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顾维钧与山东问题的解决

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是近代中国争取权益的一次重要机会,而山东主权的收回是会议上最重要的一项议题。顾维钧的活动贯穿于山东问题的始终,他运用所熟知的国际法知识在会议上据理力争,采取联美制日的外交方针,最终在华盛顿会议上使山东问题有了较好的结局,从中我们可以得出许多重要的启示。     

弱国无外交:巴黎和会中国的外交抗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取代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各项权益,并提出了“二十一条”,企图进一步灭亡和独占中国.山东问题便成为一战后巴黎和会上远东问题的关键.在协约国“五强”的支持和纵容下,日本有恃无恐,拒绝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交还中国.虽有中国代表的据理力争和国内民众反帝爱国运动的鼎助,但由于北洋政府的腐朽反动和在强权压制下的软弱无能,却又不得不步步退让,任人宰割,导致外交上的彻底失败.这一史实警醒人们:弱国无外交.     

近三十年来北洋政府外交制度研究综述

北洋政府时期是中国近代外交制度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也是中国外交从封建社会的“华夷秩序”走向与国际接轨的重要历史阶段。近年来,随着思想的解放和材料的发掘,北洋政府外交制度的研究逐渐受到学界的重视,出现许多新的研究成果。因此,文章拟对近三十年来北洋政府外交制度的研究作一个简单的梳理。     

中法战争中的曾纪泽是什么派

曾纪泽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外交家。他1878年出使英、法,1880年又兼驻俄大臣,到1885年回国,前后凡8年。在列强觊觎、中华屡遭磨难的年代,曾纪泽在自己的外交岗位上以超人的才智和卓有成效的努力,为维护中国的主权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在1880年为修改崇厚所订的《里瓦几亚条约》同沙俄代表的激烈辨论中,一身正气,据理力争,经过长达半年多的反复较量,终于使俄国被迫让出已经得到的部分权利,于1881年2月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为中国取得了“不流血的外交胜利”,受到国内外舆论的赞扬。     

巴麦尊与鸦片战争

巴麦尊与鸦片战争孙建国巴麦尊（１７８４—１８６５），又译帕麦斯顿，是１９世纪中期英国著名的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以善于玩弄政治权术和外交手腕而著称。“我们没有永久的盟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我们的利益才是永久的和不变的。”这句名言即出自他之口。他三次出任...     

从中东路看中国争回主权的斗争

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帝国主义国家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沙皇俄国是其中最疯狂的一个。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屈服于沙俄的压力,让地筑路,使中国主权受到严重损害。日俄战后,日本帝国主义又从沙俄手中夺得中东路,使中东路问题更加复杂化。辛亥革命后,从北洋政府到国民党政府都没有解决中东路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苏联政府与国民党政府谈判,以“共管”的名义,使中国空享主权。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抵制了苏联外交政策中的大国沙文主义,终于将中东路收归国有,从而维护了中国主权     

试述巴黎和会前顾维钧对山东问题的关注

1898年,德国借口曹州教案强租胶州湾和青岛,同时还取得山东省的路矿等权利。山东问题伴随着山东主权的丧失而产生。1915年5月,日本又强迫中国政府签订了《二十一条》,抢夺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外交家项维钧出于工作性质等原因,从1915年起就对山东问题表现出极大的关注,积极主动地为政府出谋献策,并在国际政治,外交舞台上艰难地奔走呼号,最终克服种种困难使山东问题诉诸巴黎和会,为其国际化和最后解决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同学快觉醒,革命学列宁”

1898年6月14日,王尽美出生在山东莒县一个佃农家里。1921年7月,他代表济南共产主义小组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党的早期著名活动家之一。王尽美的生命虽只有27个春秋,但他对中国革命事业所作的贡献,永远值得后人怀念。     

民国政治势力“修约”与“废约”的政治影响——读《废约运动与民国政治（1919－1931）》有感

自清末开始,国人就发出了修改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呼吁,但作为外交主体的中央政府正式提出和实践“修约”、“废约”外交政策,则是自北洋政府为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提出参战要求后。北洋政府参加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将废约问题正式提上了国家的议事日程,迈出了中国政府废约运动的步伐。此后,中国各大的政治势力无不就废除不平等条约问题发出自己的声音,并在政治斗争中产生相应的影响。     

试析奕的外交思想与策略

奕是中国近代以来与洋人打交道最多的清代官员之一。在近三十年的执政生涯中,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外交思想与策略,自强御侮是其外交思想的主导方针,忍辱求和是其外交思想中的主旋律。他在竭力捍卫主权的同时,又不得不放弃和损害了一些主权。本文依据其外交实践对其外交思想与策略做了简要的分析和评价。     

中共三代领导人关心香港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明确表示:我们“不受过去任何屈辱外交传统所束缚,并宣布:不“继承”旧中国的外交“遗产”——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废除卖国条约”。并曾公开声明:香港是中国领土,中国人民不承认三个不平等条约,对这一历史遗留问题,中国政府将在条件成熟的时候,通过适当方式解决;在未解决之前,暂时维持现状。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把解决香港问题、实现香港回归提到议事日程。邓小平曾斩钉截铁地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说:“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中国是一定要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的”!邓小平还说:“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     

中法越南交涉中曾纪泽的外交活动

曾纪泽（1839—1890），字却刚，湖南湘乡人，曾国藩长子，近代中国杰出的外交家。从1878年到1885年（光绪四年到光绪十一年），他作为清王朝的外交官员，奉命出使英、法、俄等国，前后共八年。在当时复杂的国际环境下，曾纪泽不畏列强，力争国权，取得不小的外交成绩，显示了出色的外交才华。作为浓抹重彩一笔的当属他在中俄伊犁交涉中的表现，用他自己的话说是“障川流而挽既逝之波，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①力争领土主权，终至改约成功。即使外国人也赞叹“中国逼使俄国做出了他从没有做过的事．那就是吐出了他已吞进的土地。”②可谓是…     

民间“保钓”在行动

2004年3月24日,中国登钓人员被扣事件使中日关系又掀起一些波澜。受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自卫队派兵海外、俄罗斯输油管道之争、台海问题等影响,中日外交上的交流已明显滞后于双方的经济合作。此次钓鱼岛事件更使中日关系紧张,事后日本自卫队加强了钓鱼岛附近海域警戒,中国也推迟了签定日本对华贷款协议。围绕着主权之争、能源之争、参拜靖国神社、日本修宪扩军等诸多问题,中日关系的发展必然步履艰难。而我国对钓鱼群岛拥有主权勿庸置疑,为宣示主权,今后民间“保钓”活动将不断举行,正如外交部发言人孔泉所说,日本单方面加强对钓鱼岛的控制是非法和无效的。     

“著名人权主义者”包令在中国

包令,19世纪50年代担任英国驻华外交官,自称为“和平的最热烈倡导者”,被马克思讥称为“著名的人权主义者”。他在华8年,无孔不入地践踏中国主权,并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使中国“人权横遭侵犯”。本文回顾这段历史,还包令以本来面目。     

浅析顾维钧“联美制日”外交思想在20世纪初国际会议上的尝试

顾维钧是民国时期杰出的外交家,也是同时期世界上著名的外交家之一,他几乎参与了民国初期一切重要的外事活动。在他的外交活动中,他一直奉行"联美制日"的外交思想,力求最大限度地维护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保证中国的国家利益。他以国家利益至上,在外交舞台上既坚持原则又不乏灵活性与创造性的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积极的意义。     

华盛顿会议中的山东问题

因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拒绝和约签字,山东问题成为“悬案”。华盛顿会议上,山东问题在会议的“边缘”进行会谈,中、日双方最终签订条约,中国收回山东主权。期间,中国政府和人民为收回山东进行了不懈的努力,美、英两国的支持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中国又回到了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控制的局面,半殖民地的地位没有根本改变。     

胡风:鲁迅精神的传人

胡风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文艺理论家,活动家,“七月派”的领头人。他与鲁迅的关系极为密切,并肩战斗,心心相印,是鲁迅的忠实学生和亲密战友。数十年来,他继承“五四”精神和鲁迅精神,为民主自由而奋斗不息,为祖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不息;在文学上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道路,对鲁迅的文艺思想多有继承和推进。虽然历尽苦难,但却坚定不移,百折不挠,勇于牺牲,不愧为鲁迅思想,品格和文学艺术的一代传人。     

萨科齐的“软帝国主义”外交战略与中法关系的前景

中法关系面临困难,萨科齐的“软帝国主义”外交战略是问题的深层根源。“软帝国主义”是萨科齐的外交大战略模式,其根本目标是担当世界领导者,理论基底是“相对大国时代论”,根本手段是“斡旋外交”和“价值观外交”,围绕主权问题而来的干涉与反干涉是中法关系的主要矛盾。法方是中法关系中矛盾的主要方面,中法关系的前景主要取决于法国和欧洲政治家的智慧和远见,有赖于法国领导人对中国核心利益的切实尊重。     

为学生终身发展奠基——湖南省长沙市雅礼中学人才培养实践

湖南省长沙市雅礼中学创办于1906年,校名源自《论语》“子所雅言,诗书执礼”。115年来,学校秉承“公勤诚朴”的校训,培育了10万余名优秀学子,其中有“两弹元勋”陈能宽等15位两院院士、厉以宁等学界巨子、柳直荀等革命志士、何凤山等著名外交活动家。     

刘彦外交思想述略

民国时期著名的外交史学家和外交活动家刘彦的外交著述始终具有鲜明的现实关怀和强烈的爱国情感。其产生于“史学致用”著述宗旨之下的外交思想,具有极为广泛的受众。故意义不可与一般外交史学者等量齐观。将刘彦的外交思想置于民国时期的外交环境中检视,闪光之处颇多,其中对国民外交知识的重视、对中日唇亡齿寒关系的认识尤显卓见,在今日仍值得思考。当然,亦可见其或多或少的缺陷,对此应以“了解之同情”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