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的原义浅析

“关于“史”之原始含义,向无定论。比较有代表性的意见可举要如下: (1)许慎:“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说文解字》) (2)吴大澂:“史、记事者也。象手执简形。”“持中即执简册之象也”。(《说文古籀补》) (3)江永:“凡官有簿书谓之中。……故掌文书者,谓之史。”(《周礼疑义举要》卷五)     

“历史”一词的由来

试题研究古代的“历史”两字,从未连用过,只称“史”。在甲骨文中,有史字出现。《说文解字》解释:“史,记事者也。”据此可知:“史”者,开始并不指哪一本书,而是指人——指从事史事记载的史官。传说五千年前黄帝时代就有史官,叫苍颉。从广义来看周代大多数文官都可以称为“史”的,他们的工作并不限于记言记事,其他如祭祀、天文、历法、艺术等都是他们的业务范围。我国最早的史册,称“志”、“书”,而不称史。《南史》、《北史》都是唐代李延寿所撰。唐代刘知几的史学评论著作《史通》也称“史”。自此,宋、元、明也都称“史”。司马迁曾经说…     

《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教学探讨

“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是历史学专业非常重要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关于该课的性质、教学内容和教与学的方法,曾有木少学者作过探讨,但至今仍见仁见智。近十年来,笔者一直从事这门课的教学工作,也编写过这方面的教材、教参,积累了一些心得体会,写出来供方家批评。一、历史典籍与历史要籍“历史”是一个后起的词,古人单称“史”,本义是指用又字记事的人,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说：“史,记事者也,从右持中。”“右”即在手,“中”是“册”（简策）的简写,意思是执简记事为“史”。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史官修史制度起源很早…     

崔述历史考证方法论的局限性--以考证司马迁《史记》"申侯与弑幽王"之说为例

清代史家崔述在考辨伪书荒史的过程中,确立了“是非必折衷于孔孟,而真伪必取信于《诗》《书》”的用证原则和“不应后人所知,乃反详于古人”的辨伪原则,形成了系统的历史考证方法论。崔述的历史考证方法澄清了许多古史传说的疑团,具有重大的考史价值；但也存在着疑古过头的弊端，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他对司马迁《史记》“申侯与弑幽王”记事的考证,明显暴露出其历史考证方法论的局限性。     

浅谈“历史”的演变发展

在我国古代,人们习惯上把历史称之为史.关于“史”字的结构及含义,前人论及很多,尽管他们对许慎所说的“从又持中”多有不同见解,然而,对于“史为记事者也”《说文》的认识,还是较为一致的.关于“历史”两字前人论及很少,近来陈光前先生在其《史学学概论》中,对这个字的结构、含义及历史一词的产生,都作了详尽的论述.他说:“历,从双禾,古人以禾纪年,禾一熟叫一年.从双禾,表示不止一年.“历和史都有表示已经变成陈迹的意思,所以是同义互注的造词方法.”陈先生在书中还提到:也有人认为“历史”是从日本引入的译词、中日文化同源,互相影响也是可能的.以备一说.陈先生追本溯源,发前人之所未发,实有补于后学对于“历史”一词的深入理解.然而对于陈先生的这些观点,笔者有不同的看法.     

王闿运春秋学的整体思维意向

“经”史”之别是王闿运《春秋》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并形成了他治《春秋》的整体思维意向。他认定《春秋》及《公羊传》、《榖梁传》是“经”不是“史”,在“义”不在“事”,而《左传》为记事之书。在此前提下,王阎运展开了对《春秋》学的研究,沿袭公羊家之“义例”解经风格,阐释经典之微言大义,以达通经致用之目的。     

注重“改革史”教学——综观近7年广东卷主观题得出的启示

改革是推进历史前进的巨大动力,也是国家和民族不断进步的源泉,从这个意义上言之,中华民族的历史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就是一部改革史。在新课程历史教学中。“改革史”也受到高度重视．“新课程高中历史选修教材《历史上重大改革的回眸》更是选修模块的‘排头兵＇”（刘波：《高中新课程“改革史”教学应注意的几个问题》,《新课程研究》2010...     

先秦演讲史探略

一、先秦演讲的滥觞 我国演讲的历史源远流长,其有案可稽的滥觞可溯至四千多年前的夏代。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古者“君举必书,……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在《尚书》(一称《书经》)这部中国最古老的包括夏商周三代之“书”在内的史料总集中,人们可以看到较为严格意义上的规范的演讲。其中《甘誓》篇记载了     

“春秋笔法”视域下的《鸿门宴》人物形象解读

<正>“春秋笔法”是《春秋》的话语表达方式,指用笔曲折而意含褒贬,即不直接阐述对人物和事件的看法,而是透过措辞手法和材料选取等传达主观态度。司马迁曾称赞《春秋》“约其文辞而指博”。也正因此,司马迁在创作《史记》时继承和发扬了这一叙史笔法,为后世史学乃至文学创作树立了典范。“春秋笔法”最突出的特点是“一字之中寓褒贬”,即作者通过某一个字的运用不动声色地向读者传达其深刻的价值取向,以达到臧否人物、褒贬历史的效果。然而,《春秋》是以记事为主,     

“历史”、“史学”探源

我国史籍产生极早,但“历史”和“史学”这两个词儿的出现,却要比史籍本身的产生晚得多。“历史”先秦时期,只有“史”字,主要指掌管记事的史官。汉代有“史记”一词,先是用于指先秦史官所记的史书,东汉桓帝以后,才成为司马迁所写史书的专名。这种情况,应是当时史在王官、史书绝少、史学不发达的反映。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书数量猛增,史学空前兴盛,“史”、“史记”这些旧有的简单名词术语,已反映不了客观实际,于是,“历代史”、“历史”、“史学”这些崭新的词儿,便应时而生。据《魏书高昌国传》载,北魏孝明帝正光     

“以千骑降夏”的“瓜州王”是谁?

在敦煌史研究中,11世纪瓜沙历史存在着几桩重要疑史需要进行认真清理。《宋史·夏国传》”[天圣]八年,瓜州王以千骑降夏”这条记事,就是需要加以清理的瓜沙疑史之一。关于这桩疑史的讨论,如果从清代吴广成算起的话,已经过了一百多年,人们作出过种种推测,但一直悬疑未决,本文就管见所及,谈谈个人的理解。     

史部书目的形成和确立

我国上古,史官掌书以赞治。班固《汉书·艺文志》载:“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相传古代帝王之史——《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或为史官而记;史官董狐、南史秉笔直书的精神,曾历代传为美谈;甚至     

试论清代戏曲《千忠录》的历史书写

李玉《千忠录》演述建文帝逊国事,是清初著名的历史剧。《千忠录》的历史书写具有特色,它在采录史传的同时,也进行了增饰和虚构,所以它的历史叙事呈现出“虚实相生”的特点。在建构历史人物时,《千忠录》并未完全化用史传形象,而是融入了作者的思想,创造出高于历史的艺术典型。在书写历史的过程中,《千忠录》浸润着“寓言性”,一是“厚人伦,美教化”的旨归,二是个人命运与遗民情结的抒发。     

《左传》叙事艺术简论

《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家传《春秋》侧重点各有不同,宋朱熹《朱子语类》中说：“《左传》是史家,《公》、《谷》是经学。史学者记得事却详,于道理上便差;经学者于义理上有功,然记事多误。”宋叶梦得《春秋传序》也说：“《左传》传事不传经,是以详于史而事未必实;《公羊》传义不传事,是以详于经而义未必当。”既是历史著作,必定重在记述历史事实,讲究叙述历史事件和描写历史人物的方式方法。     

应大力提倡求真宽容的学风

中史参》的“商榷与正误”专辑,在中学历史教育界内外所产生的巨大反响,我是始料不及的;而权威人士对《中史参》和广大一线教师的纠错行为所持的态度,我更是始料不及的。在读了《中史参》第10期的“卷首语”和黄安年教授的争鸣文章,知道内幕以后,我彻夜难眠,只是忧虑:怎么会这样?“舌战”本属正常,但“战”之倾向明显有违正常的争鸣氛围。《中史参》堪称历史教育改革的“《革命军》、《新青年》”,此次作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善事。《中史参》和教师纠错可以做到“三个有利于”:有利于教材更符合史实和时代特征;有利于中学的素质教育、创新教育;…     

“做错了还是做对了？”——析《夹边沟记事》里的道德悖论

《夹边沟记事》讲述了1957年开始的“反右”运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知识分子的苦难史。作者以逼近历史真相的写作显示了迥异于以往“右派”叙事文本的鲜明异质。论文以极限境遇下的道德悖论和复杂人性为评析对象,透过物质和精神都极度匮乏的环境下的生存之难,挖掘道德悖论行为的深层意义：极端生存境遇下生命的’异化和错置,人性的复杂变异,使得建构伦理道德基础的人性本善的前提不复存在。人们无法用传统的道德观点加以批评和诘难。《夹边沟记事》呈现的不仅是控诉,还能引发人们从更为深刻的生命哲学的层面上产生对生命和人性的悲悯和同情。     

科研:只贴时髦标签无价值

收到《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0年第7期,知道拙文《能说“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宣告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了吗?》已在本期杂志上发表,心情自是相当愉快,同时由衷地感激《中史参》编辑先生对拙文的肯定和采用。我更赞赏《中史参》所提倡的科学精神和对时兴的“素质”“创新”“理论”“方法”等说辞的独到而深刻的见解。拜读了本期杂志的刊首语和封底辞之后,我不由得为《中史参》拍案叫好!不由得向《中史参》的编辑们表示钦敬!自己不才,但历来对那些贴着这样那样时髦标签的所谓教育教学论文不屑一顾。因此虽然也孜孜不倦的研究探索教学方法…     

魏晋南北朝史零札(续四则)

本文系作者的四条读史札记。其一纠正了标点本《资治通鉴》关于齐高帝建元元年五月记事的标点错误,其二探明了《人间词话新注》中王国维“不图老子乃与韩非同传”一语的用典与涵义, 其三对萧琛的卒年及生年作了进一步考证.其四纠正了《廿二史札记》“齐明帝杀高武子孙”条的讹误。     

《史通》所见“三史”考证

刘知栽在《史通》中经常提到“三史”,周一良先生认为这“三史”是指“旧三史”（《史记》、《汉书》、《东观汉记》）而非“新三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他说：“徐坚《初学记》卷二一《文部·史传二》云：‘世以《史记》、班固《汉书》、《东观汉记》为三史矣。’知开元中犹承六代旧习,目此三者为三史。刘子玄之作《史通》,其心目中三史亦指此三书也。”（《敦煌写本杂钞考》）并以《史通》中《叙事》篇“《晋》、《宋》杀青,又三史之不若”与《书事》篇“王隐、何法盛之徒所撰《晋史》,……异乎三史之所书,五经之所载也。范晔博采众书,     

《西洋史》与人教版教科书的女性素材之比较

在我国的中学历史课程中,男性历史素材占据了较大的比重。随着史学研究更加关注“草根叙事”,关注女性历史也成为一种趋势。但由于各种原因,女性素材历史在现行高中历史新课程中还是比较薄弱的。《新学制高级中学西洋史》（俗称《西洋史》）是民国时期出版的全部历史教科书中,惟一一本从女性的角度、女性的立场论述历史进程的教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