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合治理:“三治合一”乡村治理的一种新探索

建设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我党着眼于新时代乡村社会转型发展和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本质要求。"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是符合我国国情的,能够更好更快地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现阶段我国乡村治理有哪些突出问题和矛盾?自治、法治、德治如何协调和搭配?这些都是关系我国乡村长远发展的现实问题。文章通过分析整合治理模式的可行性,并以台州市乡村治理模式为案例,寻找释困的路径,探讨科学有效的治理路径。     

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现实困境与推进路径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作为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面临着主体协同能力不强、公共服务水平不高、高素质人才不足等问题。推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提升多元主体协同自治能力,加强法治建设,优化基础公共服务,打造高素质、专业化的乡村治理队伍。     

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自治、法治、德治,是推动乡村治理格局良性运转的不同治理方式.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既需要以自治为基,增强乡村治理活力,又需要以法治为本,保障乡村治理秩序,还需要以德治为魂,弘扬乡村治理正气.通过进一步构建自治、法治、德治主体相结合的治...     

浅析新时代“德法兼治”视域下的乡村治理体系

党的十九大提出,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自治、法治和德治的关系应当理解为一体两翼,自治是主要内容,法治是保障底线,德治是辅助工具。面对当前乡村治理的困境,乡村治理关键在于创新乡村治理体系,走"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之路。     

“三治合一”体系下乡村治理法治化进路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乡村。”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必须充分发挥法治对乡村振兴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着力提升乡村治理法治化水平。本文认为目前乡村治理法治化在经济发达地区已经卓有成效,但在经济欠发达的地区仍相对滞后。乡村治理主体未能及时填补社会变化导致的权力空缺,导致乡村治理法治化程度不足,只有将自治、法治、德治有机结合,充分发挥多元主体在乡村治理法治化中的作用,才能有效推进乡村治理法治化建设。     

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根本取向、核心议题和基本路径

在国家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国家治理的总体战略、乡村治理的历史发展和实践逻辑决定了我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必然取向。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乡村政治制度建设、乡村文化建设和城乡共同富裕是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议题。这些核心议题决定了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路径:推进和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构建乡村自治与乡村振兴战略彼此促进、协同推进的乡村治理新格局,完善党委领导下的乡村"四治"新体系,提升乡村善治能力;构建和优化共同富裕治理机制;加强乡村文化建设,厚植乡村治理社会资本等。     

党建引领下“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优化路径的研究——以石家庄市D镇为例

本文以石家庄市D镇为例,对其在“三治融合”乡村治理实践过程中的具体方式进行梳理,并总结出目前治理中存在的党建引导效果欠佳、自治体系运转不畅、法治进程推动缓慢、德治建设面临挑战等问题。研究从制度、主体和治理环境三个层面进行剖析并查找原因,结合具体案例,总结出治理的优化路径。研究旨在提升乡村治理效能,促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最终实现乡村振兴的总目标。     

“三治融合”视域下乡村社会矛盾调解机制的创新

党的十九大对乡村社会矛盾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具体在于夯实农村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随着我国乡村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际关系复杂化程度加深,使乡村社会矛盾呈现不断增长趋势。要想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需创新乡村社会矛盾调解机制,积极扩展更多的社会主体参与到乡村矛盾调解过程中,增加农村社会矛盾调解成功率和有效性,实现“三治融合”下的农村社会稳定。     

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的内涵探究与启示

健全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是顺应新时期新形势下农村发展的必然要求。坚持以自治为基础、法治为保障、德治为支撑的乡村治理体系,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堡垒,是解决新时期农村突出矛盾的关键步骤,是农村治理现代化的加速引擎。桐乡经验启示我们,要积极发挥党组织的主导作用、农民的主体作用、农村文化的调控作用,正确处理党组织、农民及农村文化与乡村治理的关系,从而逐步实现乡村善治。     

“三治融合”中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基本结构与构建路径

“三治融合”与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密切相关。“三治融合”中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有三方面内涵：自治、法治、德治的目标融合推动人人有责的价值共同体建设,自治、法治、德治的过程融合推动人人尽责的行动共同体建设,自治、法治、德治的主体融合推动人人共享的利益共同体建设。“三治融合”中构建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需要促进任务分解与绩效评价,建设责任明确的价值共同体;推动流程再造与场景转换,建设协同有序的行为共同体;深化权力让渡与权利维护,建设向往美好的利益共同体。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考情分析及复习备考策略

<正>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70多年的实践,证明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已成为当代中国民主实践的重要依托。然而,当前我国基层治理仍存在一些问题：基层党组织弱化、淡化、虚化、边缘化,基层政府治理资源相对匮乏、基层治理能力有待提升,德治和法治建设有待加强,智慧治理能力不足,社会力量和居民参与不够等。党的十八大以来,     

争论中的村两委“一肩挑”模式与乡村治理的发展

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是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村两委"一肩挑"模式是乡村治理领域正大力推广的治理模式。但是,这一模式在现实和学理上仍然存在许多争论,这体现在村民选举的"程序问题""一肩挑"人员的"权力问题"以及"一肩挑"人员的"职责问题"三个方面。纵观这些争论,不难发现背后映射的是乡村治理究竟是要以自治为导向还是以行政为导向推进其发展。其实,自治与行政并非二元对立、敌退我进的关系。推进乡村治理的发展应该打破这一思维,集中精力聚焦在使乡村治理得以在法治、德治与自治三者融合的背景下运行,而村两委"一肩挑"模式或许提供了一种探索路径。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内涵·问题·路径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构成,乡村治理实践中仍面临着主体作用弱化、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能力不足、“三治”未能实现完全统一,以及乡村治理“信息化”滞后的现实困境,要在强化“党建引领”的基础上构建多元主体共治格局,运用各种措施提升多元主体的共治能力,实现自治、德治、法治的融合统一,提升“智治”水平,以推进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治理的内涵、困境、路向分析

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其中,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要想乡村治理更有效,需妥善处理好城市与乡村、城镇化与逆城镇化、党的领导与自治德治法治的关系;需正确看待时下乡村治理遭遇的现实问题：党组织弱化,治理碎片化、形式化、行政化、向上集权化等,需突出党建引领、重视人才回流、强化农民主体意识,重塑乡村价值体系,完善基层监督体系;不断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全方位引领;促使小微权力科学规范运行,有效发挥内生性乡村治理作用,保障三治融合有序运行,不断激发乡村发展活力,走好走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善治之路。     

以川南典型村庄为例的基层群众自治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

加强和完善基层群众自治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本文在实地考察川南某乡村自治实践的基础上,侧重分析了现阶段村民委员会在乡村治理中的困境,提出了基层群众自治良性发展的具体建议。     

乡村振兴背景下法治乡村建设的行动逻辑和范式转换——基于云南省景东县“六八四”治理模式的分析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建设,必须克服法治乡村建设中系统化体系化不足、缺乏激励机制等问题。为了有效回应这些问题,实现法治乡村建设的目标,云南省景东县构建了“六八四”治理模式,对在法治轨道上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了的有益探索。该模式的生成机理是制度构建需要适应乡村结构性变化、基层治权下沉的客观现实,注重治理资源的资源整合、多元治理主体法治价值观的融合;该模式的制度架构是围绕法治队伍建设、改进法治宣传方式、构建“梯级”式公共法律服务网络,以嵌入“法治动力超市”为激励平台,实现了乡村治理的“三治融合”,为法治乡村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样本。     

农村基层党建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石

推进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任务,建设坚强有力的基层党组织、树立文明乡风、完善乡村自治法治德治体系是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基层党组织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主体,需要因地制宜,不断完善自身,以自身先进性引领乡村树立文明乡风,并将坚强的党组织与文明的乡风转化为促进乡村自治、德治、法治的有效手段,形成内部自主进步、外部管理有效、内外共同发力的互动格局,以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     

“四直为民”：民族地区乡村治理模式探析

民族地区乡村治理是一项复杂多样的系统工程。贵州省凤冈县通过联系服务群众创新提出“四直为民”,在强化自治德治法治“三治”方式过程中,突出以党委核心领导、多元治理主体、社会协同共治和增强社会活力等方面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深化和拓展基层服务型建设。但从议事主体、模式构建、信息技术和经济发展来看,还应从实践应用中不断反思并寻找新的突破口,以此实现乡村治理体制共建共治共享的“三共”社会治理格局。     

全面依法治国视阈下的农村基层依法治理

农村基层依法治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政府不可或缺的内容,是实现农村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规范乡村"小微权力"运行的迫切需要。当前,农村基层依法治理存在着党组织和村委会关系不顺、普法宣传教育缺乏实效、公共法律服务供给不足和依法治村能力尚待提升等系列问题。农村基层应坚持党的领导、村民自治和依法治村的有机统一,立足村民需求,更新宣传内容、创新宣传教育方法,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贯穿于村务运行全过程,通过推进法律顾问制度、村"两委"配备法学专业人员和设立乡村巡回法庭等措施全面提升农村基层法治气质,实现农村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社会治理重心下沉、乡村振兴与乡镇党政干部的流动

随着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越来越重要。社会治理重心下沉与乡村振兴先后作为解决基层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决策而提出,对作为最基层的乡镇党委、政府及其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更多的任务。这也为乡镇党政干部原本就比较频繁的流动增加了新的影响因素。乡镇党政干部的向上、横向与向下流动,都会产生多重的正负效应。为此,县级以上党委政府需要加大对乡镇党政干部的激励措施,同时鼓励干部向下流动到村社,因地制宜地领导和推进乡村振兴。在治理下沉与乡村振兴过程中,乡镇以上党政干部的向下流动既需要完成治理与振兴的任务,又需要解决基层政府日益沉重的乡村社会管理成本问题以提高资源投入的边际效应,还需要达到重塑乡镇政权政治权威与政治信任的目的。而随着"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社会治理体系的逐步形成,下沉的党政干部也需要在乡村社会完成从"进场"到"在场"再到"退场"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