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土”到“流”的历史趋势——试论“川边改土归流”的历史背景

无论是土司制的确立还是废除，都有其客观必然性。20世纪初，发生在康区的“川边改土归流”同样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它是中国封建王朝强化和改革内部统治的必然要求；外国帝国主义对西藏的入侵，以及藏区内部分裂势力的抬头，进一步强化了清政府川边改土归流的决心；而晚清政府对康区多年的经营及其所积累的统治经验则为川边改土归流的实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从“土”到“流”的历史趋势－－试论“川边改土归流”的历史背景

无论是土司制的确立还是废除，都有其客观必然性。20世纪初，发生在康区的“川边改土归流”同样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它是中国封建王朝强化和改革内部统治的必然要求；外国帝国主义对西藏的入侵，以及藏区内部分裂势力的抬头，进一步强化了清政府川边改土归流的决心；而晚清政府对康区多年的经营及其所积累的统治经验则为川边改土归流的实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改土归流与土司的国家认同研究——以贵州草塘土司宋氏为例

明代万历时期,草塘土司主动请求"改土归流",这是草塘宋氏在土司治理下、与中央王朝的频繁互动中、土司内部竞争等影响下国家认同进一步强化的结果。万历二十八年,朝廷平定播州杨氏的叛乱,草塘地区得以实现"改土归流",逐步推进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与中原内地一体化进程,大量外籍移民的迁入,加快了一体化进程。因草塘宋氏有着良好的中原文化认同基础,改土归流后,在清代的科举教育推行下,宋氏由地方性酋长经科举入仕,进入国家官僚系统,成为王朝国家的臣民,并在治理地方上做出积极贡献,实现了自身的"华夏化",推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     

论六盘水市彝族历史上的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

历史上六盘水市彝族的土司制度,其具体形式有则溪制度、营长制度,均为封建领土制度.则溪制度,为元至清初水西安氏彝族土司统治形式,具有政权与族权合一的特点;营长制度,为明代土司制度在普安州具体形式,具有地域关系与血缘关系相结合,行政组织与军事组织相结合的特点.明末清初,由于多民族统一封建集权国家巩固发展,已不容土司制度继续存在,相继施行改土归流,废除原来世袭土司和土官,改派中央政府任命之行政官员(流官).改土归流后,境内交通、教育、农业和手工业等均有新的发展.由于境内许多边远地区,流官的行政权力难以覆盖,改土归流不彻底,朝廷仍沿用当地"头人"、寨老"等作为流官助手,为其巩固统治.     

清代湘西土司辖区的法律移植——兼论湘西土司的平民化进程

清朝确立了对全国的统治权后,湘西永、保二土司被纳入到新的中央王朝的大一统格局中,史称"改土归流",这是满清朝廷对湘西土司辖区的一次法律移植。在此进程中,原有的等级森严的贵族制度被清朝的大经大法所取代,这种变化首先体现在满清对湘西地区的立法上,进而深入到司法领域,而原湘西土司辖区的各族人民也在这样的社会进程中内地化了,这一过程也是湘西土司从特权阶层转化为平民的过程。     

广西土司制度的历史渊源与改土归流开始的时间问题辨析

广西土司制度最终确立于元代。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广西土司制度产生的源头大体可以追溯到秦汉王朝的"羁縻之治"时代,唐宋羁縻州县制度是广西土司制度的前身,元明广西土司制度由唐宋羁縻州县制度发展与演变而来,两者之间是"源"与"流"的关系。从严格意义上说,广西改土归流开始的时间是在明朝统一广西之初,具体表现为明初在统一广西的过程中实施对钦州七峒长官司的改流,由此揭开了王朝中央在广西民族地区实施改土归流的序幕。历史渊源与改土归流开始的时间问题由此成为土司制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明王朝对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

明初,地处祖国西南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的贵州,民族林立,土司割据一方,明王朝还不能控制土司割据的地盘。虽然土司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中央统治,但是在明朝建立初期,贵州少数民族土司动乱不断,严重阻碍了明朝中央集权的推行。因此,中央政府在贵州镇压少数民族土司动乱的同时,对贵州民族地区实施"改土归流",以此加强中央集权统治。     

土司参加科举与科举制度对西南少数民族社会影响研究

明至清初，朝廷以“土司无用流官之例”，不许土司参加科举考试。雍正朝大规模改土归流，大量土司被废除，土司制度日趋衰落。保留下来的土司，其权力受到严格限制，在此背景下，土司请求参加科举考试。雍正十三年，土司获准参加科举考试。作为少数民族首领的土司参加科举考试，推动了科举制度在西南少数民族社会的发展。科举制度在西南民族地区的推行，是中央王朝在文化领域推行一体化进程中的一部分，有利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和发展。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看，清代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参加科举考试，扩大了科举制度推行的区域，丰富和发展了科举制度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让科举制度焕发了生机与活力。     

滇南地区哈尼族土司制度述略

元朝统一中国后,在西南地区实行"土司制度"。明清之际,中央政府加强对滇南地区的控制,在内地实施了"改土归流"。但是,红河南岸的哈尼族地区,"改土归流"的政策并未具体实施,直到民国初期,土司制度都还得到了比较完整的存留。红河南岸哈尼族地区的土司制度之所以得以保留,其理由就是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它还是充满效率的。明清时期,"改土归流"的制度安排在这些地区带来的效益还不能充分超过废除"土司制度"的成本,因此,这些地区实行"土司制度"就是合理的、现实的。     

平武土司述略

平武土司起源和形成于南宋末期,并多以“守城有功”与“创建城垣有功”而世袭,其主要世系有:薛氏家族土知州世系、王氏家族土长官司世系、王氏家族土通判世系、李土司、康土司等。清改土归流后,平武土司相继盛极而衰。     

论清代改流与中国西南疆域的整合

清雍正以来西南土司区域大规模的改流活动,对中国西南疆域的整合有着重要的意义.通过改流,独立的土司辖区不复存在,被纳入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行政版图内,行政区划与内地划一.随着行政区划的统一,中原王朝"夷夏大防"的文化隔离政策随之取消,转而在原土司区域大力推行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华夏汉文化.在此过程中,西南土著居民自愿不自愿地完成中原文化认同.行政区划的统一,中原文化认同的加强,西南土司区域自此被完全整合进中国国家疆域之中,成为其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道光二十四年诺们罕案件看《钦定藏内善后章程》

乾隆五十三年（1788）廓尔喀兴兵入侵后藏,五十六年（1791）第二次入侵,这战争暴露清朝治理西藏问题,因而乾隆五十七年（1792）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此章程规定藏内诸事应统归驻藏大臣管理,由驻藏大臣整顿边防、吏治、财税各方面。道光二十四年（1844）发生诺们罕被控案件．呈显《钦定藏内善后章程》的执行问题。诺们罕担任达赖喇嘛商上摄政,扩大职权侵欺达赖喇嘛商上库银以及田庄,而聚集财富于他私人的祝庆寺。任用职官方面,诺们罕从未与驻藏大臣协商,纵容属下勒索喇嘛。又,诺们罕私自给商民照票,让他们往来西藏与边境的贸易。清朝政府按照喇嘛例文六条“喇嘛等犯罪令先革退喇嘛”,将他剥除袈裟革退。诺们罕诸多贪渎罪状,并没按照《大清律例》监守官吏侵盗仓库银两一千两以上例,斩监候处决．仅将他发遣黑龙江。这案件所呈显清朝对西藏的宗教政策,值得进一步讨论。     

明清时期云南傣族地区的教育发展及特点

傣族在云南分布广泛,主要聚居于滇西、滇西南等沿边各地,元明清时期,这一地区多为土司之地。元代,傣族地区的儒学教育,实际处于空白状态。明清两代,傣族地区虽然办学的规模及效果各不相同,但在大一统的格局下,该地区的教育已成为国家教育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因地制宜,采用不同的政策,以国家政治的需要而变化,在儒学、书院不断增加的同时,增置了数量众多的义学;在改流较早的地方,施行与内地基本一致的文教政策,以儒学教育为主;改流稍晚之地,儒学教育、寺庙教育相伴而行,两者互为补充;未改流地方,则以寺庙教育为主,形成二元化的教育体系。明清傣族地区教育的发展,对提高民族素质、改变落后习俗以及维护边疆安全,均起到积极作用。     

论清代边疆问题与国家“大一统”

由边疆问题而引发的"边患",自秦以来,一直是历代中央王朝所面临的严重威胁,几无一个王朝无"边患"。至清代,清王朝所面临的边疆问题,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上都与之前的历代王朝有所不同,更复杂、更尖锐、更严重,也更难解决。概而言之,既有民族问题,又有统一与割据甚或分裂的问题,更有列强的觊觎与侵略。如何应对或解决这些复杂的边疆问题,不仅关系清王朝的存亡,也关系到国家的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清朝以民族"大一统"观念取代了以往的华夷之辨,以这种新型民族观念为指导,通过各种措施,推进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进程,较成功地解决了之前历代王朝难以解决的一些复杂的边疆问题,其做法值得总结和重视。     

皇室财政与清朝开国:清代皇室财政与国家财政分开的过程

早在秦汉时期,便出现了帝室财政与国家财政的分开。一直以来,财政分开与专制皇权的发展相呼应,既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发展的产物,也是专制皇权发展程度的表征。以满族征服为特征的清朝开国,从财政上来看,则是一个随着疆域的扩张和对税收的控制,公库与汗库不断分离的过程。起先,军事首领的个人财富为后金早期军事胜利提供了重要的财政保障。随着疆域的扩张和官僚体系的发展,处理军国开支的公库的形成,公库与君主私库的分开逐渐形成。1644年清廷入关成为全国性政权;1653年上三旗由天子自将局面形成,又经过了康熙初年内务府的制度化,皇室财政与国家财政正式分开。与同时期的西欧相较,清朝帝室与国家财政的分开非但没有限制皇权,反倒是中央集权制度的产物。作为游猎政权起家的清廷,在中央财政这一根本制度上仍延续了前代中央集权王朝的政治传统,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清初满族政权"汉化"的程度。     

洋务运动与晚清法律近代化

洋务运动是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开端,而晚清法律近代化则是作为中国社会近代化一部分的中国法律近代化的起点,两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洋务运动为晚清法律近代化提供了物质基础、人才支持,而且洋务派是晚清法律近代化的倡导者和支持者,其指导思想"中体西用"思想也是清末法制变革的指导思想.     

丽江改土归流后纳西族的社会变迁

雍正元年(1723年)丽江土府改土归流后,木氏土司400余年的政治、经济、文化统治被打破,内地流官统治体系进入丽江,农业和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汉文化教育兴起,各民族间交流进一步深入,有力地推动了纳西社会的转型,为纳西族成为多元文化综合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688—1725年间在青藏地区的喀尔喀人

1688年噶尔丹领兵挺进喀尔喀,喀尔喀人一部分南下投诚清朝,另一部分则奔向青藏地区。18世纪20年代喀尔喀人在清军入藏和管理青海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试论土司制度终结的标志

土司制度在元明清三朝曾普遍推行于我国大西南各民族地区,为多民族国家稳定,边疆安全,各民族和睦做出过积极贡献.但土司到底终结何时?在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争议,不同的学人曾经提出过多种见解,推动并深化了对这一课题的认识.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立足于国家行政体制的整体性和民族文化的整体性,通过对土司制度实质的剖析,认定辛亥革命才是土司制度终结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