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诗与菊文化

菊意象进入中国古典文学,显得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由菊之物理特性,逐渐过渡到菊之精神品性,这其实就是一种历史文化心理的漫长积淀。有唐一代是咏菊文学的发展壮大时期,而宋王朝则是咏菊文学的巅峰时期、骄傲时期。菊诗可以写一种高雅脱俗、隐逸退让的道德文化,可以写一种外柔内刚、凌风傲霜的君子品节,菊诗还反映出一种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的尚健精神。     

论陶渊明诗对初盛唐时期九月九日诗的影响

唐朝时期以九月九日为题材的诗歌数量众多,仅《全唐诗》中就达300首以上。这些作品对陶渊明典故的接受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既增加了诗歌的深度,又促进了佳作的产生。就创作场景而言,九月九日诗可以大致分为私人吟咏和宴会唱和两种类型。初唐时期九月九日应制诗中,陶渊明典故出现的频率较少,这与陶渊明诗歌与故事的消极基调有很大关系。私人作诗方面,崔国辅的《九日》出现了登高和菊的内容,并且也言及了陶渊明,说明陶渊明的故事已深入人心。在典故运用方面,唐代九月九日诗中经常出现的“东篱酒”“菊酒”等因素就是源自于陶渊明《饮酒二十首》其五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在对陶渊明个人形象的接受上,进入唐代之后发生了从呼为陶征士的隐者和田园诗人形象,到称呼为彭泽令的变化,被描写成即使是担任官职,也要守住精神净土的人物。而在唐代九月九日诗,“陶渊明”这一形象常被用来比喻赠答的对方或作者自己,用以形容其志趣。     

论北宋初中期“以诗为词”创作倾向的发展轨迹

“以诗为词”可以说是因苏轼词的风格和作法而得名的，但它并非始于苏轼。从北宋初到苏轼，“以诗为词”创作倾向经历了它的酝酿期、成长期和成熟期。在这个发展轨迹当中，有潘阆、范仲淹、张先、晏殊、欧阳修、王安石、晏几道等一批各具特点的词人用自己的创作实践或创作理论，从题材、语言、风格、手法等方面逐步发展了“以诗为词”的创作倾向，为苏轼对其的成熟作了先期准备。     

论北宋初中期"以诗为词"创作倾向的发展轨迹

"以诗为词"可以说是因苏轼词的风格和作法而得名的,但它并非始于苏轼.从北宋初到苏轼,"以诗为词"创作倾向经历了它的酝酿期、成长期和成熟期.在这个发展轨迹当中,有潘阆、范仲淹、张先、晏殊、欧阳修、王安石、晏几道等一批各具特点的词人用自己的创作实践或创作理论,从题材、语言、风格、手法等方面逐步发展了"以诗为词"的创作倾向,为苏轼对其的成熟作了先期准备.     

论古代庐山隐士与其隐逸诗

隐士文化是庐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庐山隐士为庐山文化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尤其突出地表现在文学领域隐逸诗方面。文中将以时间为主轴,对历代庐山隐士与其隐逸诗的思想内容进行综合阐述,以期勾勒出庐山隐士文化的发展脉络。     

论北宋党争对士人词风的影响

北宋党争在士人词中的表现没有诗、文那么明显,但也是审视北宋词文学发展、士人词风变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社会因素。北宋党争大致分为三个演进阶段。仁宗朝党争初起,士大夫的染指使词摆脱了晚唐以来的艳情遗风,士人词走向抒写个人性情的雅化道路;神宗朝新旧两党围绕变法的党争愈发激烈,苏轼词记录个人心路历程,有诗化的自传倾向,开士大夫词的新风;哲宗朝党争激化,卷入政治漩涡的士人在党争、文祸的双重压力面前,常借词之深幽隐约抒发颇具个性的士人胸怀。党争促使士人词风实现了抒写个人性情的重要变化,也促使士大夫词最终走向"自是一家"的正统文学殿堂。     

王安石与陶渊明——兼论北宋诗人的慕陶

在“慕陶史”上,宋代文人对陶渊明文学风格和人格精神的认识渐趋深化和丰富,把陶渊明推崇到了和杜甫相提并论的程度。这也标志着中国文化的某种成熟。这种慕陶之风,在北宋中期大炽,尤以苏轼的“和陶诗”及陶渊明评论为著名。但如若留心王安石,会发现他对陶渊明的喜爱不在东坡之下,虽无正式的陶渊明评论,但在其诗中,却屡屡述及渊明,对此,我们的文学史有所忽略。故本文通过王安石作品,特将安石和渊明的关系缕出,并兼及北宋诗人的慕陶情况,以供文学史之着意。     

宋金元哲理诗探论

哲理诗是一种具有双重品格的诗,是哲理与诗性的完美结合。宋金元三个时期共408年的哲理诗,在当时诗人们的努力下,使之历史地成为了可与传统的怀古诗、送别诗等媲美的一种诗歌品类。北宋的哲理诗,主要表现出了三大特征,即揭示自然规律,反映人生哲理,表现佛禅义理。南宋是一个理趣诗与理学诗盛行的时代,前者以杨万里的诗最具代表性,后者成就卓著者则首推朱熹。朱熹的理学诗主要分为三类,即＂阐说义理类＂、＂融合渗透类＂、＂亦情亦景类＂,各具特点。而借助形象以进行理性思考,并从中揭示出某种社会或人生方面的哲理,用以加强作品内容的深刻性,则是金代哲理诗表现在艺术上的一个重要特征。元代是一个新儒学高度发达的国度,其定理学为官学的举措,不仅为哲理诗的创作带来了新的气象,而且使理学家的＂学者之诗＂一变而为＂诗人之诗＂。这种变化,是理学诗在元代进步的标志。     

论陶渊明诗的“真意”

陶渊明的诗表现出冲灵隽永而超迈的韵味,也有超脱世俗的佛老思想的色彩,体现出相对的和谐与稳定,呈现出一种柔曼的气氛;其表现语言冲淡自然,毫不雕饰,有一种让外观完全消融于内在含义的倾向,甚至追求一种得意玄言的境界,使人流连忘返。     

北宋初中期"以诗为词"创作倾向

“以诗为词”的出现是对北宋初中期颓靡词坛一个强有力的冲击，它改变了词体在某个发展时期内固有的本质特征，也改变了词体的发展道路。它的创作倾向由苏轼处获得成熟定型后，大致形成以范仲淹、王安石、苏轼式的雄旷激越；张先、晏殊、欧阳修、晏几道式的风流闲雅为主的两条线路，分别影响了以后的“苏辛派”与“周姜派”词人，直至近代。     

魏晋诗酒艺术审美探赜

以阮籍和陶渊明为代表,魏晋诗人开始有意识地以酒入诗并在"酒"意象上寄寓独特内涵和诗人的主体态度。阮籍、陶渊明的生平经历、价值信仰、生命哲学共通,但是对酒的态度不同。从阮籍到陶渊明,诗与酒的融合经历了由形神分离到浑然一体的艺术自觉发展过程。     

英雄末路以诗传——论陶渊明咏怀诗中的浪漫主义情怀

钟嵘在《诗品》中称渊明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其实陶诗大量的咏怀诗是人们探究陶渊明思想感情的另一把钥匙,从中可以窥见其时有闪现的浪漫主义情怀,对人们全面认识末路英雄陶渊明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论北宋的华靡之风

北宋华靡之风日盛,成为其发展过程中的肿瘤,最终导致其走向灭亡。而形成这种风气的主要原因是统治者昏庸无能,挥金如土,奢侈浪费。主要表现在官吏上行下效,以奢侈浪费为荣,不顾政事;文人士大夫隐逸奢靡,享乐意识滋生,无所作为;城市居民娱乐游玩之风盛行,终日沉醉于纸醉金迷之中。这些华靡之风对北宋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其政治腐败,财政拮据,社会形成严重的两极分化,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人们的消费观。最终这个表面歌舞升平的王朝倒在金的铁骑之下,从此走下了历史的舞台。     

北宋初中期"以诗为词"的得失及其影响

"以诗为词"的出现是对北宋初中期颓靡词坛一个强有力的冲击,它改交了词体原有的特征,也改变了词体的发展趋势.它的创作倾向由苏轼处获得成熟定型后,大致形成了以范仲淹、王安石、苏轼式的雄旷激越和以张先、晏殊、欧阳修、晏几道式的风流闲雅为主的两条线,分别影响了以后的"苏辛派"与"周姜派"词人,直至近代.     

论陶诗之议论——以“饮酒”诗为例

陶渊明诗歌现存120余首,饮酒诗约占一半以上,是陶诗中最重要的诗歌。这些诗以“饮酒”为依托,议论、调和仕与隐的矛盾。其中“议论”值得注意的有三：第一,以生活议论;第二,以典故议论;第三,以思想议论。陶诗中议论的形成与魏晋玄学,尤其是“言意之辨”息息相关,这种议论影响深远。     

陶渊明的诗与酒——兼论中国文人与酒的关系

在晋末宋初,陶渊明乃是一个极具个性的作家。他以山水诗酒为乐,爱好自然。陶渊明嗜酒,一饮必醉,在他一生的性情、行事中,可看到魏晋名士的典型风骨。文章通过阐述陶渊明的诗与酒的关系,深层次揭示其饮酒诗之内蕴,并兼论中国文人与酒的关系。     

论严羽对汉魏之诗与盛唐之诗评价的差异

严羽将汉魏之诗与盛唐之诗并举第一义,主要体现在＂悟＂和＂词理意兴＂两个层面。汉魏之诗与盛唐之诗均能达到吟咏情性的目的,所以列为第一义。严羽以盛唐为法主要体现在“气象”和“入神”两个方面：盛唐的雄浑气象超越了汉魏的浑厚气象。汉魏古诗无法达到“入神”境界,惟李、杜之诗达到“入神”境界。因此严羽虽提倡兼学汉魏盛唐之诗,但是心里真实指向是诗法盛唐。     

北宋太宗朝的"乐府声诗并著"——以王禹偁为个案

在中国古代音乐文学史上,以齐言或长短句为主要歌辞形式的歌曲创作并行不悖,宋人早已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李清照词"别是一家"之论,开宗明义即指出"乐府、声诗并著";张炎<词源>序中亦以为"声诗间为长短句".北宋太宗朝"乐府、声诗并著"的创作,王禹偁可谓典型.王禹偁有"谪居始信为儒苦"的生活,有"醉中官妓乞歌诗"的经历;有声诗<畬田词>,也有"乐府"(曲子词)<点绛唇>,而他总以"词臣"的身份,时刻关注"风谣"、"山歌"修教易俗的意义,反映了北宋立国之始文人士大夫对声诗、"乐府"(曲子词)功能的明确认识.     

论陈衍的"学人之诗"

陈衍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诗歌理论批评家,"周光体"的魁首.陈衍把"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一"作为诗歌的创作原则和批评标准,但他对"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并不是同样看重的,受清代浓厚的学术氛围的影响,陈衍真正推崇的还是"学人之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