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刑法中商业贿赂相关条款的探讨

商业贿赂是发生在商业领域的行贿、受贿等现象。商业贿赂既可以表现为经营者之间的行贿和受贿,也可以表现为经营者向公权力掌握者行贿或者公权力掌握者向经营者索取或者收受贿赂。与商业贿赂相关的有多个刑法条文,本文着重对刑法第163条的解释,从侵害的法益、索取他人财物的成立犯罪是否需要为他人谋取利益、回扣的法律性质与贿赂的范围四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影响力交易的思考

影响力交易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规定,随着公约在我国的生效其国内化也为刑法学界所关注。影响力交易的有关行为在我国现行刑法中的行贿和受贿犯罪中有所规定,但在受贿主体贿赂范围等方面还存在不一致。我国不必直接引进影响力交易的规定,而只要在传统行贿受贿规定的基础上对贿赂犯罪的主体和贿赂的范围上有所调整即可。     

权、利的双向寻租及其法律规制——兼议贿赂犯罪的整合与刑法完善

"经济人"的"寻租"动机、市场中"租"的客观存在以及监管制度的缺陷等是贿赂犯罪产生的原因.治理贿赂犯罪,必须完善和加强法律制度建设,从增加贿赂犯罪的违法成本入手,严密法网,加大打击力度,提高惩罚几率.基于对<刑法修正案(六)>的分析和评价,文章认为,应对刑法中有关贿赂犯罪的规定予以整合,将商业贿赂与公务贿赂合并统一为行贿罪和受贿罪,并进一步完善贿赂犯罪的有关规定.     

刍议我国反商业贿赂刑事法律规制——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后,我国对商业贿赂的治理越来越重视。体现在刑事立法领域,主要有《刑法修案(六)》对有关商业贿赂犯罪的条款作了补充修改和完善,两高《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发布,成效卓著。但在商业贿赂刑事构成、法律责任形式、行贿与受贿关系等方面仍存在着缺陷,为此,完善我国反商业贿赂刑事法律规制有着重大的学术和司法实践意义。     

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罪的国内立法思考——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罪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的一类新型犯罪。对这一犯罪,可以从贿赂对象、贿赂范围、贿赂方式等方面加以理解。但是,我国现行刑法中却没有关于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犯罪的规定,这不合国际商务反腐的潮流。从现行刑法与国际公约的协调与接轨方式看,有必要将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罪纳入我国刑法范畴。同时,我国刑法在规定这一犯罪时,应注意刑法与《公约》的协调。     

中国贿赂犯罪刑法规制的发展与完善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贿赂犯罪的规定上有许多科学创新之处值得我国借鉴。加入《公约》以来,在刑法方面,我国积极通过颁布刑法修正案以及制定刑法司法解释的方式,不断靠近、衔接《公约》对贿赂犯罪的规定,随着《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的面世,这种靠近、衔接《公约》的迹象更加明显。在《公约》的带动下,我国刑法促进了贿赂犯罪规制某些方面的发展,而这也必将会对我国转型期贿赂犯罪的严重态势发挥惩治、遏制和预防的作用。但是,与《公约》相比,我国刑法在贿赂犯罪的规制上仍有许多缺位,亟待完善。     

商业贿赂罪:从学理罪名向法定罪名之转化——兼论中国刑法商业贿赂罪的立法设计

商业贿赂犯罪以极其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侵损着中国社会的市场竞争秩序。商业贿赂罪目前尚仅为一个学理罪名。中国刑法通过现行刑法公务贿赂犯罪、业务贿赂犯罪的规定对商业贿赂罪规制的模式不仅缺乏合理性,同时也难以实现刑法应有效能的最大化。由商业贿赂罪犯罪客体、主客观要件及罪刑配置模式的特殊性所决定,有必要将之设计为独立的犯罪类型。商业贿赂罪从学理罪名向法定罪名的转化,有利于中国贿赂犯罪刑事规制体系的完备。     

当前查办行贿犯罪的障碍与对策建议

目前，在实践中，司法机关对贿赂犯罪的打击仍然存在“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从查处行贿犯罪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出发，分析查处行贿犯罪的障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对策、建议。     

对行贿罪几个问题的思考

贿赂犯罪严重侵犯国家经济管理的正常运行和国家公职人员职务行为的公正性、廉洁性,损害国家工作人员的应有形象,破坏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应当在打击受贿犯罪的同时,打击行贿犯罪,改变重受贿轻行贿的倾向。     

公款行贿的刑法认定

公款行贿是一种情节严重的行贿行为,现行刑法对公款行贿的规定有所缺失.因此,从刑法学角度对公款行贿罪的犯罪特征与量刑标准作出更明晰的规定,就尤显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