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咏物俗赋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人创作了一种用嘲谑的态度、通俗谐趣的语言描写人或物的赋体作品。韵诵是其主要传播方式，文体上整齐和谐的节奏和韵律是这种传播方式的反映。它们属于俗赋的范畴。     

魏晋南北朝赋的演进历程

中国文学从魏晋时期便开始了所谓文学的“自觉时代”;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特别注意对自身特质的追求,注重抒情,强调表现方法、技巧。赋,作为此期的文体之一,遵从文学自身的演变规律,在此时期文学思想、氛围、各种文体间相互作用等多种因素影响下,开始了它自身“自觉”的历程。     

魏晋南北朝散文嬗变之特征

魏晋南北朝时期,散文发生重大嬗变．呈现出与两汉时期截然不同的特征：作家创作开始着重展示个人的内心情感,呈现出鲜明的抒情性;山水写景散文得到发展,散文题材更加丰富;散文日趋骈偶化,并逐渐向骈文嬗变,最终骈文蔚为大观,取代散文成为“文之正宗”。     

魏晋南北朝佛教形神观的嬗变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佛教发展的重要时期。此时,佛教正努力适应和融入本土文化,并寻求新的生长基点,最终形成中国佛教,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这个过程大体可以分为技术层面的比附、理论层面的思辩和传播层面的革新三个阶段;与之相应,其形神观也经历了两汉时期的形灭神存,两晋时期的形神俱空,到晋宋之际的形神合一、生死不二的嬗变。     

论抗战时期歌曲创作的嬗变与转型

当救亡压倒启蒙的语境下中国歌曲创作也随之转型,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也是我国音乐创作最有成就的阶段之一。自1931年到1945年对中国人来说是漫长而艰辛的14年,外部日本帝国主义无情的践踏着祖国山河,内部人们义愤填膺在全国掀起了抗日热潮。不少仁人志士和爱国音乐家们拿起手中的笔杆挥墨创作激昂的抗日救亡歌曲。因此出现了以萧友梅、黄自为代表的"专业音乐家"、和以聂耳、冼星海为代表的音乐创作。在此基础上歌曲创作又分为"救亡歌曲"和"抗战歌曲"两个类型。[1]这时期的音乐发展呈现出三个不同的文化色彩区域:国统区、沦陷区、解放区。     

魏晋南北朝汉女形象的嬗变过程钩沉

汉女自汉代生成以后,在魏晋南北朝文学中经常出现,并且在汉代基础上不断嬗变并完成改造而成型。这主要表现在坚贞而美艳、通乐而能织和知礼而益寿等方面。而发生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儒家思想作用下社会教化的需求和文士作为个体的审美期待间的对立和统一。     

论新时期现代派小说创作主体意识的嬗变

新时期随着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深入，作家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强化是必然的。作为社会变革文化变异时代精神标向的现代派小说在十几年的发展中大致经历了对西方现代艺术形式的借鉴探索期、多元化的发展繁荣期、文本实验的低谷期以及向现实主义的回归期，并在每个阶段的创作实践中显现出不同的艺术形态和文化品格，其中最突出的特征就是理性反思内涵的逐渐减弱乃至消失，而注重心灵体验、生命感觉的非理性成分不断加强，体现了社会变革、文化思潮与时代精神的急剧变化对当代人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     

论克莱恩小说创作中的自然主义倾向

十九世纪末期,美国名作家斯蒂芬·克莱恩在他的作品中体现出了强烈的自然主义色彩,塑造了许多自然主义情调浓郁的人物形象;他的作品语言简洁生动、朴实无华。代表作《红色英勇勋章》就是一部自然主义的不朽之作,为美国二十世纪自然主义的创作指明了发展方向。     

论池莉小说的创作倾向

池莉20年的小说创作无论在理性内涵的拓展、艺术观念的更新还是表现技巧的丰富上，都有骄人的成绩。章从情爱模式、生存模式、运思模式三个角度分析其创作倾向。池莉的小说在情爱模式上首先肯定了女性独立的人格和价值，其次在双性关系呈现出认同、对立、和谐三种向度；在生存模式上，展示了小人物不屈不挠的活法，同时也展现了市场经济大潮中的人们感性欲望的泛化；在运思模式上，注重小说内在节奏起伏有致、叙述方式的与众不同。     

两汉魏晋南北朝赋论的价值取向

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赋的创作十分兴盛,文人对赋的讨论评述也很热烈,各种见解应运而生。虽然各家论说存在诸多差异,但就其本质看,儒家正统的文章价值观始终起着主导作用,把辅政益治作为赋的创作目标是当时思想主流。这足以说明儒家思想对文坛的巨大影响力。     

试论南朝赋才学化倾向的成因

才学化是六朝赋创作中的一种普遍追求,南朝赋有着较为典型的才学化倾向。＂人的觉醒＂与＂赋兼才学＂是南朝赋形成才学化倾向的根本原因。六朝时期新兴的社会思潮＂人的觉醒＂与传统的赋学观念＂赋兼才学＂叠加在一起,使六朝赋的才学化特征比汉赋突出;＂人的觉醒＂促使六朝士人努力表现出与众不同的个性才情,促使赋家在赋的创作中运用种种艺术手段来表现出超人（包括前人）一等的才学,故南朝赋的才学化倾向比魏晋赋典型。     

经学浸染下的两汉赋论

随着两汉经学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儒家经典也成为一切言说的标准。受其影响与规范,两汉赋论也显现出鲜明的经学色彩。由于各赋论家在对经学的接受程度、对大赋的创作以及对屈骚的评价等方面存有差异,各人的赋论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而部分赋论家论赋关注到赋作的语言艺术,并给予肯定,具有早期朦胧的文体自觉意识。     

试述北宋政风的演变

北宋是继唐末五代混乱之后的又一次统一 ,在统治时期里 ,其政风由最初的清静无为变为固守祖宗之法 ,旋又转为积极变法 ,后期则政风动荡 ,国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关于北宋政风的演变 ,民国时期学者刘咸灯斤在《史学述林·北宋政变考》中有一个整体的概述 ,本文拟就此试做论述 ,以供诸家指正。     

明前期戏曲理论教化特征论

明代前期的戏曲理论,在批评倾向上主张戏曲应具有道德教化色彩,伦理教化功能;在戏曲政策上规定了“义夫节妇”的演剧方向。藩王重臣论曲时提出了“有裨世教”的主张,一些丈人论曲也表现出道德教化的倾向。戏曲理论教化色彩的浓厚与思想界程朱理学一统天下的时代氛围密不可分。     

北宋文人辞赋尚雅情结发微

北宋辞赋继承唐赋基础而又青出于蓝,名家名作迭起蜂出,辞赋作品中,呈现出一种尚雅情结。本论即从该点出发,从对＂雅＂涵义的界定入手,继而深入探讨北宋文人辞赋尚雅情结的多重表现（包括文人的内在心理和外在创作）,并以众多代表性辞赋作家和代表性辞赋文本为例,力证其作品中的尚雅情结,文末则意在探讨北宋辞赋家尚雅的多元因素。     

论汉代试赋对汉赋创作的影响

西汉政府便开始以辞赋取士,但大规模以辞赋取士现象却出现于东汉后期灵帝时期。灵帝时期以书画、辞赋等大规模取士的鸿都门学,是非定期性的,亦是无遴选性的,故鸿都门学以辞赋取士是非制度性的。但对后期科举以赋取士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可视为后代诗赋取士制度的滥觞。汉代试赋对汉赋创作的影响,是一个由刺激创作消费到阻碍创作消费的过程。     

社会教育学学科理论的演变及创生

形成中国本土化特色的社会教育学,应以明晰学科理论的创生逻辑为起点。依据学科理论的发展演变,发现“社会教育学”最初起源于“教育学理念的社会性展开”,而后逐渐聚焦于“社会问题的教育性尺度”,发展到当前则指向的是“学习型共同体的构建”。这说明社会教育学学科理论的创生遵循的是“社会需求逻辑”,凸显了社会教育学应对不同时期的社会需求,优先生成社会价值的理论建构导向。因而,我国当前社会教育学学科理论的创生需要教育理论工作者有意识地遵循这一逻辑,在尊重知识生产规律的基础上尽可能地考虑社会发展的当前需要以及未来需求。具体表现在:向内要自觉养成学科理论思维,做好克服实践矛盾的认知准备;向外要深刻理解中国当前社会语境,全力聚焦本土生活实践。     

汉赋作家创作速度缓慢原因新探

汉代司马相如、扬雄、桓谭、张衡等赋家创作速度非常缓慢,这在汉代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从这类作家的文学观和处境看,他们非常关注赋的讽谏功能,但其宫廷文人和臣子的处境导致他们很难在作品中直接、顺畅地表达政教意图,讽谏之难是造成这类作家创作缓慢的根本原因。     

汉谚中的教育理念对青少年培养的启示

汉语谚语中蕴含的纯朴精到的教育理念,对当代青少年的培养工作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在青少年培养中要始终贯穿爱的原则,但必须把握好爱的限度;注重榜样与环境、信念与方法、理解与疏导以保证秩序的形成与稳定;教育培养的最终目的与归宿在于不断实现人自身品质的不断进步。     

争奇尚巧 推陈出新——齐梁同题诗赋的创作倾向

齐梁时期出现了大量同题诗赋,这些作品在创作上有着争奇尚巧、推陈出新的倾向。这种创作倾向与内心炫学逞才的心理息息相关的,同时也对文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