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梁启超拥袁与反袁的政治思想演化论析(上)

民国初期,梁启超由拥助袁世凯到反对袁世凯,乃是一个思想演进过程.梁袁思想的分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立宪政治与独裁政治的分歧,二是爱国与卖国的分歧.梁氏的战斗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的发表,是他高举反袁复辟帝制义旗的标志.     

民国初年梁启超拥袁与反袁的政治思想演化论析(下)

民国初期，梁启超由拥助袁世凯到反对袁世凯，乃是一个思想演进过程，梁袁思想的分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立宪政治与独裁政治的分歧，二是爱国与卖国的分歧。梁氏的战斗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的发表，是他高举反袁复辟帝制义旗的标志。     

戴戡与护国战争

为反对袁世凯背叛民国、复辟帝制的倒行逆施,1915年12月25日,蔡锷等在云南发动了护国战争.护国战争举起反复辟帝制的旗帜,深得人心,得到全国各地的拥护.继云南之后,贵州、广西、广东、浙江等省也相继独立,使袁世凯的统治越来越陷于孤立.在全国反袁的形势下.北洋军阀内部也发生剧烈变化,北洋军的许多将领也与袁世凯离心离德.不再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卖力.袁世凯在内外交困,众叛亲离的情势下.宣布取消帝制,并在国人“皆曰可杀” 的唾骂声中一命呜呼,护国战争取得重大胜利.在这场战争中,“拥护共和”的戴戡“见危受命”.在护国战争的发动,争取贵州独立,巩固护国战争基地.以及讨伐北洋军的战场上发挥了积极作用,为护国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梁启超对袁世凯的评价

袁世凯的评价问题是近代史研究中有分歧的一个领域。对袁世凯的评价,不仅关系到袁本人的历史形象和地位,而且关乎对清末民初整个历史走向的总体把握。如果重温一下八十多年前活跃于民初政坛的梁启超对袁世凯的评价,或许对我们今天正确认识历史上的袁世凯不无裨益。一、梁袁关系说到梁启超对袁世凯的评价,不能不考察清末民初梁袁关系的变化。事实上,梁启超对袁世凯的认识和评价,是随着梁袁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大体来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将近20年的时期,梁启超经历了由“仇袁”到“和袁”再到“反袁”的变化过程。“仇袁”最早可以追溯到维…     

汤化龙、进步党与民初政局

长期以来,我们对立宪派在民初的政治活动研究不够,评价也欠客观和公允。对立宪派的重要领导人汤化龙的评价即是一例。有的研究者因汤化龙支持过袁世凯,就说汤的“政治利益和袁世凯紧密联结在一起,因而为巩固袁的专制统治格外卖力。”或说他“为袁世凯推行专制统治效力。”对其领导的进步党,有人讲其“真正意图就是要建立一个驾驭各党之上的政党,以便控制全国政局,帮助袁世凯建立一个强而有力的反动政府,以巩固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它建立后,“成为袁世凯的反动工具。”对此评价,笔者不敢苟同,拟就汤化龙及进步党在民初政局中的态度与活动提出自己的看法,裨有助于客观、公允地评价立宪派。     

汤化龙与袁世凯关系考辨

辛亥首义后,汤化龙与武昌首义党人短暂合作之后旋即分道扬镳.袁世凯为对抗国民党人的需要极力拉拢汤化龙,而汤迫于时势也最终走上了与袁氏的合作之路.汤氏此举,不能简单地看作是出于谋求权势等个人利益的考虑,应该看到其合作背后深层次的思想动因和社会背景.“保持国家重心力”、“以秩序求进步”是汤化龙拥袁的内在思想动因,依靠袁世凯对抗国民党的同时逐步引导其步入宪政轨道,从而实现政党政治追求,是其拥袁的目的所在.熟料袁世凯联汤则是为了对抗国民党,登上权力的顶峰,并没有沿着汤化龙为之设计的宪政轨道走下去.这就注定了双方在合作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矛盾与斗争.随着袁世凯复辟帝制本质的逐渐暴露,汤化龙与袁氏的矛盾逐步激化至最大化,终于抛弃了全部幻想,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反袁护国之路,并做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反袁工作,有力地捍卫了民初共和.     

民初反袁舆论斗争及其局限性刍论

袁世凯帝制自为,受到中外进步舆论的一致谴责。在反袁舆论的影响上,梁启超执其牛耳;在反袁政治主张方面,孙中山水平最高;在思想文化领域对袁世凯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则以李大钊最为彻底、最为深刻。他们作为三种不同政治势力的代官人,实际上代表了历史转折时期三种不同的发展趋向。     

民初孙中山对袁世凯的策略及其原因

1912年4月至1913年3月,孙中山在许多公开场合表示了对袁世凯的推崇,在诸多事件中作出了拥袁的姿态。对此,史学界有两种看法:孙中山对袁世凯抱有幻想,最后导致革命党人的退却;孙中山对袁世凯既抱有幻想又有斗争。该如何理解和把握孙中山对袁的策略,笔者想就此谈些看法。     

梁启超与袁世凯的恩怨

梁启超为维新派,袁世凯为洋务派,他们一致反对革命派,组成强学会,互相欣赏。戊戌变法,梁等请袁围园劫后,实行新政,袁权衡利弊,向朝廷告密,双方成仇。民国以后,又合作对抗国民党。袁帝制自为,双方再决裂。恩恩怨怨,与近代大变革息息相关,很值得认真加以研究。     

梁启超与袁世凯的恩怨

梁启超为维新派,袁世凯为洋务派,他们一致反对革命派,组成强学会,互相欣赏。戊戌变法,梁等请袁围园劫后,实行新政,袁权衡利弊,向朝廷告密,双方成仇。民国以后,又合作对抗国民党。袁帝制自为,双方再决裂。恩恩怨怨,与近代大变革息息相关,很值得认真加以研究。     

试论梁启超与袁世凯的关系

梁启超与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史上两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人物,梁袁关系的变化与中国近代重大事件相联系,在戊戌变法时期、民国初年、护国运动时期他们之间关系密切、交往频繁,时而言和,时而结怨,变化异常,对中国政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梁袁关系的变化反映了梁启超宪政思想和袁世凯帝制思想的冲突和斗争,也反映了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曲折与复杂。     

试论“宋教仁案”舆论风潮的政治影响

"宋教仁案"引发了一场国民党反袁舆论风潮,对当时的政治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在舆论风潮中国民党由于过于愤慨,出现了过激的言行,使其声誉受损,而袁世凯政府以其较为纯熟以及表面上看似理性的言行,改变了其在争取民意方面的被动局面,威信见涨,使中间势力转而倾向于他。由此,民初政治格局彻底改变,民主共和向独裁专制转变。     

从内阁制到总统制——从行政权的归属看袁世凯在民初对政治的整合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任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从这时开始一直到袁氏帝制自为失败郁郁而终,只有短短的四年时间,但这期间却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时期。袁世凯在这段时期,对政府机构的许多方面做出了比较大的改动,主要体现在其政治的整合上。     

试析袁世凯与慈禧的关系(1898-1908)

袁世凯和慈禧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两者的关系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从第一阶段慈禧对袁初示信任，发展到第二阶段袁开始博得慈禧的真正好感，第三阶段则表现为慈禧对袁从真正信任到有所提防：两者的关系中统一是主要的，但也有对立的一面。对两者关系研究的深入，将更有助于我们准确地把握清末民初政局演变的历史脉络.     

民国初期国民党再认识

“革命党”的同盟会改组为“政党”的国民党是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 ,得到了孙中山的支持。国民党是“二次革命”前后领导反袁斗争的唯一革命政党 ,它维系了一代革命志士不致流散 ,其斗争教育和唤醒了人们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袁世凯的独裁统治 ,也给后人留下了沉痛的教训。     

袁世凯与清末民初的留学教育

清末时期,袁世凯手握军政大权,主张派遣军事留学生学习国外先进的军事科学技术。民国初期,袁世凯逐渐形成自身独特的留学教育理念,其主政的北洋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关于留学教育的法律规章,规范了留学生的选拔、管理、经费等问题,促进了留学教育的发展。     

民初进步党知识分子的“稳健主义”政治思想——以《庸言》杂志为核心

在民初政争中,进步党知识分子以《庸言》杂志为阵地,秉持"稳健主义"立场,在对抗激进民权势力的同时企图引导袁世凯官僚派势力。他们一方面提倡"开明专制"精神;另一方面又要求保持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的互相对抗。在制度规划上,他们力求平衡立法与行政部门的关系,倾向"有限度之内阁制",主张给袁世凯保留一定权力。进步党知识分子的这种"稳健主义"政治主张是他们为民初政治转型所规划的理想路径,虽未能实践,但在思想史上仍有其重要意义。     

袁世凯的“去北洋化”与“北洋正统”幻灭

北洋时期最大的问题乃权势重心失却。袁世凯作为北洋最高领袖,本应固化内部,当上临时大总统之后,却悖论式地表现出"去北洋化"倾向。后袁世凯时代,北洋裂变,国家南北对峙,南与北内部亦纷争不断。皖、直两系在"北洋正统"招牌下,通过武力征讨及和平协商等方式,试图重新整合北洋,以为统一之基础,却未意识到,随着时势转移,曾经为国人寄予厚望的"北洋正统"已经在时人心中幻灭。而一直标榜维护"法统"的国民党则在苏俄指导下,跳出追求"合法性"的政治藩篱,改造自身,追求政治的"合道性",双方竞雄的最终结局,遂因此设定。     

论“民初”农商总长张謇及其施政理念

"民初"张謇出任农商总长,既是袁世凯渴望已久的事情,又是袁世凯加强中央集权的重要表征,也是袁世凯极力渗透和控制实业的重要手段。当然也是众望所归,当仁不让之举。张謇在其任内,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大胆改革,勇于创新,提出一系列发展实业的真知灼见,如整顿官业,助长民业;重视棉铁;对实业"扶之植之防维之,又涵濡而发育之"等,以乞灵于法律、求助于金融、改良于税则、致力于奖助等具体措施促进实业的发展,为民初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促进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程。但其许多施政理念具有深远的意义,仍值得我们今天借鉴。     

北京政府京畿军政执法处及有关史事述考

民国初年,袁世凯为镇压异己势力,在京城设立京畿军政执法处,处长陆建章大搞白色恐怖。尽管对于有些重要案件,袁世凯及其属下仍要有所权衡。为加强该机构的军事威慑,袁世凯还让陆氏编成京卫军。1914年春,陆建章将京卫军主力改编成正规陆军,出京镇压白朗起义,处长遗缺由雷震春充任。袁世凯死后,掌握北京政府实权的段祺瑞将京畿军政执法处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