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如何为当下时代与问题提供力量？——2013年被“高估”的国内思想文化类图书述评

1919年,马克斯·韦伯在《以学术为业》这篇著名的演讲文的结尾,这样说道：“如果有人企图在没有新的、真正的先知的情况下,谋划宗教上的新力量,那么,会出现的将是一种在心灵意义上相似的怪物,惟其后更恶劣。     

经典的误读与再读——对世界文化遗产“格林童话”的历史文化解析

作为一种世界文化遗产,格林童话不仅是西方近代文艺经典之一,也是一种影响世界的文化经典。长期以来,传统童话研究对格林童话有严重的误读倾向。本文从格林童话的民间源流、口头传承、民族特色和传统色彩等四个层面,剖析传统研究对格林童话的误读内容。并从格林兄弟个人生活经验、民族文化和国家危机等层面,探讨格林童话作为一种文化经典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内涵。从而为理解和分析中国文化经典提供一种参考。     

被误读与误导的女性读者——女性心灵与修养类图书市场分析

随着社会的发展,女性在社会生活中承担的角色和责任越来越丰富、越来越重大;同时,她们在成长、职场、人际交往、爱情婚姻等方面所面临的困惑和需求的知识也越来越多。针对这种需求,一些编辑出版人员敏锐地捕捉到这些信息,相应的推出图书,满足读者需求,受到市场欢迎,可谓顺理成章。这一点,从各大书店在新书推广区展示     

解读中美“文化交融”电影中的文化误读现象——以《花木兰》、《功夫熊猫》和《金陵十三钗》为例

电影是最能透视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近年来,中国和美国电影都频频融入对方文化,形成了中美电影独特的“文化交融”景观.研究发现,在中美电影的文化交融中,均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两国对异质文化的误读现象:美方电影中常出现对中国深层文化的有意识误读,即运用美国文化的符码系统来编码中国的文化符号,其实质表达的是美国文化的精神意涵;而中方电影面对美国强势文化的单向灌输,渴望在文化的交融中展示中国文化,却容易出现扭曲自身文化、误读美国文化的尴尬境地.     

出版的焦虑与理想——出版文化类图书阅读回顾

如何在文化与产业、文化理想与商业智慧之间做到平衡与结合,成了当下中国出版业最为纠结的公共性问题。因为相对偏重不同,对体制转型与技术升级两种力量驱动下的出版业发展现状的评价与本质探讨,业界出现了文化派与产业派两种价值观的潜在分歧与对话。按照何明星《从文化政治到文化生意——中国出版的“革命”》中的说法,     

被误读的茅盾：批评的错位与评价的失衡--置于中国20世纪文化语境中的分析

对中国现代文学大家茅盾的评价,在一些重要问题,诸如处理文学和政治的关系、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形成独特的创作“模式”等方面,存在着种种“误读”现象,便有可能造成对作家评价的失衡。这里的确存在着许多复杂现象,只有将其置于20世纪中国文化语境中分析,才能作出准确估价,从而达到作家固有价值的还原。     

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误读”及其背后的国家权力——耐克“恐惧斗室”广告引发的思考

在经济全球化、网络国际化的今天，营硝全球化的趋势日渐增强，作为商品营销寅传手段——广告的跨国传播也日益频繁。广告的跨国传播实际就是跨文化传播，它是跨越不同文化背景之间的传播活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政治经济背景，生活在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政治经济背景下的群体又有不同的文化心理结构，这使跨国广告传播难免遇到“文化误渎”、民族情感、国家权力等敏感问题，本文就此试结合耐克“恐惧斗室”广告来加以讨论。     

“信息行为”与“信息实践”——国外信息探求理论的核心概念述评

文章介绍了国外图书馆与信息研究(LIS)的两大核心概念——信息行为和信息实践研究的历史变迁,表明国外LIS研究的核心概念正由单纯研究信息行为转向研究信息实践为重心,并通过前者来理解后者,最后简评了这一转向的理论基础。     

以专题年形式促进图书与阅读文化发展——俄罗斯联邦“文学年”活动考察

为了使国民重拾对文学的兴趣与热情并推动国民阅读,俄罗斯继“俄语年与读书年”等一系列专题年后,2015年又在俄罗斯全境举办“文学年”活动.文章通过介绍“文学年”活动开展的背景、活动方案的安排及运作情况,透视俄罗斯在“文学年”框架下开展的阅读促进与实践活动.对于这一专题年活动的了解与认知,将有助于引起我国对阅读文化与全民阅读的关注,给推动全民阅读、进行阅读推广带来有益启示.     

对“综述”与“述评”类文章的评析——以《档案学通讯》和《档案管理》近3年刊发的文章为例

综述、述评类文章的写作前提是要有相当数量的现有文献及作者对文献的深刻理解和透彻的分析;适应对象主要是专门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员;基本功能是提供较为详细的概况、益于将对此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能够方便阅读;对综述、述评类文章的质量应当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认识。     

显性设计与隐性植入：从图书评奖看传统文化叙事传播——以2004年至2022年“世界最美的书”获奖图书为例

文化传播需要借助特定的载体和契机。优秀图书出版物既是本国历史和文化的物质载体,也是知识流动的媒介。2004年至2022年中国在莱比锡“世界最美的书”评选中获奖的24本图书携带着中国文化的基因,并借助可视化设计语言的图像叙事,以莱比锡书展、法兰克福书展以及世界各地的巡展为文化推介契机,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精彩案例。研究发现,“世界最美的书”评选和全球巡展,使中国的获奖图书在显性与隐性两个叙事层面担当起文化对外传播的使者,并促成他国受众形成对中国文化、中国美学、中国思想的“他者想象”。显性叙事层面主要指传统文化元素的图像可视化设计,隐性叙事层面主要指这些获奖图书中传统文化精神内涵的隐性植入。     

我们还不如一个“培老头”么?——关于游学、文化及旅游图书的闲言碎语

但我觉得标尺的意义不能废,存在这里,对照中国的旅行者以及出版者,这是个很好玩的游戏,只不过,一边是一百多年来的中国出境者,以及全部旅游类图书,一边只有一个培老头。     

从文化工业理论看假新闻的滋生——以2013年“十大假新闻”为例

本文从文化工业理论的特征及技术两个方面入手,以《新闻记者》评选出的2013年＂十大假新闻＂为例,结合当前媒介融合的环境,从文化角度分析假新闻滋生的原因,以期能够提高受众对假新闻的辨别力,帮助新闻从业者及信息发布者能更规范的报道和发布信息,营造一个良好有序的舆论环境。     

“新知”与“旧友”——从法国对中国文化的接受看中国出版如何“走出去”

出版的本质,就是在这种意向性与未知性之间开拓出无限的空间。探讨我们的图书如何走出去的问题,归根到底,就是要在这种意向性与未知性之间,找到一个良好的度。     

专业出版社的“跨界”与创新——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江西历史文化题材出版物述评

中国少儿出版重镇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近年“跨界”探索江西历史文化题材出版,形成了一定产品线布局与社会影响力.它立足江西文化历史资源,时刻了解时代脉动,与主旋律共振开发选题;顺应时代潮流,凸显少儿出版特色,以“轻出版”的书态形式呈现江西历史文化;编辑出版制作讲究,名家作者阵容与强有力编辑团队深度合作,打造特色板块精品.这也给专业出版社在竞争激烈、发展多元的出版情境下如何拓展自身提供了深长的启示.     

类比亲子关系:文化中介视角下儿童图书编辑的实践与出版逻辑——基于50篇童书“编辑手记”的分析

童书编辑如何参与编辑实践在我国学界一直缺乏系统的经验与理论的建构。本文以布迪厄的文化生产理论为视角、以文化中介“三维度”分析框架对50名儿童图书编辑撰写的“编辑手记”展开了对童书编辑“文化中介”实践的考察。研究发现,作为“文化中介”的童书编辑对童书的理性规划与类似“养成系”的情感投入贯穿了童书的物质性创造与生产“影响”的过程,他们与市场的博弈也逐渐印证了理论中文化产品“市场逻辑”与“审美逻辑”的融合。     

文化、历史与“盐”——对西藏盐井地区盐文化的口述史调查研究

西藏盐井地区以盐为中介,藏族、纳西族、汉族等多个民族共处其间,藏传佛教、天主教、东巴教及原始宗教并立,形成相对独特的“盐文化”,是一个多元文化汇集、和谐共存发展的福地.在“盐文化”传承人下关老人的口述史中,盐井人是通过将那些神化形象以及来自外来他者的文化要素与盐井盐文化相联系,从而实现自我的文化建构,盐对于盐井人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基础层次.     

性别表演、文化制作与消费——当下短视频中的“男扮女”现象分析

短视频是当下最为流行的一种网络视听媒介,因内容题材多样和信息即时而迅速传播。其中,"男扮女"作为一种独特的娱乐现象备受关注。"男扮女"的现象自古有之,但随着性别问题的研究和女权主义运动的发展,男扮女已然脱离了以往完全从自然生物学角度对待性别的认知,变的更加包容和开放。本文讨论了短视频中"男扮女"现象作为一种商业营销行为的表演动机与性别意识,认为是一种超性别的性别表演,并以此塑造个人社会身份。在性别竞争的问题上,扮演女性的男性通过表演女性再对其进行编码、重塑,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制作。在男扮女的现象中,依然存在了性别差异的矛盾,表演背后实际隐含了传统的男性本位思想和当代消费文化。     

“被看见”的家庭生活：抖音中的家务劳动媒介化与可参观性文化

研究通过对抖音平台中家务劳动短视频的观察,分析女性博主家庭生活的内容生产场景、制作模式和情感化表达。发现技术对家庭的嵌入使得家庭空间变得“可见”,家庭生活进一步被媒介化。当家庭的日常细节和家务劳动的过程成为互联网平台中被“观看”的对象,原本具有私密性的生活领域转变成一种可参观性的空间及文化,具有了可接近性、可互动性和表演性等新的特征。将媒介的视角引入家的分析,对于探讨新的家庭文化形态及女性与家庭的关系具有意义和启发价值。     

“被再造的”中国大运河:遗产话语背景下的地方历史、文化符号与国家权力

本文通过对中国大运河杭州段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遗产文本"和"历史叙事"进行比较分析,剖析"威权式遗产话语"是如何再生产"遗产事实"的社会实践过程。本文选择杭州段运河的"桥西历史文化街区"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申遗前后社区历史和文化"再生产"的实地调查,发现其经历了遗产话语再生产、遗产空间再生产和遗产文化再生产等"遗产化过程"。桥西文化历史街区的研究表明,遗产空间的再制造尽管满足了世界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标准,但同时造成了对原有社区历史的"矫饰"和"文化灵韵"的销蚀。文章认为,中国大运河其实是在遗产话语的"绑架"下,经过对地方历史和文化符号化的再生产,"被再制造"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