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桂林版)言论选题及其特色

《大公报》(桂林版)的言论选题注重新闻性,以宣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为重要宗旨,善于从小处入手,重点关注了美国、前苏联、英国、日本等主要参战国家的战情局势以及国民政府的战时外交、宪政运动等选题.特别是对国民政府的舆论监督比《大公报》(重庆版)更为自由和开放,成为《大公报》(桂林版)言论的主要特色之一.     

社会历史语境下浅析《大公报》在中国新闻史教学中的价值

《大公报》作为中国新闻史上存在时间最长、发行范围广、影响大的一份中文报纸,是中国新闻界的重镇。作为中国新闻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公报》也是中国新闻史教学一直关注的热点和焦点,对于高校新闻教育也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和重要性。     

百年《大公报》——近年国内《大公报》研究综述

《大公报》是一份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报纸,在报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极具研究价值。今年正值《大公报》创刊110周年,本文对于百年《大公报》的历史演进过程做了粗略梳理,进行了关于《大公报》的学术史回顾,介绍了《大公报》的基本情况,历史及现状,近年来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以及后续的研究空间和未来的研究方向,以期展示《大公报》这份百年大报的绝代风华。     

《大公报》与朗诵诗研究

本文分析了朗诵诗的兴起、发展与壮大的历史进程.同时,分析了《大公报》的副刊《战线》在朗诵诗和诗歌朗诵运动中的重要作用,认为朗诵诗的出现,既使《大公报》副刊呈现出多姿多彩的特点,也反映了其紧密关注时代,注重以文艺形式触摸现实、接近民众、影响舆论的办报理念.     

从《进步日报》到《前进报》——我在解放后《大公报》的一段经历

《大公报》1902年创刊于天津,跨越了晚清、辛亥革命、大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全国解放、抗美援朝、和平建设等历史时期。报馆从天津起家,曾先后在上海、汉口、香港、重庆、桂林、北京等地出版。随着全国各地相继解放,天津《大公报》易名《进步日报》出版;上海《大公报》保持原名出版;重庆《大公报》则改为市委机关报《重庆日报》;香港《大公报》维持原样,     

我所了解的《大公报》

现在人们可能只知道我国香港有一张《大公报》,而不知道当年《大公报》是从天津起家,“文革”前的北京《大公报》曾是中央一级全国性的经济报纸。现在人们大都知道我国有一张权威性的经济报纸《经济日报》,而不知道这张报纸和当年的《大公报》有着某些历史渊源。那么,《大公报》究竟是一张什么样的报     

重庆谈判期间《大公报》评析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的最高领导人在重庆举行的和平谈判,重庆乃至全国新闻界对此都予以极大关注。不过由于阶级立场和政治态度不同,关注的姿态不尽相同。本文旨在分析《大公报》对“重庆谈判”的态度,通过与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共产党机关报《新华日报》相比,显示其民间报纸的内在特征。 (一) 迫切地希望毛泽东到重庆来,是《大公报》关注“重庆谈判”的第一个特点。 1945年8月14日,蒋介石邀请毛泽东“惠临陪都”,共同商讨“国家大计”的第一封电报(寒电)发出后,重庆新闻界没有作出任何反响,就连《中央日报》也是如此。8月16日,《中央日报》和重庆各报都只刊登了中央社的新闻稿和蒋氏电报全文,而《大公报》除此之外,还在当日社评《日本投降了》中用充满激情的语句论及了蒋氏电报:“在我们欣庆胜利到来     

左中右三报“七七特刊”抗战宣传的比较分析

《新华日报》、《大公报》、《中央日报》的"七七特刊"虽然都以宣传抗日救国为中心内容,但是在宣传策略和技巧上表现各异,舆论宣传效果大不相同。《新华日报》的宣传琳琅满目,公共空间呈现多样化色彩;《大公报》关注民间、关注经济和文艺,有其自身特色;《中央日报》的声音单调,偏好政绩总结,未能有效地组织各种抗战力量在报上发言。三报的"七七特刊"是一个历史性"褶子",其中蕴含了丰富的历史信息,并对未来的国共战争起着建构作用。     

范长江离开《大公报》的新解

范长江是靠在《大公报》上发表西北系列通讯开始在新闻界崭露头角的,一方面《大公报》于他有恩,另一方面他对《大公报》也是做出贡献的。但在武汉《大公报》时期,他却离开,是主动还是被迫,其中的原因成为一个不大不小的谜案。以前大家多认为是     

从《文副》的盛衰兴亡看创办报刊的规律

绪言 《大公报》以"四不"方针和"文人论政"而著名,它的"社评"、"通讯"、"星期论文"和"副刊"深受时人的好评,被誉为"四绝".而吴宓主编的《大公报·文学副刊》(以下简称《文副》)作为《大公报》副刊的一种,被研究者认为是《大公报》诸副刊中学院气最浓的一个,"多为文学界大师们的宏论"[1],萧乾先生也曾说《文副》"登过不少精品"[2],创立初始就吸引了一批读者.《文副》存在了6年,共计出版了313期,在短命报刊泛滥一时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可谓得享天年者.作为出版史和编辑史的一个案例,其盛衰兴亡应该值得我们关注与思考.     

新记《大公报》初创时期的社评探析

创刊百余年的《大公报》经历过众多历史阶段,曾分属不同报人或办报团体,1926年由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接办的新记《大公报》将这张百年老报带向了辉煌。复刊初期的《大公报》以“敢言”著称,以张季鸾为核心人物,由胡政之、吴鼎昌组成社评团队,及至后来加入的王芸生、徐铸成、李纯青、曹谷冰等人,都是通过《大公报》社评来反映自身对时局的态度和表达他们所代表的丈人立场。本文拟从新记《大公报》在1926年9月至1928年9月期间的社评中,总结出该时期《大公报》的立论基础和写作特色,并折射出《大公报》一批丈人所坚持的“文人论政”思想。     

一部“挖深井”的力作——评《胡政之新闻职业观及其实践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新记《大公报》成为学术研究的“富矿”,胡政之、张季鸾等新记《大公报》创始人成为学界关注热点.但在这些关于胡政之的研究中,或受限于研究方法,或受限于学术态度,多浅尝辄止之作.陈志强教授的专著《胡政之新闻职业观及其实践研究》实是一部“挖深井”的大作.     

《大公报》副刊与近代中国女性解放

在"三驾马车"的新记时期,《大公报》不但注重社评、星期论文、通讯以及新闻,还对副刊、专刊格外重视。续刊初期就由何心冷于第八版创设名为《艺林》的综合性文艺副刊。《大公报》的众多专刊很好地记录和呈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的变化,而其中的女性副刊,更是对研究民国时期中国妇女解放有着深远的意义。早在英敛之时期《大公报》就格外关注女性问题,提出反对女性缠足等旗帜鲜明的主张,创办天足社;大力主张自由恋爱、自由结婚:提倡兴办女学,鼓     

《大公报》与清末不缠足运动——兼论中等社会之使命

《大公报》是清末中等社会的重要活动空间,而《大公报》的反缠足是中等社会的使命之一。《大公报》采取各种途径引导国民不缠足。然而事实上取得的效果却并不如人意。     

沈从文与《大公报·文艺副刊》

提起沈从文,人们往往想到《边城》,想到《湘西》,想到他不朽的作品和他在中国文坛独一无二的地位。然而沈从文与《大公报》这份闻名遐迩的百年大报,特别是《大公报·文艺副刊》的不解之缘,却较少为人们问津。本文试图梳理沈从文编辑、支持《大公报·文艺副刊》的这段历史。 沈从文与《大公报》的缘分不仅仅在于一个多     

吕碧城与《大公报》

吕碧城是我国第一个女编辑,与《大公报》有着极深的渊源,在《大公报》的经历是吕碧城一生的转折,对其思想和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章探讨了吕碧城在《大公报》的主要活动：与《大公报》的结缘,写了大量关于女子教育、女子独立和针砭时政的文章以及与秋瑾的结识。     

张季鸾与《大公报》公共领域的构建

本文通过对《大公报》构建公共领域条件的分析,探讨张季鸾是如何站在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立场针砭时弊,批评公共事务,维护公共利益从而构建了《大公报》的公共领域的,并且指出了《大公报》构建公共领域的经验给现代传媒的启示。     

评王芸生的两次思想转变

1929年,王芸生因为和张季鸾打笔仗而进入新记《大公报》。从此以后,王芸生的命运便同《大公报》不可分割了。自1941年总编张季鸾去世,王芸生便成为《大公报》的总编,一直到1966年《大公报》停刊。在历史变革中,这位跨越新旧两个时代的报人其思想历程也经历了许多变化。     

《大公报》与清末不缠足运动

1902年6月17日,《大公报》在天津创办.其创办人英敛之是一个具有维新思想的进步知识分子,他办报的目的就是:开官智、开民智、开女智.该报在创刊号中就强调“本馆以开风气、牗民智为主义”,体现了《大公报》独特的办报理念.本文主要讨论《大公报》宣传不缠足运动所做出的贡献,试图解析《大公报》在当时社会环境下如何宣传这一活动.虽然近年来学界对《大公报》的研究很多,但是笔者想着重讨论《大公报》不仅积极宣传不缠足运动,而且参与其中,将报纸的主张加以实践.     

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公报(上)

《大公报》创刊于1902年，至今已有103年的历史，是中国新闻史上具有重大影响和崇高声望的报纸。在她的103年的历史当中，抗日战争时期这一段，影响最大，声誉最隆，是《大公报》报史中的最光辉的一页。周恩来总理在1958年和《大公报》当时的领导人费彝民谈到《大公报》在抗日战争时的表现时，就曾经肯定地说：“她是爱国的”，“她是坚持抗日的”。毛泽东在1941年张季鸾逝世时发给《大公报》的唁电中，也肯定张在《大公报》的言论，“坚持团结抗日，功在国家”。这些都是对《大公报》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表现的最权威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