民众文学形态的评判,考察他的民间立场与新文学建构的关系,并由此呈现其身份认同的独特性和思想心态的复杂性。     

从"凌厉"与"平淡"看周作人早期散文的艺术风格

“凌厉”与“平淡”构成了周作人早期散文的两个主导倾向。它们时而各自突出,时而相互牵制、渗透,并表现出由“凌厉”向“平淡”过渡的趋势。在彼此力量的消长中,形成了周作人散文中矛盾而统一的复杂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