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一切交给爱——泰戈尔及其诗歌

"诗歌是在翻译的时候丢失的东西",换言之,诗歌就其本性来说是不可翻译的,其形式与意味不可能在另一种语言中实现"无损转换"。所以读惯了唐诗宋词的中国读者们常常觉得外国无诗,即便是读歌德、拜伦等诗人的作品也觉得没有诗味。但有一位诗人是个例外,这就是印度诗人泰戈尔。泰戈尔的诗歌大多是散文诗,翻译之后似乎损失不大,但其根本原因在于地理与文化上的接近性。泰戈尔诗歌的抒情与唯美,中国读者接受起来并无隔阂,其诗中弥漫的大爱情怀,更是超越时空的普世感受。     

从改写理论的视角看冰心的诗歌翻译思想

冰心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作家和翻译家。她不仅全身心投入到翻译实践中去,还积极地对翻译进行理论上的总结。她翻译了许多优秀的外国诗歌,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翻译观。文章以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为视角,冰心翻译的《吉檀迦利》为例,探究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期间,主流诗学和意识形态等因素对冰心翻译活动的影响和操控。     

文化操控学派之改写理论视域下的翻译批评研究

翻译事业的发展、繁荣离不开翻译批评的鞭策和推动。传统翻译批评拘泥于文本和语言。文化操控学派把翻译活动置于社会语境中予以审视,其聚焦点从文本转向文化。改写理论是文化操控学派影响较大的代表性理论。该理论主张翻译批评从文化角度审视翻译行为,考察翻译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改写理论为翻译批评提供了新思路和新视角,对翻译批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性意义。     

翻译改写理论的贡献与局限评说

勒菲弗尔提出的翻译改写理论强调了翻译与意识形态、诗学以及权力等社会因素的关系,译语(改写)是译者在诸多社会因素作用下的结果。改写理论拓展了翻译研究范畴,标志着翻译研究从"规约性范式"向"描述性范式"的转变,使翻译研究进入更加广阔的文化空间,但翻译改写理信纸核心概念界定不清,对微观层面关注不够,过于凸显主流意识形态的作用而忽略译者主体等非主流意识形态因素对翻译的影响,这些使该理论又具有一定的局限和不足。     

“信达雅”视角下冯唐翻译作品研究——以《飞鸟集》为例

最近,冯唐翻译的泰戈尔的《飞鸟集》炒的很热,而严复提出的"信达雅"是我国影响最为深刻的翻译原则和标准,本文作者意欲在信达雅翻译视角下,以《飞鸟集》中吐槽最狠的三首诗为例,来探讨此书的翻译。结果发现冯唐所译的《飞鸟集》,没有忠实地体现原文的风格,充斥着浓浓的荷尔蒙的味道,完全颠覆了泰戈尔诗歌的原有意象,实是"乃不知有信,无论达雅"了。     

论译语文化对翻译活动的规范

翻译是一种语言活动和思维活动,也是一种社会活动和跨文化交际活动。翻译中各项活动,如文本的选择、策略的运用、译作的推出等,无一不受到社会、文化等外部因素的制约和规范。本文借助图里的描述性翻译研究理论,以胡适的诗歌翻译为例,探讨译语文化对翻译活动的规范情形。     

徐志摩对泰戈尔的诗歌译介:中国新诗的呼唤

"五四"新文化运动引发了一场新"文学革命",中国文学迫切需要从旧体式向新模式转变,建立新的诗学价值体系,从而解放人们的思想意识,中国新诗应运而生。中国新诗大量借鉴了国外的诗歌形式,本文通过徐志摩对泰戈尔诗歌译介的分析,说明对国外诗歌的翻译和中国诗人自身的创作是如何相辅相成,共同推动中国新诗发展的。     

《长恨歌》许渊冲英译版本的翻译美学赏析

诗歌翻译是属于特殊的艺术范畴,它与文学创作相类似,但有其独特的美学原则,艺术内涵和技术方法。通过美学理论研究诗歌翻译,对于如何的理解翻译活动有着重要而深远的意义。《长恨歌》是中国唐朝诗人白居易的一首长篇叙事诗,也是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名作,本文将从许渊冲的"三美"理论入手,对其英译本进行赏析,对如何提高诗歌翻译水准有着积极和指导的意义。     

泰戈尔作品在日本的译介情况初探

泰戈尔作品的译介在日本掀起了三次高潮,第一次高潮发生在泰戈尔首次访日前后,出版了很多泰戈尔的作品译本和研究专著,但这次人们关注的多为其思想而非作品本身。二战后,日本人在不安和绝望中重新找到泰戈尔,又恰逢1961年泰戈尔诞辰100周年,为此日本各地都组织了泰戈尔纪念会,翻译出版了很多泰戈尔的作品,特别是诗歌。20世纪8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高腾,引发了第三次泰戈尔热,日本学者更全面地翻译了泰戈尔的作品。     

印度诗歌及泰戈尔对我国新诗诗体建设的影响

学界通常认为新诗是西洋诗歌的横的移植，忽视东方诗歌，特别是印度诗歌对中国新诗的影响。事实上以泰戈尔为代表的印度诗歌对中国新诗的影响较大。它不仅是新诗革命的潜在动力，还较大地影响了新诗革命的态度、新诗的形态及新诗的诗体方式，小诗体正是泰戈尔诗歌直接影响的结果。泰戈尔的做人方式和作诗方式对郭沫若、冰心等人的影响较大。他的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他的强调诗的哲理性的诗现和散化式的诗体方式，对中国新诗诗体的建设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由于时代潮流和诗歌翻译等原因，中国新诗人也误读了泰戈尔，以为他写的都是无韵诗。     

冯唐《飞鸟集》翻译评析

作家冯唐翻译的泰戈尔《飞鸟集》上市以来,因译文怪诞、用词不雅引起诸多争论。许多读者认为冯唐的翻译鄙俗,直斥其是对经典的亵渎,而著名学者李银河则力挺冯唐的翻译,认为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中文译本。本文将对极具争议的几首诗歌进行评析,感受其翻译的"独特"之处。     

“三美论”、“三化论”在许渊冲诗词英译中的体现

诗歌翻译是文学翻译的最高形式,历来被翻译界争论最多。而许渊冲先生在总结分析前人的理论观点后,提出的"三美论"、"三化论"对诗歌翻译提出了新的思维,指导实践,是国内文学翻译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许先生的翻译理论为指导,对其翻译的古诗词进行鉴赏和辨析,以说明其"三美"、"三化"理论在翻译实践中是如何运用和体现的。     

从天鹅的“隐”到楼阁的“显”——论马君武诗歌翻译中的改写

用改写理论分析马君武《哀希腊歌》和《米丽容歌》两个译本,表明马氏诗歌翻译中信息的"隐"与"显",是其分别基于个人的政治意识和目的语诗学规范对原作进行的有意改写。因此,研究特定历史时期的翻译文本,需探究译本生成时影响翻译的各种相关因素。     

从改写理论看郭沫若的翻译

郭沫若不仅是我国的文学巨匠,同时也是一位多产的翻译家。他对翻译研究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主张。本文通过勒菲弗尔提出的改写理论探讨意识形态和诗学对他翻译活动的操控。     

浅谈许渊冲“三美”论在唐诗翻译中的体现

诗歌翻译历来在翻译界中争论较多。作为汉语古诗英译的顶级专家,许渊冲提出的"三美"学说为诗歌翻译提供了新思维、新方法,对实践无疑有很大的帮助。本文从"意美""音美"和"形美"三个方面,对许渊冲和其他翻译大家在唐诗翻译上的经典译本作了比较,旨在揭示其翻译理论对诗歌翻译实践的重要指导意义。     

从改写理论的角度解释诗歌的创造性叛逆翻译

诗歌作为特殊的文学形式,其丰富的语言内涵、优美的语言形式在语际转换中形式和内容之间的冲突日显突出.随着翻译研究从两种语言的转换拓宽到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作用,创造性研究已经成为翻译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以改写理论为支撑,从诗学的角度对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进行分析.     

新闻翻译、改写以及意识形态的影响

比尔莎和巴斯奈特合著的《国际新闻翻译》(Translation in Global News)一书以全球化为研究背景,从新闻传播的角度来解读翻译,打破了翻译是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语言活动的传统翻译观,并阐明新闻翻译需要改写(rewriting)。"改写"这一概念是由勒菲弗尔(Lefevere)在《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lation of Literary Fame)一书中提出的,认为翻译是改写,而改写主要受到意识形态(ideology)和诗学形态(poetology)两方面的限制。因此,新闻翻译也会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     

词汇层面系统性翻译改写研究

通过研究小说《红楼梦》中单个引述动词"道"在俄语译本中的翻译事实,可以揭示该词在俄语译本中存在100多个译法,涉及俄语引入词的所有6个大类。这一研究表明,即便在词汇层面也存在系统性翻译改写。"道"字的系统性翻译改写是译者根据俄语文学规范做出的审美适应。审美适应对翻译理论研究、翻译批评、翻译实践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庞德翻译理论之"三概念"

庞德是20世纪西方杰出的一位意象主义诗人,也是备受争议的译者之一。庞德翻译理论的形成,一方面来源于庞德诗歌翻译的实践,另一方面就是得益于他在诗歌创作方面的造诣;可以说,庞德的翻译作品和他的诗歌创作是相互辉映的。本文旨在透过庞德诗学中的"三概念"理论来分析其翻译思想,从而为诗歌翻译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论许渊冲“三美”翻译理论的美感再现

诗歌以其语言凝练、韵律优美、意蕴丰富等语言特点成为一种语言艺术。唐诗是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以诗仙李白乐府诗代表作《长干行》的英译为例,本文在"三美"翻译理论指导下,通过例句分析译诗对原诗意美、音美、形美的美感再现,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说明许渊冲"三美"翻译理论对诗歌翻译的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