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种报怨方式的伦理分析

在古今中外伦理思想中,关于报怨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主张,即"以怨报怨"、"以德报怨"和"以直报怨"。"以怨报怨"方式源于原始社会的行为习惯,"以德报怨"方式以基督教和佛教为代表,"以直报怨"方式则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所倡导的。报怨方式的选择,不仅影响矛盾纷争的解决效果,而且体现做人的境界。以直报怨思想符合现代伦理精神,有利于正确解决矛盾纷争,实现社会公正与和谐。     

被害人保护与刑事和解制度

近年来,由于在刑事诉讼领域“被害人被重新发现”,使得被害人得以获得其应有的诉讼地位。而充分考虑被害人利益的刑事和解制度本质上是一种具体而微的刑事契约,是对刑法契约观念的强调和补充。刑事和解制度能够缓解社会冲突,增进社会和谐,同时实现诉讼效率的提高。以被害人为中心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刑事和解制度,将极大促进中国刑事法实现从观念到体制的重大革新。     

刑事和解不能让被害人吃贫穷惹的亏

刑事和解以刑事政策的形式在检察机关普遍适用,但是刑事和解并没有完全按照政策制定者的设计运作.笔者以故意伤害案为例说明刑事和解存在的问题,并建议刑事和解的立法必须以实现被害人国家救济基金存在为前提.     

被害人视野中的刑事和解探析

在被害人学理论研究推动下,刑事和解制度成了保护被害人利益的应因之策;这种制度为被害人提供了保护与补偿的环境,使得被害人的利益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护;与传统刑事司法相比,其最鲜明特征即被害人主体地位的回归;其两大价值蕴涵在于被害人的正义与宽容.     

刑事和解初论

近年来,我国在司法实践中引入“恢复性司法”的理念,刑事和解取得了积极的效果。然而,如果直接引入刑事和解制度,则可能与我国的罪行法定原则有一定冲突。笔者在文中对我国实行刑事和解提出了构想,从适用对象和适用范围做出严格的限制。待到时机成熟时,再考虑适当的扩大范围。     

刑事和解诉讼模式对被害人权益保护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该文以刑事和解诉讼模式对被害人权益保护的重大意义的阐释为基础,论证了刑事和解诉讼模式的重大价值,同时结合刑事和解诉讼模式的内涵和我国当前社会形势的特点,指出在刑事和解诉讼模式下对被害人权益保护可能存在的各种风险,并针对这些风险提出了一些应对措施。     

兼顾被害人利益,促进社会和谐--兼论刑事和解制度

“复恢性司法”是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国家兴起的犯罪处理模式，作为其中最重要的刑事和解制度发展已日臻完善。追溯刑事和解制度的起源，明晰恢复性司法的基本理念的应有之义，文章主张应植根于中国传统调解的司法制度，充分吸收恢复性司法的合理因素，从创建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出发。积极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刑事和解制度。     

论刑事和解权

2012年刑事诉讼法增设刑事和解的规定,其中隐含着刑事和解权及调解义务的概念。刑事和解权具有与其他权利不同的明显特征,极具特殊性。刑事诉讼法关于刑事和解权适用范围的规定,存在前提不统一、逻辑不一致、适用不平等、违反司法认知规律等严重问题,需要进行反思。在刑事和解权适用模式问题上,应该坚持以“调解义务”为中心,确立公权方的调解附随义务,确保公权方以相对积极的姿态促进刑事和解权的实现。     

浅析刑事和解制度

在现阶段司法改革中,被害人的利益在刑事诉讼中很难得到保障,这成为司法改革关注的焦点之一。我国现已有一些省市借鉴西方国家的刑事和解制度,很好的解决了这一问题。本文对刑事和解制度进行进一步的梳理,希望对司法实践改革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刑事和解的伦理维度

刑事和解是一种借助私人、民间和社会力量解决刑事纠纷的方式,其赖以建立的伦理基础是复合正义;它具有保护加害人、被害人、国家和社会的利益,提高诉讼效率和节约司法资源的多重伦理价值;但是,刑事和解从其产生之日起就伴随着可能阻碍刑罚目的的实现,挑战法律的平等原则,滋生司法腐败的道德风险;为了避免刑事和解道德风险的发生,必须建立一套有针对性的防范制度.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刑事审判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我国在维护社会治安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基本刑事政策,其实质就是对刑事犯罪区别对待,做到既要有力打击和震慑犯罪,维护法制的严肃性,又要尽可能减少社会对抗,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做到既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又减少社会对抗,增加社会和谐因素,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论我国刑事司法中刑罚轻缓化的改革

认真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于我国刑事司法中刑罚轻缓化的改革尤为迫切和重要。刑法裁量上的非刑罚化、非监禁刑、缓刑的扩大适用和死刑的减少适用,刑罚执行上的减刑、假释的扩大适用和社区矫正的大力推进,刑事程序上的无羁押诉讼制度、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和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推行,都体现了尽可能适用轻刑和非刑罚处理措施的刑事司法中刑罚轻缓化的改革。以教育改造罪犯,降低刑罚的残酷性和严厉性,有助于促进和平司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中的盗窃罪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关于对盗窃“数额较大”同时具备一定条件的盗窃行为不予处罚的规定,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相反,《解释》关于盗窃数额没有达到“数额较大”的要求而具有一定情形的行为以盗窃罪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不仅不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而且严重违背罪刑法定基本原则。     

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构建——以和谐社会的构建为视角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体现了以人为本、公平正义、安定有序等价值理念,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正相契合。重刑轻民思想、资金供给的有限、实际操作的困难等因素制约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构建,只有针对以上因素进行破解,才能尽快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论刑事立法的主观主义与刑事司法的客观主义

刑法学派的不同立场对刑事立法和司法都会产生重大影响。综观我国的刑事立法现状和司法困境,当前的刑事立法应当坚持刑法理论上的主观主义,以解决“立法爆炸”和“刑罚威慑”问题,并且维护一个稳定的刑法典,促成人们对刑法规范的信仰和遵守;而当前的刑事司法则应该坚持刑法理论上的客观主义,以解决“保护人权”和“限制国家刑罚权”问题,使刑罚权在有限的空间内合理地运行。司法机关与立法机关之间应当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限分工在法定权限内各司其职、相互配合与制约,对不属于自己权限范围的事项不能越权,最终形成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的良性互动,从而更好地发挥刑法的功能。     

浅论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对此,我们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准确定位,正确解读其深刻内涵,充分理解其内容和精神实质。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观念层面要充分发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巨大作用,转变观念是前提;在立法层面应调整完善刑罚结构,扩大相对不起诉的适用范围;在司法层面应实行刑事和解制度,大力推行社区矫正,完善假释制度,以加快我国刑事法治建设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进程。     

恢复与成长:未成年刑事被害人保护若干问题思考

2013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刑事诉讼法》在第二条增加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内容。这彰显着在强制程度最高的国家公权力运用场合对自然人基本权利予以保护的坚定决心。在刑事案件中,未成年受害人在生理和心理方面与成年人有迥然不同的特点,因此其所受到的伤害较成年被害人而言严重程度更大,持续时间更长。从未成年刑事被害人保护存在问题出发,探讨未成年刑事被害人保护原则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保护未成年刑事被害人的对策。     

论刑事诉讼的审判公开原则

审判公开是现代法治国家普遍遵循的一项诉讼原则,也是我国在刑事司法领域制定和推行的公正审判的司法准则之一。随着民主法治建设的逐步推进,社会公众法律意识、人权意识不断增强,对审判公开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而司法实践中,审判公开的落实还存在着诸多的问题。本文从刑事司法的角度,阐述了审判公开的历史渊源、理论基础及其内容,分析了该原则在我国的适用现状,并对该原则的落实提出了完善建议。     

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仅限于物质损失，而没有精神损失。众所周知，精神权利愈来愈受重视，在民事法律规范对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予以承认和支持的同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却将其拒之门外，刑事法律制度与民事制度对精神损害诉讼的不同规定，造成立法不统一，由此在实践中产生了许多问题。所以，本作论证了刑事附事民事诉讼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充分理由，以期解决目前有关立法上的冲突，充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论现代刑法的宽容之维

宽容是协调国家、社会和个人之间相互关系的道德和法律准则。现代刑法必备宽容之维源于法治社会中必须充分保障和尊重被告人人权和人性的要求,毕竟被告人实施犯罪除了自身主因之外,还有社会因素的影响和被害人因素的作用。刑法的宽容理念已经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精神指导下,以刑事和解的方式践行,这种新型方式通过犯罪人和被害人之间真诚协商达成谅解以恢复和睦关系,而且这种宽容理念在《刑法修正案（八）》许多条文中又得到进一步确认,愈发凸显我国刑法深厚的宽容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