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美国总统和国会在对华政策上互动关系的考察 ——以克林顿时期为例

美国总统和国会在对中国政策上的互动,表现为在制定中国政策问题上,既有矛盾和冲突又有合作和妥协.总统的决策影响着国会,国会的决策同样影响着总统.总统和国会在处理台湾问题上都制定了正式和非正式的机制.在中美关系的经贸问题上,总统和国会合作多于冲突.在中美关系人权问题上,总统和国会目标一致,那就是给中国施压,批评中国的人权状况.美国国会内部的党派区分并不能完全决定美国国会的对华政策.美国对华政策一直受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并随美国国内政治的波动而波动.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总统和国会在对华政策上演“双簧“,也不要认为国会总是和总统过不去.     

小布什的对华政策走向

进入新世纪，小布什坐定了美国总统宝座。政府更迭，美国的对外政策包括对华政策将会有什么变化吗？这引起了世人的关注。美国在对外政策方面历来具有明显的延续性和稳定性，不会单纯因为政府更迭而发生剧烈的变动。因为美国实行三权分立的制度结构，总统的行政权分别受到国会和最高法院的立法和司法制衡。在行政系统内，美国建立了一套文官制度，政务官员的职位不受选举的影响。分权和文官制度一方面限制了总统的权力，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政策的稳定和连续。外交政策涉及国家利益，通常带有跨党派性质，超越于国内政治斗争之上。在外交政策上…     

人权和美国的“人权外交”

美国的人权外交始于卡特任总统时期,里根时期加以完善;到布什时期,成为美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在其对外关系中占主导地位。美国的人权外交是美国政府和国会把美国的人权标准强加于人,以维护人权为名,干涉他国内政的对外政策行为。它是美国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新形式     

论中美关系中的国会因素

美国宪法明文规定外交权乃是一项由总统和国会共同行使的权力。在现代外交实践中,美国总统几乎主导着美国对外事务的大政方针。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会外交出现了一些复兴的迹象。通过对国会在中美关系中发挥作用的几个重点案例的分析,提出了以后在发展中美关系中如何开展国会工作的建议。     

论尼克松时期总统与国会的对外军事权(1969-1972)

对外军事决策是美国外交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由总统领导的行政部门和国会分享.尼克松时期总统权力达到顶点:他从战后历届总统手中继承了庞大的权力、本身对于外交事务的了解以及组建了"保卫白宫型"的决策团队,从而保证了决策过程的集中有效性.但是在他任内以及下台后国会通过立法权重新收回部分对外军事权力的事实又说明制衡原则在美国制度中根深蒂固的影响.     

美国1934年《互惠贸易协定法》及其影响

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引发了美国学术界关于美国经济自给自足还是经济开放的大辩论,这场辩论推动了美国贸易决策机制的转变,其标志就是1934年美国国会通过《互惠贸易协定法》,从而形成了决定美国贸易政策的"1934年体制"。与此前的美国关税法相比,"1934年体制"的主要特点是国会将贸易决策权在一定时期内授予总统,总统可以与外国政府谈判并签订贸易协定,该协定不需要国会批准即可生效。但是,为了维护总统和国会在宪法上的权力平衡关系,再加上受党派政治斗争的制约,"1934年体制"中也包含了关键性的妥协:国会对总统的授权是"临时性"的,而且总统在谈判贸易协定时必须充分考虑国内企业的贸易保护要求。尽管如此,《互惠贸易协定法》的出台和此后几十年的顺利延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美国高度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偏好,推动了以关贸总协定为核心的多边关税减让谈判和贸易自由化进程。     

台前幕后:NCLB立法过程中的争斗与妥协

本研究通过对多种文献的分析,以立法程序为线索,展示了NCLB立法过程中总统与国会之间、国会两院之间、两党之间以及党内不同派别之间的斗争与妥协。研究表明:在NCLB立法过程中,总统在确立政策导向、推动立法议程、团结国会力量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某些问题上又不得不听命于国会;国会既配合总统的新联邦教育改革方向提出了详细...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由来及其职能的演变

本文拟利用新近解密的美国政府档案,充分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揭示美国中央情报局建立的经过,并以重大国际事件或美国对冷战形势的新认识、总统和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个人经历和偏好以及舆论界和国会的监督为主线勾勒该机构职能的演变过程,以加深对冷战期间美国中央对外情报体制的理解。     

冷战起源探析

五十年代以来,美国史学界在战后国际关系史的研究中,围绕冷战起源问题,出版了大量的论著,进行了长期而激烈的争论。这些浩如烟海的著作,尽管流派繁多、观点各异,但有一点却是一致的,即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在国会的演说,改变了美国对外政策的方向。它标志着美苏战时同盟正式破裂和冷战的全面展开。杜鲁门自己也认为“这是美国外交政策的转折点。”从1945年4月罗斯福总统逝世到1947年3月杜鲁门主义出笼,不到两年的时间美国的对苏政策就发生了巨变。本文试图对这一时期美苏关系的演变和美国政府内部对苏方针的争论进行考察,以探讨美国改变对苏政策方向的根本原因。     

抗日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

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至高无上的国家利益。这是美国制定各种对外政策的原则。近代以来,美国在不同时期制定了各种对华政策,也是以维护和扩大其在华利益为主导原则的。 1840年以后,当英、法、俄、日等帝国主义使拥有独立主权的,封建落后的中国逐步沦为半殂民地国家的过程中,美国也扮演了一个重要的丑角。如强迫中国签订《中美     

难以停息的战争——简析堕胎争论和美国国会政治斗争

堕胎问题是当代美国最为敏感的话题,关于此问题的分歧造成了社会的极端分裂。堕胎争论的激化,日渐渗入到美国社会生活的各方面,特别是政治生活。国会政治是堕胎争论所影响的美国政治生活的焦点和中心。本文通过对1973年以后国会中与堕胎问题相关政治斗争的回顾与分析,得出结论:在美国政治活动中,国会相关政策的制定和政治斗争被堕胎争论所主导和影响,堕胎问题也成为国会政治斗争的工具。堕胎争论使得与其相关的国会政治斗争变得对立、广泛而多变。国会也因为自身的结构组成使以堕胎争论为中心的政治活动愈渐复杂,而美国政体中的其他部门和社会团体也与国会的这场政治斗争相互影响。     

《与台湾关系法》制订过程中的府院之争

在对外关系政策的制订过程中，美国国会在维护美国利益，干涉中国内政，逃避国际法规的约束方面，能发挥政府部门不能发挥的特殊作用。针对美国政治体制的这种特点，在发展中美关系时，加大国会的工作力度是非常重要的。     

论杜鲁门政府的巴勒斯坦政策（1945．4—1948．5）

杜鲁门就任美国总统之后,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就背离了罗斯福总统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全面磋商原则。在国务院和军事部门的反对下,杜鲁门仍然要求巴勒斯坦委任统治国英国立即接纳10万犹太难民、支持巴勒斯坦分治,以及在以色列成立后立即予以承认。这一时期巴勒斯坦政策的制定基本上是杜鲁门总统个人意志的体现,其基础是杜鲁门本人的宗教信念和对犹太人苦难的同情,其推动力是国内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活动的压力和公众舆论、国会等对犹太复国主义政策的支持以及赢得选举的政治考虑。     

美国为什么推行“遏制政策”？

美国为什么推行“遏制政策”？美国自天林顿总统入主白宫以来，在对华关系上不断调整政策，特别是今年以来对中国实行了一种所谓的，。遏制政策”。今年２月９日，美国国务院负责亚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洛德正国会听证会上说：“中国不对我们构成直接威胁，不过显而易见的是...     

浅析资本主义国家议会的作用

新编初三《思想政治》新教材第７１页对资本主义国家议会的权力是这样表述的：“议会拥有立法和监督政府的权力,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以民主表决的方式,制定国家法律,决定国家大事。”第７５页对美国总统、副总统的产生是这样表述的：“美国通过国会选举的总统、副...     

影响美国国会对华决策的因素分析

美国宪法明确规定国会在外交上享有一定的权力,它通过各种途径对美国的外交决策产生影响。在美国的对华决策上,国会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宪政体制中总统与国会在外交决策上的分权是美国国会对华决策的法律渊源;党派之间的政治斗争是国会对华决策的变量;意识形态是美国国会对华决策的内在情结;利益集团是美国国会对华决策的外在压力。     

签字声明:一个鲜为人知的美国总统单边政策工具

"签字声明"恐怕是近年来美国总统广泛使用甚至滥用、但又鲜为人知的重要单边政策工具之一.本文从美国国会和总统之间权力关系的角度,对美国总统签字声明的基本含义及作用给予必要的理解,大体考察了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在对外政策领域对签字声明的使用,以及这一政策工具在美国国内所引起的激烈争议.本文最后揭示签字声明背后所反映的当代美国总统和行政部门权力膨胀的实质.     

20世纪后半叶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权利政治思想

纵观20世纪后半叶美国对外关系史,作为现实主义学派核心思想的权力政治思想,是其对外政策的理论基 础,在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冷战后影响美国对外政策的国内政治因素分析

一国的对外政策是决策者根据国家利益在理性选择的基础上制定的.但是,决策者制定外交政策又是处在一个复杂的国内政治环境之中,从而使得国内政治影响对外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从美国来看,其国内政治中的宪政民主、治理机构、利益集团等因素对冷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试析1943年美国国会与政府在UNRRA协定上的冲突与妥协

1943年美国第78届国会提出了授权政府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拨款的联合决议案。国会和政府围绕这个议案的争论,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战时国会两院,特别是参议院的主要观点,为罗斯福政府制定战后国际和平组织的政策设定了原则框架,而且对战时和战后美国国际组织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发挥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