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教育的意识形态神话:儒家社会主义,还是儒家自由主义?

儒家教育的意识形态神话是指儒家教育被提炼为一种具有观念霸权地位和政治设计激情的教育观念,并与现实的社会政治情境建立起一种相互调适性的意义关系。具体而言,儒家社会主义和儒家自由主义构成了儒家教育意识形态神话建构的两种路向。在儒家社会主义的国民教育神话中,儒家教育的目标在于培养出具有社会主义信仰的现代儒生;在儒家自由主义的公民教育神话中,儒家教育的宗旨在于培养出具有自由民主意识的君子公民。然而,无论是儒家社会主义,还是儒家自由主义,其在社会实践上均可能会带来潜在的儒家教育革命与社会革命,在学科实践上可能会导致儒家教育研究陷入固定的理论言说方式与儒家情结之中。鉴于此,实现儒家教育研究的去政治化、去理想化和去激情化,从而回归日常的教育现实和理性的研究态度,是破解当前儒家教育意识形态神话的重要路径。     

略论法家、儒家对合法性的诉求

在春秋战国 ,产生了对后世中国影响巨大的两个学派 :法家与儒家。他们各自主张一套关于国家治理的理论和制度安排 ,法家主张“一法” ,而儒家的思想则在于“仁爱” ,在于道德劝善。带有更多温和色彩的儒家 ,在西汉时开始出现某些法家化的变化 ,在统治上 ,儒、法两家互参 ,儒家学者在治道上的表现和论述使得儒家取得独尊地位     

儒家伦理与新加坡的公民道德教育

新加坡是近20年世界上最大力推行儒家伦理教育的国家,其通过在学校开设《儒家伦理》课程和在社会上开展各种以提供儒家伦理为内容的道德教化活动,使儒家伦理与新加坡的公民道德教育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本文在对新加坡推行儒家伦理进行文化考察的基础上,揭示了儒家伦理在新加坡公民道德教育中的价值及对我国道德教育和道德建设的启示。     

儒家伦理思想在新加坡道德教育中的升华及启示

在新加坡儒家伦理思想与现代公民道德教育得到了完美结合,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道德教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新"八德"和五大共同价值观即是对儒家精神进行的现代意义上的转化和升华。新加坡在儒家伦理思想与公民道德教育的结合方面所做的有益探索,为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和道德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儒家德育的衰落与消亡：从晚清到“五四”的历史考察

儒家德育的衰落史隐含于晚清到“五四”时期的这段历史陈迹之中。晚清的教育新政和学制改革虽然在主观上想要维护儒学的正统地位以及封建统治秩序,但是客观的结果却是逐渐消解了儒家德育的制度基础;此后,民国初期的德育课程改革在课程设置层面上废除了“读经”和“修身”这两门课程,进而解构了儒家德育的课程基础;“五四”时期的德育革命则全面批判了儒家价值观,导致了儒家德育的价值基础的崩塌。通过对这段德育变迁史的考察与分析,可使我们更清晰地理解儒家价值观以及儒家德育的现代困境,从而促进我们对于近代德育变迁史的反思。     

论儒家伦理观对当代和谐文化建设的意义

儒家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对儒家伦理文化合理内核的有效汲取,对于当代和谐文化建设具有积极作用。这些合理内核,一是儒家在道德文化理念上追求圣人的文化心理和人格境界,二是儒家在人伦关系上推崇相互协调的和睦交往,三是儒家在义利关系上主张"重义轻利"的价值观。     

荀子礼治的精神及其儒学史意义

就政治思想的层面而言,儒家自孔子而始就确立了德治取向的基本性格。基于此,儒家论政特别强调两点：其一,礼乐教化在价值上优越于刑政;其二,政治精英必须首先也是道德精英。儒家的这一德治传统在荀子这里发展成为一种系统性的礼治思想。荀子对儒家德治传统的新发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作为社会政治治理的基本原则,礼的权威不仅来自于习惯和传统,更在于礼是儒家道德价值的具象化（礼义）,体现着儒家基本的理想和精神;其二,就礼与法的关系而言,强调在价值层面上优先性——礼本法末。同时,在此前提之下,对法之作为特定层面上的社会治理的手段的意义亦做了明确地肯定,而不再是单纯的否定和排斥。就思想史而言,儒家的德治传统正是通过荀子礼治思想而发展成为秦汉以下两千多年中国传统社会主导性政治思想资源。     

儒家伦理与新加坡的公民道德教育

新加坡是近20年世界上最大力推行儒家伦理教育的国家,其通过在学校开设《儒家伦理》课程和在社会上开展各种以提倡儒家伦理为内容的道德教化活动,使儒家伦理与新加坡的公民道德教育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本文在对新加坡推行家伦理进行文化考察的基础上,揭示了儒家伦理在新加坡公民道德教育中的价值及对我国道德教育和道德建设的启示。     

试论儒家德育理论的人性论基础

人性论在本质上是关于人的假设。人性论是儒家心性之学的中心内容,也是道德教育理论的形上依据和理论基石。由于儒家的人性观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人性论的主流观点,而性善论基本上代表了儒家人性论的基本理论,所以探析内容丰富的性善论思想对当今的道德教育具有重要的启示。     

儒家同情观伦理探微

文章考察同情在儒家伦理思想中的地位与作用,分析儒家同情观的衰退性嬗变,阐释先秦儒家在这一问题上的独到见解和价值,揭示其对当代中国的道德建设的借鉴意义。     

"青"类词语的"四个世界"分析

语言世界与物理世界并非一一对应,“青”类词语不单纯表示物理世界里的各种青色调,由于文化世界和心理世界的介入,“青”类词语内部结构和外部含义都得到大大的拓展,而这种拓展也是有迹可寻的。     

“文明冲突”中的中华文明

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后冷战”时代,世界冲突的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文章认为,“文明的冲突”只是以西方的视角来审视世界秩序,认为非西方世界与西方世界将形成对抗,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是为美国的霸权行为做辩护。作为崛起中的中国,应当利用自己的“软实力”,继续倡导“和谐世界”的理念,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努力。     

全球化语境中文学的"世界"和"民族"

全球化语境中,学的“世界”是一种深度的标志和话语权力象征,“民族”则是对于主体性的维护和多样化的呈示。深度追求是民族学和世界学的共通点。扎根于传统化,作人性的深入思考和生命追问,民族学就能走向世界。     

屈原的“神游”与庄子的“逍遥游”

屈原的＂神游＂与庄子的＂逍遥游＂都是具有浪漫色彩的奇特的精神之游。两者在＂游＂的写法、体验、结局上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屈原的＂神游＂是用一种正面铺陈的写法,写出了诗人去留两难的矛盾心境,他感觉无路可走,选择以死捍卫理想。庄子的＂逍遥游＂则是用一种反面衬托的＂跳过法＂,写出了他对绝对自由的精神境界的追求,但这一理想在现实中是无法实现的,于是,庄子无奈地选择了顺应世俗、与世浮沉。屈原与庄子的＂游＂都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     

江湖世界的"侠"和"义"--现代武侠小说的江湖文化特征

武侠小说中的江湖世界是一个游离于正统社会不受政治国家和礼教制约的虚拟社会,是以“侠”、“义”为核心构筑的乌托邦式的童话空间。武林侠客在江湖世界的快意恩仇实际上给现实中的人们指出了一条“以暴制暴”的抗争的歧途。     

哈贝马斯“生活世界”观分析

哈贝马斯提出的“生活世界”概念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对其理解需要说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兴趣与世界现的关系;第二,哈贝马斯主体问性思维的特征;第三,哈贝马斯社会现的特征;第四,生活世界与诸世界之间的关系。由此可见,“生活世界”是哈贝马斯社会哲学的中心概念,对其理解是通向哈贝马斯理论的大门。     

解读"对偶"

对偶是唐代格律论中颇富创造性的美学范畴。对偶是一种整合。对偶是指在本领域内，将两种或多种相对存在的成分整合为一的过程。声对即通过字音进行意象融构的过程。义对即借助字义生成整一的本结构的过程。对偶的法则：均衡、融构、循环、生成，昭示着整个现实世界、道之世界以及艺术世界的全部秘密。     

对“艺术思维”概念的哲学思考

世界是一个整体,科学和艺术从不同的角度认识世界,只有统一在世界认识的整体之中,才有可能整体地把握世界的脉搏。本文否定了“艺术思维是一种‘特殊思维’的结论,认为“艺术思维是思维在艺术范围内的一种特殊形式”,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是互补和相互渗透的,最后归结到当今世界知识发展的必然趋势是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各个学科之间呈现出纵横交叉、资源共享,从而形成许多新的边缘科学,必将有利于促进科学和文化的现代化。     

“教育与生活＂问题之问对

生活是个体的,也是社会的,有什么样的价值追求,便有什么样的生活形式。生活过程是保证人成为人的重要场域,如果离开生活世界,人们的生活及人类的发展都很难想像。教育与生活的关系密切,教育史上出现过“教育生活一体说”、“教育准备说”、“教育过程说”、“教育建构说”、“教育交往说”等,都是针对某一个时代教育与生活关系所表现出的问题而言的,都在尝试走出教育与生活脱离的困境。现代哲学中的“生活世界”理论为我们理解新时期教育与生活、教学与生活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理论基础,我们可以从课堂生活的构成出发,变革课堂生活的样态,进而促使教师和学生从单一的教育“专业世界”回归真正属于人的“生活世界”。     

Comments on "After Apple-Picking"

The poem describes a farmer’s dilemma after apple-picking.Actually,it is a perplexity between the real world and the ideal world.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poem from four aspects:the introduction of the writer,the content,the structure and the versifi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