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界革命

梁启超提出“小说界革命”的口号，提介用“新小说”“新民”，试图把小说的创作与启蒙主义思潮相结合。此举促进了传统小说内容与形式的革新，大大提高了小说在文学中的地位。“小说界革命”作为现代小说理论的萌芽，一开始就把小说与政治目标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吴趼人与“小说界革命”之关系略论

吴趼人是晚清"小说界革命"时期为数不多的与梁启超有过直接交往的新小说家.他是<新小说>杂志中后期的总撰述员,在创作思想方面与新小说社的理论倡导有着许多吻合之处,尽管深入一层来看不过是貌合神离.他所主持的前期<月月小说>,秉承了<新小说>的办刊宗旨和体例.在创作实践方面,他所创作的历史小说、写情小说、理想小说、社会小说等,都是晚清时期这些小说类型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体现着"小说界革命"的创作实绩.吴趼人与新小说社有着密切的关系,充当了梁启超倡导的"小说界革命"事业的中流砥柱.     

“小说界革命”的预前准备

近年来,"小说界革命"与"五四"新小说的衔接被强化,但它与先前小说发展的联系却遭到割裂;相应地,"近代"是小说发展的一个阶段也被否认.自鸦片战争以降,先进印刷技术传入,从物质生产层面为小说创作进入快车道作好了准备;报刊等新传播媒体的出现,影响到小说创作各个方面.并使其拥有极广泛的读者群;新兴的翻译小说促使创作逐渐越过传统的藩篱;小说理论的内容与阐述形态也明显改观.这一切在当时的集中发生,说明"近代"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具有独特意义的小说发展阶段.近代小说在二十世纪初走到发生重大变革的临界点,而梁启超出于政治功剩的介入及其巨大影响力的发挥,使六十余年来小说发展的能量积累未按原有的惯性方向,而是以独特的"小说界革命"的形态释放;但它又无法摆脱巨大惯性的摄动,故而梁启超提倡的政治小说只是短暂存在,小说很快又仍按其应有的路径前行.     

理论倡导与译介实践——严复与晚清“小说界革命”新探

严复与夏曾佑合撰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及其对<天方夜谭>的译介,是他对晚清"小说界革命"的积极贡献,是这位著名历史人物不应被历史遗忘的一个重要方面.     

论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革命戏剧

革命戏剧在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革命家们注重的是戏剧的宣传功能而不是它的艺术功能,戏剧也就成为实现“民族再生”理想的政治工具。在政府的号召下,作家们创作了数量巨大的革命剧目。革命戏剧反映了政治派别的政治理念和大革命的进程,时大革命乃至后世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近百年来“小说界革命”研究述评

近百年来学术界对“小说界革命”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从“小说界革命”是否是一场革命、梁启超对中国古典小说的态度、梁启超倡导的政治小说、“小说界革命”理论及其特点和影响等方面看，学界在纵向研究上取得显成果的同时存在成果差异，横向研究上则既有不足也有潜力。     

革命、改良与革命、晚清革命的起因

本讨论革命的成因，特别是晚清革命的成因，认为现存政权统治衰弱、社会广泛不满和新思潮兴起、以及社会结构变化是历史上革命发生的基本原因。就革命与改良的关系来说，有时改良会避免革命，但更多的情况是改良引起了革命。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强的冲击造成清政府衰落加剧，清政府无力抵抗列强侵略导致广泛的社会不满，从而引起了清王朝的统治危机，而晚清新政引起的社会结构及社会思潮变革加速了清政府的灭亡。     

北京与晚清的“阅读革命”

从晚清中华民族为了救亡与生存的不断抗争,到如今迈向伟大复兴之路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人民先后掀起了数次带有民众启蒙性质的"阅读革命"。北京因其独特的地理、文化、历史等方面的有利条件,在历次"阅读革命"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了解北京在中国晚清"阅读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与表现,对于促进当今北京地区的阅读文化发展,提高人们阅读能力,增强居民文化素质,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承中华民族爱读书勤学习的良好风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美女闹革命”:晚清小说“女革命者”形象考论

晚清小说中大量涌现“美女闹革命”的情节模式,塑造女革命者形象的手法雷同,充分反映了晚清文人对“女性”与“革命”的浪漫狂想,折射出时代风潮意图解放女性身体,但又对之加以“规训”的双重价值取向.晚清小说恣肆的革命女性臆想将女性身体置于尖锐的国族危机中,过多强调了身体国家化的面向,而脱离了人的解放取决于个体身体自由的本义,显然离真正意义上的女性现代解放还有很远的距离.“美女闹革命”的模式也成为20世纪革命文学的滥觞.     

影响的焦虑——晚清“新小说”的引入

晚清＂新小说＂观念的提出,是中华文明在走向贫弱的途中,力图复兴的一种应对策略,是其旨在借助外来文明的引入达到＂新民＂理想的表达,但是在中西文化的对接过程中,他们在面对影响时焦灼矛盾的心态和对外来文化采取的＂误读＂策略值得深入探讨.     

日本生存体验与清末“小说界革命”

中国近代作家获取日本学经验的自觉努力体现在小说创作之中，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专注于异域。学经验”的“革命”却付出了规避生存实感的沉重代价，于是，在近代“小说界革命”的热烈场景之中，中国小说艺术本身却出现了诸多的问题。这一学史的重要事实提示我们应当重新估价生存“体验”之于中国现代学发生的意义。     

从《新小说》创刊号延期管窥“小说界革命”的预前准备

梁启超从邂逅《佳人奇遇》开始,就发现政治小说可以进一步推动改良运动的发展。于是逐步进行“小说界革命”的预前酝酿。而《新小说》杂志无疑是其践行“小说界革命”的主要阵地。但《新小说》创刊号的发行,就经历了颇多波折,由此也可管窥到“小说界革命”发起绝非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和偶然。     

走向职业作家之途——“小说界革命”作家群分析

“小说界革命”的作家群可以被分为先后继起的三代：倡导者是一批职业政治家、社会活动家：继他们而起的是历史上第一批职业作家,身处中西、新旧的冲突融合中,在传统士大夫“心怀天下”的精英意识与“以文谋生”的商业关怀之间艰难地寻找平衡;随着小说市场的渐趋成熟,作家的职业化也趋于完成,身份认同由“精英立场”转到“民间立场”,创作宗旨与皈依由政治功利主义让位于经济功利主义。     

论改良与革命——以法国大革命评价问题为中心

潘恩的《人权论》和柏克的《法国革命论》从不同角度评价法国大革命,代表着两派截然不同的观点,改良和革命是其最根本的分野。柏克以尊重传统为理由反对法国大革命,主张以改良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潘恩则注重理性原则的应用,极力赞美和宣扬法国革命。归根结底,对一个民族变革之路的历史评价,最重要的标准是能否使其自身获得可持续发展。     

政治革命中的道德重建: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公民美德教育

法国大革命是沿着政治革命--道德革命的路径不断向纵深处发展的,它不但是一场彻底的政治革命,还要实现道德重建,把所有的社会成员都改造成共和主义新人.在法国大革命发展的不同阶段,当权的资产阶级政府都用法律的形武将公民美德确定了下来,并从学校和社会两个层面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公民美德教育.法国大革命沿着上升路线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来一些难题和困境:把民族再生的希望寄托于公民美德,大兴道德救赎,造成了政治道德化的严重后果.     

清末士人对法国大革命的解读与认知

法国大革命的信息于清末传入中国后,引发知识分子对这一历史事件的思考.中国知识分子从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近代社会现状的角度,对这一异国革命进行解读与认知,通过综合清末士人对法国大革命的评述,分析法国大革命对当时中国的影响.     

论晚清阅读革命的兴起及政治功效

中国是最早具备支撑阅读革命技术条件(造纸与印刷术)的国家,但真正的阅读革命到晚清时在西方列强的冲击下才发生。迟到的阅读革命不仅使阅读西学成为国人的偏好,而且刺激了晚清政治抗争的高涨,并促进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阅读革命与政治抗争的高度耦合,是由于现代政治运动呈现的四个特性(集体挑战、共同目标、社会团结和持续互动)均离不开现代大众传媒的支持。另一方面,由于阅读革命的深度与广度不够,使得公众在重大政治议题上难以形成有效的政治共识,致使鼎革后的民国政治长期动荡与无序。     

晚清小说翻译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准备

清末民初,中国文学却出现了小说革命的浪潮,晚清翻译小说是这次小说浪潮中坚力量,翻译小说大量输入,数量巨大,类型全面,影响深远,在整个翻译文学中占据绝对的优势。本文分析晚晴小说翻译出现的特殊社会文化背景以及译以致用为大量输入所做的文化准备,并指出晚清小说翻译的功利本质。     

"小说界革命"与晚清短篇小说的崛起

清末民初小说处于中国小说从古代向现代转型的过渡时期,小说分类标准既不规范又不统一,小说类型繁杂。本组笔谈分别选择了按内容分的倡门小说、社会小说,以创作方法论的翻新小说和就篇幅而言的短篇小说四种类型的小说进行研究。《论民初"倡门小说"》着重从内蕴方面考察了"倡门小说"对"狭邪小说"的承继与突破,揭示出潜隐着的近代小说由重 "事"的叙述到重"情"的表现的转变轨迹。《论晚清直面现实针砭时弊的社会小说》对晚清社会小说的出现背景、主要内容以及意义做了较为详细的分析梳理,文本细读是其所长。《作为小说类型的晚清翻新小说》通过对1909年前后出现的"翻新小说热"现象的研究,第一次把"翻新小说"上升为一种小说类型来研究,饶有新意。《"小说界革命"与晚清短篇小说的崛起》认为"小说界革命"为晚清短篇小说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而晚清短篇小说的显著特征是过渡性,正是晚清短篇小说作家的多方尝试为"五四"及以后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短篇小说准备了条件。     

法国大革命爆发原因浅析——读托克维尔《日制度与大革命》的一点认识

本文就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对法国大革命爆发原因的论述作了简要的分析归纳，认为路易十六改革、中央集权和人们对自由和平等的向往都促成了革命的爆发，而并不是人民生活的贫困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