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职务犯罪侦查中运用监听措施的探讨

经济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各类犯罪活动更隐蔽、更频繁,且手段多样,职务犯罪尤其不易侦查,在刑事侦查中已广泛运用的监听措施,也可以尝试应用于职务犯罪的侦查中,但要研究监听技术,掌握运用的方法,控制使用范围和程度。     

论监听在职务犯罪侦查中的运用

监听的技术性与秘密性决定了它在真实发现上的独到优势。但是,一旦运用不当,监听极易侵犯他人隐私权。在职务犯罪侦查中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监听制度,应当平衡真实发现与隐私保护之间的关系,结合我国职务犯罪侦查体系的特殊性,完善监听适用范围、适用程序以及非法监听的权利救济。     

技术侦查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以监听为视角

技术侦查作为查清犯罪事实的一种重要的、新兴的犯罪侦查方式,已经在各国的实践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运用。较之传统的侦查手段,技术侦查具有秘密性、顺向性、高科技性。随着当今社会犯罪形式的日趋多样化,传统的侦查手段显得有些不足,技术侦查的优势较为明显。域外的立法与实践均承认技术侦查作为一种重要的手段,并且予以了一定的限制。我国立法几乎没有关于技术侦查的规定,应该予以立法完善。具体包括:技术侦查的审批主体,技术侦查所获得的证据效力,技术侦查的适用范围,技术侦查中侦查机关与公民之间的关系。     

刍议技术侦查措施在我国职务犯罪初查中的运用

伴随着新时期职务犯罪高智商性、隐蔽性及反侦查能力强的特点,我国现有的初查手段由于自身的局限性已远远不能适应办案实践的需要,成为制约初查功能发挥的瓶颈．因此,急需引入一些特殊形态下的技术侦查手段,以加大初查措施的力度,完善初查措施体系,更好地实现初查的目的．     

论刑事侦查监听中公民隐私权的保护

作为一种侦查措施,监听所涉及的法律问题鲜明地反映了侦查中国家公权力与公民个人安全、秘密的私生活权益之间的冲突。本论文试图以公民隐私权保护为视角找出监听中侦查权力的合法界限,进而指出应通过法律的正当程序来平衡侦查权力与隐私权之间的权益冲突,并以此来设计侦查监听的各项程序制度。     

论职务犯罪中技术侦查手段的运用与限制

技术侦查手段能否在职务犯罪中运用存在一些认识问题及制度障碍,然而技术手段在职务犯罪侦查使用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应当允许使用.技术手段属于强制措施可能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因此在使用时也应遵循几个基本原则,如程序法定原则、合目的性原则、最底限度使用原则以及权利救济原则等以保障其合理使用.同时,在现行制度下检察机关使用技术侦查手段还要注意防止不适当的侵犯职务秘密和个人隐私,强化自我约束并接受外部监督.     

试论技术侦查在职务犯罪初查中的适用

初查在职务犯罪侦查中具有重要地位,它即是立案的前提,又是立案后侦查工作乃至整个刑事诉讼的基础。职务犯罪呈智能化、隐蔽化和专业化趋势发展,而传统的初查手段已不能适应当前侦查办案的需要,严重制约了初查作用的发挥。因此有必要赋予检察机关在初查阶段适用技术侦查的权力,以更好的实现初查的功效。     

职务犯罪技术侦查与证据采信

职务犯罪日益技术化、隐蔽化,犯罪分子反侦查能力日渐增强,传统的一般侦查措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而集技术性与秘密性于一体的技术侦查是应对职务犯罪的有效措施。因此,直接授权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建立技术侦查的适用原则,实现技术侦查的法治化,配套相关证据采信原则,既能强化职务犯罪的程序控制,又有利于被追诉人的人权保障。     

完善我国刑事诉讼中监听侦查的立法构想

监听作为一种侦查制度比较典型地反映了公权力所代表的国家利益与公民个人基本权利之间尖锐的冲突.我国刑事诉讼法上对监听缺乏明确规定,应借助<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来完善监听立法.     

在职务犯罪案件侦查中运用技术侦查的正当性研究

在职务犯罪日益智能化、科技化的新形势下,技术侦查是一种有效的侦查手段。但技术侦查是以牺牲公民权益为代价的手段,应寻找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的平衡点,对技术侦查运用的正当性进行诠释。该文着重从技术侦查措施设立的必要性和技术侦查在法律规范中的体现这两个方面,对技术侦查的正当性进行探讨。     

论同一认定的理论定位——同一认定是刑事侦查学的特定基础理论

同一认定是在侦查过程中,通过比较先后出现的特征而对客体是否同一作出的判断。同一认定是发现、控制、证实犯罪的主要方法和手段,是确定侦查方向、范围以及定罪量刑的依据。以基础理论为命题,系统分析侦查学的产生、发展过程,可以得出结论：同一认定理论是刑事侦查学的特定基础理论。     

防治职务犯罪的理性思考

职务犯罪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与公共权力的滥用紧密相关,从经济人的理性角度探讨职务犯罪的产生原因,提出其预防和惩治措施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基于“寻租”理论和犯罪经济学成本收益理论,研究职务犯罪的内在机理,提出如下对策或建议：应增大犯罪的直接成本、机会成本和惩罚成本,控制或减少犯罪收益,提高破案率,从而最终预防和减少职务犯罪。     

推定在毒品犯罪诉讼中的运用

毒品犯罪已经成为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一种反社会行为 ,但是 ,在现行的刑事诉讼中 ,由于受到证明要求、证据规则的制约 ,对一些毒品犯罪不能予以有效的打击 ,实则 ,是忽视了推定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 ;在毒品犯罪的诉讼中 ,应当按照诉讼规则来运用推定 ;运用推定处理毒品犯罪时 ,应当针对于各种类型的毒品犯罪的自身特征予以适用。     

毒品洗钱犯罪的金融调查

毒品犯罪与洗钱犯罪紧密相连,打击贩毒集团的洗钱行为是对其生存和发展基础的致命打击。采取金融调查策略是打击毒品犯罪的重要手段。我国可通过加强金融监管、重构查证毒品洗钱行为的金融路线图以及立法和制度等方面完善毒品洗钱犯罪的金融调查。     

论犯罪的分类和犯罪的预防———以行为人为中心的犯罪预防体系思考

刑事古典学派与刑事近代学派分别以犯罪行为与犯罪人为重心,系统的进行犯罪分类的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犯罪预防措施,这对理论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刑法学与犯罪学与之相呼应,也分别建构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前者主要关注犯罪的行为性质,所表述的是不同类型的行为在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上的差异,而犯罪学主要展示犯罪原因与犯罪预防个别特征的犯罪人的类型。因此,有必要以犯罪学为基础,从犯罪构成的角度探讨犯罪分类,提出微观预防与宏观预防相结合的犯罪预防体系。     

人权保障视野下的诱导性侦查辨析

侦查活动必须依法进行,但作为侦查谋略而被广泛使用的“诱导性侦查”却很难在合法与非法之间找到一条明显的界线。而该侦查方法在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不同理论和价值取向也在一定程序上影响了我们在对待该问题的视野和判断,因此有必要在我国刑事理论中为之找到合适的定位。特别是在人权入宪和刑诉法即将修改的背景下,重新审视这个问题也具现实意义。     

论雇佣犯罪中雇主的刑事责任

雇佣犯罪中,追究雇主刑事责任的根据在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以及犯罪引起其他人初犯的可能性。从社会危害性的角度看,雇主作为教唆犯、组织犯,在雇佣犯罪中通常起主要作用,与作为主要实行犯的受雇人一样,应当承担主要刑事责任。从人身危险性的角度看,雇主与受雇人的人身危险性因人而异,据此应当承担的刑事责任也因人而异。从犯罪行为引起其他人犯罪的可能性大小看,雇主的行为通常明显大于受雇人的行为,据此,雇主应当承担比受雇人更大的刑事责任。综合起来看,雇主通常应当承担比受雇人更大的刑事责任。个别情况下,雇主作为帮助犯、次要实行犯或者起次要作用的教唆犯,其刑事责任可能小于作为主要实行犯的受雇人。     

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刑事管辖原则

国际反恐理念直接影响着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刑事管辖原则的确立,其中包括恐怖主义概念的界定,反恐理念下国际合作观;根据有关国际公约,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刑事管辖全面地采用了属地管辖、属人管辖、保护管辖、国旗国管辖和普遍管辖的原则,而其中的普遍管辖原则最为重要;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刑事管辖原则中存在特殊问题,如或引渡或起诉原则的适用、政治犯不引渡规则的排除、豁免权排除、时效问题等。     

困境与根源：刑法对经济犯罪的控制

伴随刑法成本增长的是经济犯罪浪潮的高涨，经济犯罪的巨大破坏性要求刑法加强对经济秩序的维护，但市场经济的本质属性桑 求刑法为经济自由而保持谦抑的价值取向，这种困境的根源在于，一方面，刑法的扩扩张具有现实的基础，即加速市场规范的建立和加强对国有资产的保护；加一方面，刑法效益的实现又存在制约因素，即刑法威慑力对经济犯罪的局限性以及刑法所面临的道德基础性危机。因此，在刑事立法上应采取重重轻轻的政策，在刑事司法上要加强刑罚的及时性和不可避免性，同时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信用机制，使刑法逐渐走出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