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字学概要

以往学者把汉文字学分为以六经文字为主要对象的许学和以甲骨文、金文为对象的古文字学两类。我们认为对学科进行分类,既要考虑研究对象的差异,更要区分目的的不同。本文根据研究对象和目的的不同,将汉文字学分为三类:应用文字学、经典文字学和古文字学。     

广义文字学刍议

广义文字学是与狭义的文字研究相对的文字学研究，也是发生学意义上的以文字为核心的综合性研究。广义文字学的研究从发生的角度讨论文字是如何被构成的，但它并不致力于找到文字符号的创造原点所在，它把注意力放在揭示文明形成时期的文字与文明的互动关系以及文字构形方式与文明类型的对应关系上。广义文字学遵循比较的原则，主张关系型的研究方法。它注重文字的功能研究而相对忽略成熟期的文字形体的演变，它对文字的性质，文字史的分期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都提出了新的见解，倡导全新的文字学研究思路。     

俗文字学研究的新拓展——《汉语史视角下的明清吴语方言字研究》读后

陈源源所撰《汉语史视角下的明清吴语方言字研究》是一部以历史方言字为研究对象的专著,是近代汉字研究的力作,拓展了俗文字学研究的范围,弥补了汉语文字学、方言学研究的薄弱环节.书中既有个案的实践研究,又兼具理论方面的探索,为历史方言字的研究提供了范例和参考.     

水文方位字研究及其对普通文字学研究的启发--兼论水文研究的必要性与方法论

水文是一种既包含水族自造“象形字”又包含借用汉字所造字的民族古文字。对水文中10余个方位字及相关字的考察结果,证实了水族人自造字的产生先于水文中借汉字而形成的文字。同时,对于这10余个水族自造字和与之相应的汉字的比较,还证实了自造字与汉字造字的相同理据。以上研究对水文的发生、性质,对普通文字学和汉字研究均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总之,水文有得到学术界更大关注、更深入研究的必要性。     

汉语言文字学与中医学基础的辩证关系研究

中医学基础文本以汉字为载体,在高职语文教育教学范畴内,对汉语言文字学与中医学基础的辨证关系进行研究。一方面,汉语言文字学的运用可以加深医学专业的学生对中医学基础的理解;反之,对中医学术语的解释又丰富了语文课堂。对汉语言文字学与中医学辩证关系的研究,是中医学视域下高职语文教学内容研究的重要部分。     

借鉴CBE教育思想开好电声课

加拿大的CBE(Competency—based Education)是一种以胜任岗位要求为出发点、以职业能力为基础的教育体系，近年来在国际上相当流行。在北京联合大学职业技术师范学院电气工程系电声类课程开设的过程中，我们从CBE教育思想中得到有益的启示，大胆地作了一些尝试。     

论文字学的学科体系

全面论述文字学的学科体系问题，目前国内学者很少涉猎。本文依据文化符号学的理论，文字与语言在结构原理、基本精神等方面有许多一致性。因此，文字学学科体系的建立，应仿照语言学的学科体系。文章在这个理论基点上首先把文字学分为理论文字学和应用文字学。理论文字学又分为个别文字学、比较文字学和普通文字学三科；而应用文字学又要研究文字教学、与文字学有关的边缘学科等问题。文章特别指出，要把文字学当作跟语言学并立的学科来对待     

关于运用新媒体提升辅导员事务性工作效率的几点思考

自媒体时代,事务性工作依旧占据了辅导员日常工作的相当比例。文章以利用新媒体提升辅导员事务性工作为出发点,介绍了若干应用实例,并分析了现阶段新媒体在管理学生事务性工作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并对新媒体在提高辅导员管理学生事务性工作进行了展望。     

论文字学的学科地位及当前的紧迫课题

中国文字学有数千年悠久历史、丰厚学术遗产,自来是中国学术中重要的独立学科。西方古代语文学以古典书面典籍为研究对象,不同于现代语言学,相当于中国文字训诂学。随着学术典籍的增多,文字作用的增强,尤其是20世纪下半期,进入“知识社会”、“信息时代”,文字作用更为巨大,西方出现了建立独立的文字学科的强大学术新潮流。文字学的研究对象不限于静态（备用态）的文字形体,而且包括文字行为（阅读、写作）、文字能力的培养（教育）。因而其内容广泛,有众多的分支学科。从“语言中心论”导致的语言学独霸学术界话语权,到创立独立的文字学科,是一场深刻的科学革命。当前迫切需要建立一套新的学术范畴,研究一套新的科学规律,创造一种新的学术模式。为此,需要首先建立独立的文字哲学。这是文字学当前最紧迫的学术课题。     

从汉语文字学的角度看《大正藏》第八十五卷的研究价值

在煌煌百卷《大正新修大藏经》中，唯一一部以收录敦煌佛典为主的是第八十五卷。第八十五卷所收录的这些敦煌文献的重新面世，一方面给佛经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另一方面。从汉语文字学的角度来看，对于研究敦煌俗字、俗语词、俗音以及文献枝理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谈对语言文字应用研究的认识

从语言字的性质探讨入手，论及语言字应用研究的内容包含语言规划，语言教学，中信息处理三大方面，并探讨应用语言学的研究方法等相关内容。     

《广雅》的语言文献学价值

《广雅》为增益扩充《尔雅》而作，它在汉语规范、训诂学、词义学等方面都具有较高的文献学术价值，为研究科学的汉语语言学史提供了丰富的语言学语料，对近现代汉语语言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语言历史主义--论历史学与语言学的交叉研究

传统历史学注重政治、经济、军事等宏大事件;理论语言学注重语言内部结构.然而,近年来,它们分别走出各自原有领域,到达一个交汇点,不断显现出两者结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随新史学的发展,历史学开始将社会文化现象作为研究的重要对象;社会语言学的兴起使语言学的研究范围扩展到语言与社会以及文化的关系.语言是人类社会特有、也是十分特别的文化现象,它包罗万象、涵盖一切.因此,无论是将社会文化作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学还是把语言与社会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的语言学,都必须研究语言与社会两个方面以及彼此关系,方能把握其本质特征.这两门学科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是这一交叉研究的基础与内容.     

把握语言学发展史的总脉络——试论“五段两线三解放”

"五段两线三解放"是语言学发展史的总脉络,所谓"五段"是指"语文学"、"历史比较语言学"、"结构主义语言学"、"形式语言学"和"交叉语言学";所谓"两线"是指贯穿语言学史的"参差论"与"整齐论"的斗争;所谓"三解放"是指以"历史比较语言学"、"索绪尔"、"社会语言学"为代表的三次突破性进展。"五段两线三解放"是"点"、"线"、"面"三结合研究语言学史的有效框架,它可以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     

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下的语篇语言学

语篇语言学又称话语语言学,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是现代语言学的重要分支之一,它的诞生与发展,使语言学的研究脱离了形式一逻辑的固有模式,从语言的本质出发去研究语言的基本规律。语言学的这个进步,反映了语言学家们从哲学层面对语言的重新审视,不再把语言看作是一成不变的形式化的内容,而是从语言作为人类的交际手段这一基本属性的角度来研究语言本身。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角来审视语篇语言学的诞生、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无疑能够更好地探究语篇语言学的哲学基础。     

Saussure as the Founder of Modern Linguistics

Father of modern linguistics, Ferdinand de Saussure has long been known to mak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in the modern linguistics.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his some basic theories in modern linguistics from three aspects: the object of linguistics, levels of linguistics and his explanations about dualities.     

语料库语言学研究方法之哲学思考

20世纪80年代以来,语料库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受到语言学家的关注,认识该研究方法的特点对语言研究非常重要。现代语言学三大主要流派的研究方法以及它们对语料的态度各有特点,与语料库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有历史渊源也有本质的区别。对比分析显示语料库语言学是一种兼收并蓄、集定性和定量研究、归纳与演绎方法于一体的综合研究方法,它开拓了语言研究的领域,对描写语言学和理论语言学的发展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从普通语言学到艺术语言学的呼唤

自然语言包括常用的普通语言，即科学语言和艺术语言两种。语言学家们对普通语言研究达到了精密化和理论化的程度，推动了普通语言学的繁荣与发展，但由于语言学家们很少涉猎到艺术语言的研究，造成了艺术语言学的缺位。用普通语言学的理论来解释艺术语言，人们往往就感到“理不直”，“气不壮”，并产生了对普通语盲学的质疑。这不能怪普通语言学自身，而在于艺术语言学的“缺位”。语言学家们应该着力对艺术语言学的研究，还自然语言学一个完整的“自我”。人们的交际呼唤着艺术语言学。这也正是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和2001年出版的《艺术语言学》和《艺术语言学再探索》给我们留下的思考。     

从语法范畴视角解释日本学生英语书面语错误

本文在语言学研究理论基础上,通过分析日本英语学习者书面语中的典型错误,从数、性、格、人称、时态和词序六个方面重点讨论了由于语法范畴的差异性导致的语言错误,呈现了日本英语学习者在语言学习过程中的中介语发展进程,解释了他们的中介语特征。研究结果为进一步的语言研究提供了语言事实材料,同时也加深了外语教师对语言内部结构的理解,从而探寻有效的外语教学途径。     

元代蒙古族诗人汉文诗歌创作研究谫论

元代蒙古族诗人的汉文诗歌不仅在蒙古族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学界较为系统地对元代蒙古族诗人及其汉文诗歌的考证与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学人从多个理论角度认识蒙古族诗人及其汉文诗作、蒙汉诗歌关系,提出了与以往不同的观点与见解,一些学术价值较高的研究成果相继涌现,使得蒙古族诗人及其作品、蒙汉诗歌关系的研究展示出新的面貌,达到了一定的广度和深度,业已成为中国文学研究中的学术生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