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物”说：一种关于诗歌发生的重要理论

魏晋南北朝时期,众多诗人和理论家提出了有关诗歌创作发生的＂感物＂说。＂感物＂的＂物＂是指自然物候,＂感＂是诗人受到自然物候的刺激而引起的创作心理活动和审美情感反应。只有当自然物候与诗人的主观精神相感应、感兴、感发的时候,诗歌才能发生。     

“物感”理论的成因及发展

“感物”说又称“物感”说。感物观念最早见于《易经》,感物说真正进入诗学理论始于《乐记》,而发展成熟为中国古典关学范畴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人合一是它的哲学基础。感物说作为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理论之一,开启了“言志”和“缘情”的诗学传统,影响深远。     

“感物”与“观物”──兼论山水诗的产生

关于诗歌产生的本源，先秦以来多从“感物“说，但到了王国维则只讲“观物”而不讲“感物”。本文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并由此切入，对“感物”和“观物”的理论内涵作了具体的分析、探讨，指出前者仅仅是关于审美表现形式的概念，后者则是关于审美表现对象及其与主体“物我同一”的理论，进而由此论述了中国古代山水诗产生的真正源头或契机不在儒家的“感物”，而在道家的“观物”。     

"感物道情"与"诗言志"--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审美创作旨趣研究

朱熹的“感物道情”是对传统美学理论的两大源头——“交感”理论和“言志”理论的继承与整合，而这一整合已逻辑地走向了“兴”，因此，朱熹的“感物道情”可以归结为一个“兴”字或一个“感”字。如果说“感物道情”与“交感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考察“感物”方面的话，那么“感物道情”与“诗言志”之关系则突出了朱熹对“情”之合理性的关切。“感物道情”与“诗言志”之关系反映了“感物道情”对“诗言志”理论的改造与深化。     

建安诗歌与“物感”说

＂物感＂说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一个重要的命题之一。自汉代明确提出＂物感＂之说至魏晋时期论述的蔚为大观。建安时期的文学创作,尤其是诗歌创作可以说为＂物感＂说的系统化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建安诗歌对＂物感＂的灵活生动的运用与建安时期的个体意识的初步自觉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国古典美学中的物感说

“物感”说作为中国古典美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命题,探讨并分析了艺术的本质论,体现了中国古代美学追求心物互相感应、交融、统一的特点,并对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接影响了后代的诗论和文论。本文拟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物感说的形成作一次较为详细的梳理。     

中国古典感物美学的现代性拓展

中国古典感物美学是研究学艺术创造和审美体验的发生之学。这一学说起源于先秦，它以古老的“天人合一”观念为哲学基础．在中国古代的学艺术创作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进入现代以后，中国古典感物关学从总体上处于尴尬的境地。朱光潜以西方的主客二元的观念分析了传统的感物思想，将直觉作为感物的要素和方式，将“移情”作为感物的最高境界，虽然不见得科学，但是，也代表了感物的现代性拓展的方向。宗白华的视角似乎更中国化一些，他所提出的“静照”是糅合中国古典直观的虚静和西方理性的观照而形成的一种现代性的感物方式，是感物现代性拓展的一个标志。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现象学哲学的介入，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天人合一”，传统感物关学的回归将成为必然。     

"物感说"与"摹仿说"--从主客关系看二者的创作论

“物感说”与“摹仿说”是分别雄霸中西两千余年的文艺理论，它们是在不同的主客关系下产生的。这种不同的主客关系也影响了二者的创作理论，使它们的创作理论在创作客体、创作心态与创作追求这三个方面显示出截然不同的特点，也反映了中国与西方的差异。     

《文心雕龙·物色》：中国艺术精神蜕变之印迹

《文心雕龙·物色》篇提出“诗人感物,联类不穷”,以及“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反映出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观念由“言志”说经“缘情”说至“感物”说的一次蜕变,在中国诗学史上首次对中国古典艺术玩味山水、摹画山水、寄情山水、放意山水的精神作了探问。其中涉及情、景关系;境、象关系;形、神关系等中国艺术精神的诸多方面,反映出中国艺术精神的一次重要蜕变,烛照出中国文学艺术的诗性之路。     

略论魏晋文学中的“感物”说

<正>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创作过程中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关系，即客观世界是如何作用于作家情感并通过作品被表现出来的，一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从《周礼》中记载的“六诗”说到以后司空图等人的“情景”、“情境”说，文学理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经历了很长的探索过程，在这之中，“感物”说是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发展阶段，因此它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注意。人们一般认为，“感物”说在《礼记·乐记》中被提出后直到齐梁时期才走向成     

语文教学要重视联想和想象

语文学科的特殊性，是重在以情感人。别林斯基说：“没有感情，就没有诗人，也就没有诗歌。”（《外国理论家作家论形象思维》）所有的文学作品，无不充满了感     

再论“文章不是无情物”

1996年笔者曾发表过一篇《论“文章不是无情物”——对写作原理的思考》的论文，审视了写作活动过程，分析了写作活动的内在机制。时隔三年，总觉得有些问题还没有说清说透，于是写下这篇文章以续之。写作的动因到底是什么？古今中外不少理论家做了许多有益的探讨，归纳起来有四种见解，这就是灵感论、本能论、自我表现论和技能论。灵感论认为，人们的写作和艺术活动仅仅是借助于灵感的爆发，而灵感又是靠心感神授的，正象相拉图所说灵感是神抵对人的凭附，是有一个神在人的心中主宰着，所以人们的写作和艺术活动是在一种梦幻状态中进行的。…     

时间的情感化与魏晋诗学中的“物感”说

在魏晋时期的诗文中，时间成了情感抒发的一个重要题旨，两者的紧密关联构成了诗人体验现实存在的感性形式。而诗人文论家在讨论“物感”时多从四时（时间）着眼，因此，这里所“感”的实际上是事物的变化，也就是时间。诗学中的“物感”说不仅仅是诗文创作的源泉论，它的成熟可以归因于时间意识的高度自觉，着眼于时间体验的情感化。或者说，魏晋时期的时间迁逝感是“物感”说得以确立发展的一个动力性因素，同时也是其所包含的一个重要内容。     

论《文心雕龙·物色》的美学价值

本文从美学角度阐析了《文心雕龙·物色》篇的理论内涵。本文指出“物色”的意思并不等同于“物”，而侧重点在于事物的外在形态（形式美），即在于自然事物的样态与人的情感结构的对应性。作者认为：《物色》篇继承了中国古典美学的物感思想，同时，又第一次完整地表达了物──情──辞三者关系，描述了从“诗人感物”到审美意象物化的过程，这是中国古代美学的一个理论突破。文章指出：刘勰关于审美主客体的双向互动关系的分析，不是一般“物感”，那样只注意物对心的感发，视主体为被动接受，而是在强调“物感”的同时，还强调了心对物的驾驭与统摄，把“随物宛转”和“与心徘徊”视为不可偏废的同一过程。由此，阐发了“兴”的主体创造功能。     

浅议钟嵘《诗品序》对“感物说”内涵的丰富

钟嵘承接前人的“感物”话题,提出了“气之动物．物之感人”的命题,同时,又论及四时感物和人生境遇、社会现实等对人的灵魂的触动,认为是这种感物促使了诗人陈诗展义、长歌骋情。他的“感物说”在注重自然感应的同时．又注重社会现实的感应．尤其推崇社会人事中的“怨”．这是对前人“感物说”内涵的丰富。     

落花流水皆有情——浅析古代情诗中"落花"、"流水"意象

本文分析了中国古代表达思妇念人怀远的情诗中的"落花"、"流水"意象,展现了其中包含的情感,并从"物感说"的角度指出在诗人笔下,一切自然之物皆成为有情之物.     

从“物使之然”到“可以怨”——《文赋》与《诗品》物感说之比较

《文赋》与《诗品》中的物感说主要立足于人本身,不同于前代物感理论将其落脚在社会层面。《文赋》把自然景物纳入“物感”的范畴,而《诗品》又补充了个人遭遇这一方面,丰富了“物”的内涵,并且更加强调“怨”情对诗人的感发作用。《诗品》之所以形成自身独特的物感说或源于南朝重情诗风的影响和钟嵘对三晋法家的学术继承。     

《乐记》中的“物感”说

《乐记》总结了先秦“物”、“情”关系在哲学及创作上的认识,体现了汉代哲学和创作关照下的“物”、“情”的关系特色,并率先在理论上阐释了“物感”说,对“物感”说的发展成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先秦两汉感物美学的发展

"感物"是一个关于人类的文学艺术创造与审美体验发生的概念,它是一切艺术的产生之源。这一理论的形成基于古老的天人合一观念,有着深厚的哲学背景。"感"是感应,它是一种自然和自由的感发现象,是一种瞬间的直觉体验。《乐记》最早明确提出感物,其本原意义是人心与自然万物的感应。这种感应是交互的、双向的,物感人,人亦感物。先秦的感物美学,无论是感应自然风物还是感应社会人事,都以儒家的伦理道德作为标准。两汉的感物美学受元气自然论和神学自然观的影响,强化了先秦以来的自然、自由的感应特质,其内在理论精华仍是天人合一,或者说它是天人合一的另一种派生。先秦两汉的感物主流是感事、感时,注重言志、教化。那时,自然风物并没有独立,没有独立的审美价值和审美意义,但是,它在中国古典感物美学的发展中意义也是重大的,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物感”说的哲学基础及其对作家创作的意义

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的＂物感＂说,以＂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为哲学基础,包容儒家和道家的美学思想。主客体的对待关系,在创作上通于＂比兴＂手法,而在创作主体条件上,则要求做到＂虚静＂和＂静观＂,保持创作心态对现实的超越性。在文学理论上,＂物感＂说具有丰富的心理和情感内容。艺术直觉是其思维的形式,作家感物生情,具有悲感和喜感两种趋向,但艺术情感常以悲为美,抒发悲愤情感的作品,常常更具有美感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