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儒眼中杜预义理的“悖谬”

杜预第一次建立了《左传》的经解系统。清儒集众矢于杜预对《左传》义理的阐发,并逐渐升级为对杜预的人身攻击。清儒用后世之价值判断评判《左传》义理的是非,并让杜预及杜注(杜预《春秋经传集解》),承担了《左传》义理之"谬"。直到晚清,学者方能正确对待《左传》的义理及杜预的义理阐释。     

《春秋经传集解》训诂术语略考

晋杜预所著《春秋经传集解》是现存最古的完整的《左传》注本,在训诂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杜预注《左传》,所用训诂术语基本承袭汉儒,但受注释宗旨的影响,又有自己特点。分析杜注训诂术语,可得出这一结论:经过学者们的相续延用,常见训诂术语作用趋于固定,但由于学者注释古籍的着眼点不同,赋予训诂术语的功用也有差异。     

敦煌本《左传》写卷的学术价值

敦煌《左传》写本为《左传》研究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新材料。利用这批材料，不仅可以证实文献记载的隋唐时期杜注《左传》一统天下的局面，还可以据之了解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的书写格式、《春秋正义》原本之书写格式、《左传》写本所反映的敦煌教学情况等。同时，由于这是一批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写本，保存了当时《春秋左氏经传集解》的文本面貌，对于我们探寻《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文本之原貌具有重要的价值。     

从清儒的臧否中看《左传》杜注

晋代杜预所作的《春秋经传集解》 (后人简称之为“杜解”或“杜注”) ,是现存唯一完整的《左传》古注。清代学者们从义理和考证两个方面对《左传》杜注进行了臧否 ,其作品数量之多、涉及方面之广与考语分量之重 ,都超过了前代。清儒对于杜注既有所舍又有所取 ,在取舍中把注释《左传》的水平提高了一大步 ,尽管他们对杜注的某些批评今天已经被证伪。从这一意义上来说 ,清儒不仅是杜注的批评者 ,而且是杜注的继承者与发扬者。总之 ,在清儒的臧否中 ,《左传》杜注经受住了最严峻的考验 ,显示了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和不可动摇的学术地位     

从《左传》杜注看杜预的《诗》学观

晋人杜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于《左传》用《诗》多有解说,自成一家之言。对＂诗言志＂这一《诗》学中最核心的命题,杜注以＂作诗以言志＂标明自作诗以言己志,以＂诗以言志＂标明称《诗》以言己志,并以＂赋诗者取其一章＂标明赋诗断章,以＂义取××＂＂言××＂＂多取首章之义＂等标明断章取义之所在。研究《左传》用《诗》之杜注,可从中窥见杜预的《诗》学观点。     

《左传杜解补正》的版本及特色

顾炎武《左传杜解补正》,是清代专门研究《左传》的第一部专著,顾氏在明代邵宝、陆粲、傅逊三部关于《左传》杜注的著作基础上,参以已意,对杜预的《春秋左传集解》对杜注既“补”又“正”。该书刊刻后,在不同的官私目录中都有著录,有不同版本流传于世,今按时间先后顺序对《左传杜解补正》的版本源流进行梳理考证。     

古书释“去”为“藏”考辨

许多古书注解和字典辞书认为,古代汉语中,"去"有"藏"的意义,因而有时以"藏"释"去".释"去"为"藏"始见于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左传·昭公十九年》:"纺焉以度而去之."杜注:"因纺纑,连所纺以度城而藏之,以待外攻者,欲报雠."杜预用"藏"与"去"对释,但未说明原因.其后南朝裴松之注《三国志·魏志·华佗传》"去药以待不详"一语,则直言"古语以藏为去",古代"去"与"藏"音、义相通.唐陆德明《经典释文》赞同裴说,     

从《左传》到《春秋左氏经传集解》看同义词的出现及连用

西晋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的语言虽然同《左传》语言一样仍然以单音词为主,但是也存在着大量的以双音词训释单音词的现象,印证了汉代以后复音词大量增加的词汇演变规律。     

一部敦煌写本经典文献整理研究的力作

李索教授的《敦煌写卷<春秋经传集解>校证》是一部敦煌写本儒学经典文献整理研究的力作,我在衷心祝贺其付梓的同时谈谈拜读这本撰著的三点认识。其一,这是已出版的敦煌写本校证中第一部有关《春秋》经传的校证。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成于西晋,但它解释的是《春秋》与《左传》,所以为《春秋经传集解》的敦煌写本作校证,所面对的材料从根本上看是先秦的经与传。敦煌卷子是中古的,但写卷《春秋经传集解》反映的内容是上古的,这就决定了敢于和能够为《经传集解》写卷做校证的不仅应当熟悉汉魏至唐宋雅俗文字使用的情形,而且应当具备先秦汉代经…     

“少皥之墟”辨

传说中古代东夷族的首领少皞,古今史籍多以为居曲阜。晋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汇集前人对《春秋左传》的注释,解“少皞之墟”时说:“少皞墟,曲阜也,在鲁城内。”(《左传·定公四年》)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第一册112页(一九七六年,人民出版社)也据此认     

如何理解杜牧批评元白诗的内在隐衷——兼谈杜牧与韩愈及儒学之关系

通过探讨杜牧文学思想变化之轨迹,寻求其内在隐衷及韩愈和儒家儒学的关系。认为:杜牧29岁与李勘交往前基本上是一个崇拜兵家大吏且具有兵家思想的人,与韩愈无任何来往,且对儒家儒学有颇多微词;随着与李勘交往加深,杜牧逐渐开始推崇韩愈并赞美儒家儒学,尤其孟轲。杜牧激烈批评元白诗就是这一思想转变的产物。杜牧平生都未放弃兵家志向和兵家思想,但与李勘的交往却给其后半生创作活动留下了难以尽述的印记。     

吐鲁番残卷《左传》服虔注研究

吐鲁番出土的《左传》昭公七年服虔注残片是迄今所知唯一的服虔注旧本。通过对残卷的考释以及与《左传》杜预注的比较研究,可知服注有繁琐详尽的特点,其为清通简要的杜注替代有其历史必然性。但服注在名物训释上,仍达到了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该残片的出土对于《左传》学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左传》"尔墓之木拱矣"辨诂

《左传·僖公三十二年》记载着秦穆公的一句话:"尔墓之木拱矣。"杜预为"拱"作注说:"合手曰拱。"在今人看来,这个注解似乎可作两种理解:其一,指"双手手指对接";其二,指"两手手臂合抱"。较有影响的今人译注,均作后一种理解,可是杜预的原意却是前者。     

西晋杜预“戎,山夷也”质疑——兼论山夷之含义

《左传·鲁文公十六年》记载:“楚大饥,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师于大林.又伐其东南,至于阳丘,以侵訾枝.”杜预注,“戎,山夷也.”此说并不可信,此戎应指陆浑戎而非山夷,且山夷一词出现较晚,先秦时期并未出现,杜预明显是用他所处时代的称呼,解释了春秋时期史事.“山夷”原意为台湾土著,此后涵义不断扩大,引申为荆州土著、长江中下游之部族、盗贼、益州山中部族等意.由于戎族已经在战国后期融入华夏族中,后来的“山夷”已不等同于先秦之“戎”.至于错误的原因,笔者推测,在于杜预有过破“山夷”的经历.     

英藏敦煌写卷《春秋经传集解》述论

英藏敦煌写卷《春秋经传集解》共12个编号,十三卷,存部分经、传、注文。其中十卷为杜预集解之抄本,三卷为《春秋左氏传》节选本,多为南北朝时期所抄。与阮刻本相比,保存有参考意义的异词、异字千余处,在版本、校勘、语言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浅析《岁寒堂诗话》和《沧浪诗话》中的杜甫论

张戒的《岁寒堂诗话》和严羽的《沧浪诗话》一前一后,饱含着作者对杜甫及杜诗的热情称赞之情.但两部诗话颂扬的主要方向是不一样的.它们代表了颂扬杜诗的两种方向：《岁寒堂诗话》重视杜诗的思想性,《沧浪诗话》重视杜诗的艺术性.尽管各有缺失,但在研究杜诗学上,它们都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是杜诗学上不可跳越的两层阶梯.     

难民与诗圣——余光中笔下的杜甫

基于一种情不自禁的文化孺慕和历史归属感,余光中以特定的视角,在《湘逝》、《不忍开灯的缘故》与《草堂祭杜甫》中,为杜甫塑造形象。余光中造像时,特重杜甫的内心世界;其《湘逝》一诗,更以第一人称的＂独白＂方式叙述,与咏写其他诗人用示现呼告——以＂你＂直呼——的＂谈心＂方式不同。这种更贴近余氏自我的手法,隐约有说杜甫就是谈自己的意涵,更显示杜甫对余光中的意义非凡。余光中用杜甫最脍炙人口的诗句,加以点染转化,为诗圣塑像,因为这些诗句就是杜甫的＂符号＂,最切合杜甫本人。杜甫暮年栖栖遑遑往来于山城、泽国间,余光中从情、理两端,设身处地去揣摩杜甫的心境,刻画非常细腻。他凭一样＂向北的心情＂（就是北望中原的思归之情）,以＂安史之乱最憔悴的难民＂与＂历史成就最辉煌的诗圣＂之强烈对比为主轴,咏写杜甫,与一般添彩附丽的颂歌不同。     

《春秋集义》作者李明复籍贯略考

"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两者之矛盾即王国维难题之所在,此问题对区域文化研究者有启发意义,并可在当前地方文化研究中利用"佛教四句破"扩充和丰富这种对立格局.纪晓岚谓<春秋集义>作者李明复"始末无考",乃失察之言.查<春秋集义>序跋、<合川县志>、<读史方舆纪要>等书,可以初步判定李明复籍贯乃今重庆市合川区合阳镇濮湖村.文章据此排除了李氏为陕西合阳人、山西安泽人、浙江天台人的几种说法并说明了诸误说的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