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论宋词的“豪放派”与“婉约派”——兼评吴世昌先生等人的观点

关于宋词中的“豪放派”与“婉约派”,自吴世昌先生提出基本上否定的观点以来,引起了学术界的热烈争论。这个问题的提出和争论,关系到词史和宋代文学史的写法,有必要继续深入讨论。     

“秦女休”释辩——与吴世昌先生商榷

在宋人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杂曲歌辞》中收录了三首《秦女休行》。据郭氏“解题”可知,这三首诗的产生是:左延年根据秦女休为宗报仇杀人遇赦的故事,“因意命题”,首创了《秦女休行》;傅玄以庞氏烈妇赵娥亲为父报仇杀人遇赦一事为题材,拟古乐府旧题写了《秦女休行》;李白亦“学古叙事”,拟作了《秦女休行》。这已是文学史上的定论。但是,一九七八年《文学评论》第五期上刊载的吴世昌先生所撰《(秦女休行)本事探源》一文,却对左、傅二人所作《秦女休行》的内容及诗题,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其主要论点是:(一)左延年、傅玄所作的两首《秦女休行》“所咏其实是指同一故事”,亦     

论教育研究中的“研究问题”——兼与吴康宁先生商榷

教育研究中的“真”问题的标准,只有当体现出客观性和辩证性时才具有完备性。该标准应为综合性标准———辩证的客观性标准,由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所构成:第一,客观性。即所说的问题是存在的或将会存在的问题;第二,价值性。即所说的问题对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来说是具有意义的;第三,辩证性。即所说的问题经得起用联系的、发展的和全面的观点进行历史的、系统的考察。“研究问题”与研究环境密切相关,我们应该不断地营造和培育优化的教育研究环境。     

释“刊”——兼与杨绳信先生商榷

“刊”在唐宋以前是“削”“修改”之意,唐宋以后才有“雕板印刷”的意思.因此,西汉时期文献中的“刊”并不证明此时已有雕板印刷.     

释“刊”——兼与杨绳信先生商榷

“刊”在唐宋以前是“削”“修改”之意，唐宋以后才有“雕板印刷”的意思。因此，西汉时期文献中的“刊”并不证明此时已有雕板印刷。     

“石门”考辨——兼与郁贤皓先生商榷

《李太白全集》中与元丹丘有关的诗达十几首之多,其中涉及“石门”这个地名者有三首,即《闻丹丘子于城北营石门幽居有高凤遗迹仆离群远怀迹有棲遁之志因叙旧以赠之》、《邺中王大劝入高凤石门山幽居》、《寻高风石门山中元丹丘》。“石门”究竟在什么地方,自唐迄今千余年间一直没有搞清楚。今人郁贤皓先生在《李白与元丹丘交游考》中谓:“大约在天宝九载前后,元丹丘隐居在唐州湖阳县的石门山。”“则此石门山当在今河南省唐河县西南湖阳镇。”对此,本人不敢苟同,陈拙见于后,向郁先生求教,并请同志们指正。     

关于“翻译科学”与“动态对等”——兼与张经浩先生商榷

张经浩先生认为奈达的著作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的标题在国内被误译．从而导致了人们错误地以为奈达认为翻译是一门科学。本文论证了：该标题的翻译并未起到张先生所说的误导作用,奈达本人确曾认为翻译可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张先生还认为奈达的理论术语dynamic equivalence被译为“动态对等”是误译,并对如何翻译该词语提出了建议。本文论证了：该词语并未被误译,而张先生在理解奈达的原意上有偏差。文章还对怎样理解“动态对等”的概念做了一些说明。     

“借荆州”问题辨误——兼与岳玉玺先生商榷

“借荆州”问题是三国时代的一个事件，它使孙刘间的同盟关系复杂化，导致了荆州争夺战的发生，最后以孙吴全据荆州的长江中下游部分而告终。而孙权借荆州与刘备，被史学界一致认为是对曹魏的巨大威胁。岳玉玺先生“曹操不忧反喜”的论断是众多观点中独树一帜的新结论，本文拟结合史料对这一观点进行分析评价。     

“初为赋”新探——兼与林剑鸣等先生商榷

公元前三四八年(秦孝公十四年)秦国的“初为赋”(《史记·秦本记》)究竟是“初为”田赋,还是军赋,或者是口赋?近年来有些学者否定田赋或者军赋之说,提出了口赋之说.如林剑鸣先生在他的新著《秦史稿》中就说“初为赋”是中国“最早的人头税,也就是……口赋”(第190页).熊铁基先生在《秦代赋税徭役制度初探》一文中说:“‘初为赋'就是‘初为口赋'”(《华中师院学报》1978年第一期,以下简称《初     

“雨感”异议——兼与叶宗琪先生商榷

《中学语文》94年11期,刊载了叶宗琪先生的《在烈日和暴雨下》的语感训练指要,拜读后,受益匪浅。但对品味描写暴雨的一段话的“雨感”略有异议。现在我们不妨再来读读这段话:“风过去了,只剩下直的雨道,扯天扯地的垂落,看不清一条条的,只是那么一片。一阵,地上射起无数的箭头,房屋上落下万千条瀑布,几分钟,天地已经分不开,空中的水往下倒,地上的水到处流……”读了这段,我们已真切地感受到,这暴雨     

论文须“言之有据”——兼与邱立中先生商榷

针对一些论文“言之无据”的现象，简析了其产生的原因，指出其实际上是主观主义学风和华而不实文风的反映；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文章写作的基本要求、学术论文写作的要求等方面论述了论文重论据的必要性，指出作者须提高思想认识。树立马克思主义的学风和文风．从扩大知识面和端正写作态度、增强写作能力等方面入手，加强学习和修养，才可避免“言之无据”之弊。     

“因袭”的疑问——兼与都兴智先生商榷

神话传说是一种文字尚未发达，并由后人所述而成的史前人中长期流传的神奇故事。它直接起源于人的生活和繁衍，并且不免为流传者所加工，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根本就是一种“文艺创作”。不同神话传说的“像”不能称为“因袭”     

也谈“静江诸军傩”——兼与吴尔泰、刘怀堂二先生商榷

对于宋人周去非《岭外代答》所提及的“静江诸军傩”,傩文化研究界形成了相反的观点,由此涉及是否存在“军傩”的争论。考察两宋的地理方志,未有设立行政单位“静江军”的记载,相反,静江驻军屡见于文献资料。“傩”作为古礼收于军礼,且从“驱鬼逐疫”的本义而言,“军傩”无疑是应该存在的。     

关于吴承恩《西游记》祖本问题——兼与吴圣昔先生商榷

1990年7月,收到江苏吴圣昔先生惠赠他的新著《西游新解》(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书中第五部分“源流篇”,对笔者在为朱鼎臣《唐三藏西游释厄传》和杨致和《西游记传》两书所作的“整理后记” 中提出的两个主要见解,作了全面否定.由于当时正全力从事《全宋诗》的编纂,无暇旁及此事.不久前《全宋诗》工作粗告段落,且人民文学出版社提出要重印此二书,因此把吴先生的书找出来仔细研读.读后的印象是吴先生书中的全部论断和论据,都不能动摇笔者原来的判断,因此决定将“整理后记” 一字不易地重印.现在重印书已经出版,为了向读者负责,觉得有必要作一些申说.     

也谈“用动式”——兼与吴铁城同志商榷

吴铁城同志《文言词活用的一种特殊方式——用动式》一文,读后似觉其中有不妥之处,特提出几点粗浅的看法和吴铁城同志商榷并就教于读者。一、吴文是把所谓“用动式”当成一种特殊的动宾关系与使动、意动和为动用法同等看待了.吴文所谓“用动式”并未构成一种特殊的动宾关系.我们知道,使动、意动和为动用法的基本特征在于动词(谓语)和宾语之间不是支配关系,而表示(主语)使(以、为)宾语怎么样。而吴文所谓“用动式”动词和宾语之间却是支配关系,并且,不表示(主语)用宾语怎么样。试比较:     

“汉有游女”中的“游女”——兼与程俊英先生商榷

从“游”的本义及其引申义入手，结合《汉广》一诗的原文，考证了“游女”一词的确切词义，并对程俊英《诗经译注》中“游女”一词的解作了辩证。     

阅读的“创造性”何在——兼与余彤辉先生商榷

读了余彤辉先生的《也谈“创造性阅读”》(见《中学语文教学》2005年第5期,以下简称《也谈》),深受启发。本文主要是谈学习余先生文章的体会,同时也有几个问题向余先生请教。一、对“创造性阅读”的三种理解什么叫“创造性阅读”?目前至少有三种理解:1.阅读 创造。如《也谈》说“任何阅读都要认读理解文本,只有正确理解文本之后才能谈评价、批判或创造,否则就可能是胡言乱语”,“阅读的本质就是获取信息”,“阅读的目的首先必须是接受文本所要表达的意义,而不是创造新意义”。这种理解是将阅读与创造看作互相分立的两件事。反映在教学上,是…     

“这样”不是列举助词——兼与童盛强先生商榷

从四个方面分析了“这样”在现代汉语中的使用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得出“这样”不是列举助词的结论,兼与童盛强先生商榷。     

大张旗鼓提倡“文化作文”——兼与龚春来先生商榷

《中国教师报》11月15日“新观察”副刊发表龚春来先生《冷看高考‘文化’作文》一文,感慨良多。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余秋雨先生的文化散文风靡以来,这种“以古典的方阵,熟悉的名人”为材料的作文确实在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