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金融政策能提升科技企业研发投入吗?——来自试点政策的经验证据

将“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的冲击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信号传递理论,分析了该试点政策影响科技企业研发投入的内在机理,并基于2009-2020年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企业的微观数据,运用渐进DID模型评估了该试点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该试点政策显著提升了科技企业研发投入,且这一政策效应具有持续性。此外,政策的研发投入效应在不同生命周期、不同所有制以及不同规模的企业间存在差异。机制检验表明,该试点政策通过财政补贴效应、信贷支持效应和机构投资集聚效应对科技企业研发投入产生影响,其中信贷支持效应贡献度最高,机构投资集聚效应贡献度次之,财政补贴效应的贡献度最低。拓展分析发现,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科技企业的创新产出,并提高了科技企业的创新质量。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充分发挥科技金融结合试点政策的研发投入效应提供了政策启示。     

科技政策、开发区建设与高新技术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上海的证据

利用从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办公室得到的数据资料中包含同是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办公室认定的(保证样本的同质性)开发区内高新技术企业和开发区外高新技术企业这一优势,本文对政府政策、开发区建设与高新技术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经验实证分析.我们发现,在政府政策、开发区建设与高技术企业成长之间,起作用的实际是政府政策,而开发区建设则对高新技术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没有很明显的作用.     

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造林面积的影响——来自中国县级层面的准自然实验证据

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孰能更有效地提升造林面积从而更好地保护森林生态环境一直存在争议。本文利用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这一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和生态转移支付政策这一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6—2016年1372个县级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识别了这两类环境规制对造林面积影响的因果效应及政策相对有效性。研究结论如下：①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相比,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造林面积的影响更为显著且具有长期效果。表现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使造林面积提升了6.7%,但该效应随着时间推移呈现出下降的趋势;生态转移支付政策使造林面积提升了8.2%,且该效应随着时间推移逐步增强。②异质性分析发现,初始造林面积较高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县表现出更高的造林面积提升效应。③进一步的成本收益估算表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和生态转移支付政策通过提高造林面积带来的环境健康效应分别为5926.11亿元和7256.14亿元,是其减少财政收入所产生的经济成本的2.19和1.92倍。本文结论有助于我国制定长期有效的森林环境规制政策。     

寻租、腐败与企业研发投入——来自30省12367家企业的证据

转型经济体中,企业不仅会依赖于对内的能力建设,如研发创新行为,也会寻求外部帮助,如寻租腐败活动。在此背景下,利用世界银行提供的中国企业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企业腐败支出与其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其中的腐败活动以企业招待差旅费近似刻画。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的寻租腐败活动显著地提高了其研发投入。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企业寻租腐败活动对其研发投入的积极作用。相反,研究结论正好直击我国市场制度的缺失所带来的"腐败悖论"。因此,加强对公权力的监督、完善创新制度建设,构建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对提高我国企业研发创新能力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商事制度改革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自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本文以商事制度改革为“准自然实验”,将手工收集整理的商事制度改革数据与上市企业数据库相匹配,采用双重差分(DID)探究了商事制度改革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因果关系,并对其影响机制以及异质性分析进行了深入探讨。研究发现：商事制度改革有利于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该结论在进行多项稳健性检验后依然稳健。商事制度改革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主要渠道来源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降低。此外,商事制度改革对中小微型企业和高融资约束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促进作用更大。     

政策性诱导集聚、资源错配与经济增长——来自开发区企业的证据

有别于已有集聚议题研究的固定范式,本文依集聚是否存有政策趋使提出“诱导集聚”概念,构建指标衡量政府诱导集聚强度,并结合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对该指标进行了测度。进而结合理论推演和实证研究考察了政府诱导集聚影响经济增长的资源错配渠道。理论分析部分,本文区分了“自主集聚”和“诱导集聚”两种情境进行演绎,提出政府诱导集聚影响资源错配从而经济增长的理论假说。实证部分则从宏观视阈和微观企业层面对理论假说进行了考证。结果表明：第一,政府诱导集聚具有鲜明的地区异质性。一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政府诱导集聚对经济增长表现出正向的促进作用。二是相比劳动错配,政府诱导集聚在资本错配程度高的地区效用较大,政府诱导集聚在资本错配程度高的地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力更大。微观层面的论证也支持了上述结论。第二,开发区企业在降低资源错配和促进经济增长方面较非开发区企业确有优势,但这种优势是比较微弱的,以及开发区企业TFP参差不齐、开发区均衡布局趋势等可能是引致政府诱导集聚整体表现负效应的原因,可见这种负向冲击可能是由政府诱导集聚在地区选址和企业选择偏向上的扭曲导致。第三,案例分析表明,中部地区经济增长更多地配置到TFP较大的企业,有效推动了地区经济增长,但是落后的或者TFP较低的企业存活于市场也导致中部地区亟待推进营商环境的优化。第四,综合各类因素在内的园区企业集聚规模仍然推动了地区经济增长,这强调了政府干预需强化有效性。     

低碳城市建设能够提升城市绿色技术创新吗?——来自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基于2005—2018年中国233个城市的绿色发明专利数据,以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运用渐进双重差分方法评估低碳城市建设对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并分析了其中的作用机制和异质性特征。结果发现：(1)低碳城市建设显著提升了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2)机制分析发现,低碳城市建设通过增加科技人才和缓解融资约束提升了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水平;(3)异质性分析表明,低碳城市建设在低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城市以及资源型城市未能实现有效的正向促进作用,经济发展、科技支出、人力资本水平与人口密度四种城市特征具有正向调节效应。     

中国中西部地区“集聚式”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了吗?——来自20个两位数制造业的经验证据

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转移产业是否体现了产业的集聚效应?通过选取我国东、中、西部27个省(市、自治区)2000—2009年20个两位数制造业数据为样本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中西部地区"集聚式"承接了东部产业转移,总体上并未呈现行政干预过度问题,转移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能显著地被产业集聚所解释;与非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相比,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更易形成自我强化的循环累积效应;研究揭示出配套基础设施和产业链的完善以及城镇化同步推进过程中,非农就业劳动力素质的提升对于中西部承接产业转移发挥的作用。     

绩效问责是否促进了区域创新?——来自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证据

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背景下,地方政府绩效问责机制对区域创新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而相关的实证研究并不多见。本研究从组织回应绩效问责的理论视角出发,以年度政府工作报告为切入点探讨绩效问责与区域创新的关系,运用面向31个省级政府2003~2012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尽管绩效问责对区域创新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其影响尚远远不充分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地方政府的理性选择,故而绩效问责的机制设计需要考虑不同地方政府的角色特征及其印象管理动机,更有效地发挥地方政府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的主导作用。     

科技服务业空间集聚与企业创新效率提升——来自中国高技术产业的经验证据

基于科技服务业空间集聚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机理,利用2005—2014年中国省级高技术产业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科技服务业空间集聚对企业创新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表明: 中国科技服务业空间集聚与企业创新效率均存在全域范围内的空间相关性,并且其局域性的空间集群特征尤为明显;科技服务业空间集聚显著提升了中国高技术企业创新效率,科技服务业空间集聚每增长1〖WTB3〗%〖WTBZ〗,高技术企业创新效率将提升0.24%;相邻地区的科技服务业空间集聚对本地区高技术企业创新效率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如果忽略这种影响,会低估科技服务业空间集聚对高技术企业创新效率的提升作用.文章最后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企业创新激励政策加剧创新无效性吗?——来自企业生命周期视角下的经验证据

已有文献较少从创新效率的无效性角度关注创新激励政策的作用。随着国家创新激励政策实施力度不断加大,强化政策实施精准性与有效性已成为提高企业创新系统整体效能的重要支点。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运用DEA两阶段模型从企业创新无效性的视角剖析典型创新激励政策——高新技术企业优惠税率政策对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企业创新无效性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分组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成熟期企业所受税收优惠、企业规模和员工人数都显著高于成长期和衰退期企业。回归结果表明,高新技术企业优惠税率政策显著加剧处于成长期、成熟期企业的研发投入冗余,从而加剧了企业创新的无效性,但是对处于衰退期的企业则无显著作用。进一步通过分组回归,检验创新激励政策对不同所有权性质、不同行业企业的异质性影响。结果显示,所有权性质方面,税收优惠政策对国有企业创新无效性无显著作用,而对资源相对匮乏的民营企业的影响更为明显;行业技术水平方面,相比高技术行业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更易导致传统行业企业的创新无效性;行业类型方面,税收优惠政策显著加剧成长期的制造业企业与成熟期的非制造业企业创新无效性。     

知识产权战略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了吗?——基于知识产权示范城市的准自然实验

知识产权战略能否成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支撑？这是中国知识产权强国背景下通过优化营商环境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问题。以知识产权示范城市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10—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遵循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测量企业高质量发展指数,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验证知识产权战略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1）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显著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并通过平行趋势、安慰剂及其他稳健性检验;（2）技术创新激励、融资约束缓解和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是其中介机制;（3）知识产权示范城市的促进作用具有滞后效应和长期效应;（4）在企业层面,对非国有企业的促进作用显著,国有企业不显著;对实施组织政治战略的企业显著,没有实施的不显著;（5）在区位层面,对沿海企业的促进作用显著,内陆企业不显著;（6）在政商关系上,对归属高亲近、高清白政商关系下企业的促进大于低亲近、低清白政商关系。拓展将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切入企业层面进行政策效应评估的理论研究和经验证据,为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推进及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股权激励促进了企业创新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研究我国股权激励计划对公司创新的影响,运用泊松计数模型、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倾向得分匹配（PSM）和倍差法（DID）等方法,结果发现： 公司引入股权激励制度有助于促进企业创新;股权激励制度能有效降低管理层和股东的利益不一致,通过提升企业创新水平从而降低代理成本;相比国有企业,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对企业创新的促进程度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大.因此,推行公司内部股权激励计划,有助于充分调动企业管理层和员工的积极性,提高企业创新水平.     

中国企业出口具有学习效应吗?——来自“英国脱欧”自然实验的新证据北大核心CSCDCSSCI

出口学习抑或自我选择?一直是经济学辨明出口与创新因果关系悬而未决的争论。本文利用英国脱离欧盟这一外生事件,为研究我国企业出口与技术创新的因果关系提供了新的证据。以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准确识别出出口只限欧盟(包括英国)的实验组公司,和出口非欧盟地区的对照组公司,在使用双重差分法后发现,相对于对照组而言,英国宣布脱欧导致实验组出口收入锐减,进而导致研发投入显著下降和专利产出显著减少。这证明中国企业出口学习效应的存在。在使用动态分析模型后进一步发现出口学习效应存在逐年递增的滞后效应。本文的发现和结论为政府和企业应对日趋复杂多变的国际贸易环境以及深化技术创新提供了决策依据和政策建议。     

团队稳定性是否提高了企业二元创新?——基于研发人员合作关系的实证研究

虽然有较多研究考察了不同类型的人力资本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但主要聚焦于企业如何从外界雇用优质的人才资源或者留住高绩效的研发人员,较少有研究关注研发人员之间的合作模式以及合作稳定性对企业后续创新的影响。基于2007—2018年中国高科技上市企业内部研发人员之间的合作关系,文章从研发团队层面考察了团队稳定性对企业二元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研发团队稳定性显著提高了企业创新绩效。然而,研发团队稳定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主要体现于对利用式创新的影响,对探索式创新并没有显著的影响作用。同时,研发团队中发明家高管和新进入研发人员在团队稳定性和企业创新之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即研发团队中发明家高管和新进入企业的研发人员越多,团队稳定性对企业创新的正向影响作用越强。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提升了其研发能力吗?——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证据

基于2001-2014年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海外并购数据，利用PSM方法研究了跨国并购对母公司研发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总体上来看，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国家的跨国并购显著提升了其研发水平；相比较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对资本要素和研发创新技术具有较强的敏感性，跨国并购对其研发创新的影响更明显；相比较于东部地区，由于中西部地区企业创新能力较低且多以要素密集型为主，跨国并购对中西部地区跨国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较弱。此外，在考虑目标企业所在国家（地区）的地理分布和创新能力因素时发现，跨国并购对母公司研发创新的提升效用随着目标企业所在国家创新能力的减弱而下降。最后，本文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