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名田制与军功爵制的关系

我写过《名田浅释》,对名田制的产生及演变作过粗浅的论述。我还写过《军功爵制试探》,对军功爵制的发展、变化也作过简略的探讨。但是,对于名田制与军功爵制的关系,并没有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实际名田制与军功爵制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如果说井田制是西周五等爵制的经济基础的话,那末名田制就是军功爵制的经济基础。名田制和军功爵制是在井田制、五等爵制破坏的基础上,同时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两者又是同时遭到破坏的。     

再谈汉代的民爵与吏爵问题——兼答杨际平同志

河南师大学报编辑部转来杨际平同志的大作《西汉“民爵吏爵界限森严不可逾越”说质疑》,对拙文《军功爵制在西汉的变化》中所谈“民爵”、“吏爵”问题,提出异议和批评,拜读之后,很受启发。首先我应该承认,在拙文中并没有把“民爵”和“吏爵”的问题讲得很清楚。所以如此,第一是史书关于汉代赐爵制的资料不多,根据现有资料搞清汉代赐爵制的全部问题,那是不可能的;第二是由于《军功爵制在西汉的变化》,是拙著《军功爵制试探》的补篇,所以在《试探》中谈过的问题,在《变     

探赜索隐,厥谊可传——评介《军功爵制研究》

军功爵制度,产生于春秋,确立于战国,在秦和西汉初期达到鼎盛,东汉走向衰亡,其余韵则绵响于六朝。但在其消亡之后,长期以来,人们已对其不甚了了,包括宋儒和爱寻根究底的清代考据大师,对军功爵制都没有留下弥可称道的文字。朱绍侯先生的新著——《军功爵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1月版),向我们展示了他三十多年心血所凝结的成果,在军功爵制研究方面填补了长期留下来的空自。本书共二十二万余言,分上、下两编。:_仁编从宏观上,从纵的角度,给军功爵制的产生、发展和衰亡的历程,勾画出了明晰的线索和轮廓;下编则从横的侧面,对军功爵的一些具体问题及其联系的有关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考证和研     

商鞅变法与秦国早期军功爵制

一般史书都说秦汉二十级军功爵制是商鞅变法时所建立的,其实商鞅所建立的秦国早期军功爵制,和秦汉二十级军功爵制至少有以下五点不同:一、一级以下还有三级;二、二级以上至大良造只有十六级;三、有爵者有乞庶子的权利;四、不受限制的逐级晋升爵位和受赐田宅;五、低级爵位有树墓权。以上五点显示商鞅所建立的秦国早期军功爵制,比较重视低级爵位的利益,高爵与低爵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低爵也享有很多权利,而秦汉二十级军功爵制,高爵与低爵之间是不可逾越的,低爵仅成为荣誉头衔,权利大大缩小。     

商鞅变法与秦国早期军功爵制

一般史书都说秦汉二十级军功爵制是商鞅变法时所建立的,其实商鞅所建立的秦国早期军功爵制,和秦汉二十级军功爵制至少有以下五点不同一、一级以下还有三级;二、二级以上至大良造只有十六级;三、有爵者有乞庶子的权利;四、不受限制的逐级晋升爵位和受赐田宅;五、低级爵位有树墓权.以上五点显示商鞅所建立的秦国早期军功爵制,比较重视低级爵位的利益,高爵与低爵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低爵也享有很多权利,而秦汉二十级军功爵制,高爵与低爵之间是不可逾越的,低爵仅成为荣誉头衔,权利大大缩小.     

朱绍侯与军功爵制研究

朱绍侯先生的军功爵制研究,在当代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占有重要的地位。他把军功爵制度放在一宽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去考察,把军功爵制的演变与社会、阶级的变化和变动联系起来,不仅深刻地揭示了军功爵制变化的原因,而且有力地解说了其发展的规律。在研究方法上,先生把归纳法与二重证据法有机结合起来,尽可能全面、无遗漏地收集有关文献材料,并特别重视秦汉简牍材料,使得出的结论更具科学性和说服力。先生的军功爵制研究成果,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科学结论。     

西汉“民爵、吏爵界限森严不可逾越”说质疑

朱绍侯先生《军功爵制在西汉的变化》一文,对西汉爵制的各种变化详加考论,读后甚得启发。然于西汉“民爵、吏爵界限森严不可逾越”一说,却感证据不足,或可商榷。朱先生认为秦代无民爵、吏爵之分,而汉代自刘邦始即有民爵、吏爵之分。我以为,无论是秦代,还是汉代,都无“民爵”、“吏爵”之名,亦无“民爵”、“吏爵”之分。汉代史籍常有“赐民爵”若干级;“赐吏爵”若干级的记载。如《汉书·宣帝纪》载:元康三年“赐天下吏爵二级,民一级”;《汉书·元帝纪》载:永光二年春二月“赐     

军功爵制在西汉的变化

《文物》八一年第二期,发表了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一一五号汉墓出土的木简新资料。这批新出土的汉简所记载的内容,很大一部分与军功爵有关,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文献的不足。读过之后,很受启迪,引起了我写这篇文章的兴趣。军功爵制在刘邦时代是非常被重视的,为了奖励随他打天下将士的功劳,刘邦曾三令五申布告天下,给他的功臣将士进爵增封。因此,可以这样说,西汉初期是军功地主的黄金时     

朱绍侯与军功爵制研究

朱绍侯先生的军功爵制研究,在当代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占有重要的地位.他把军功爵制度放在一宽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去考察,把军功爵制的演变与社会、阶级的变化和变动联系起来,不仅深刻地揭示了军功爵制变化的原因,而且有力地解说了其发展的规律.在研究方法上,先生把归纳法与二重证据法有机结合起来,尽可能全面、无遗漏地收集有关文献材料,并特别重视秦汉简牍材料,使得出的结论更具科学性和说服力.先生的军功爵制研究成果,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科学结论.     

2019年全国Ⅰ卷历史45题分析及备考指导

一、2015-2019年高考历史全国Ⅰ卷第45题信息综合二、真题再现及试题分析(一)真题再现45.[历史—选修1: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15分)材料秦朝推行的"二十等爵"制,始创于商鞅变法时为奖励军功所设立的军功爵制。汉承秦制,继续沿用"二十等爵"制,但根据实际情况有所调整。曹魏末年,专权的晋王司马昭为取代曹魏政权,"深览经远之统,思复先哲之轨,分土画疆,建爵五等,或以进德,或以酬功"。此次改革仿照《周礼》,设公、侯、伯、子、男五个等级,把爵位封授给支持司马氏的群臣。受封者获得民户数量不等的"封邑",爵位由子孙承袭。     

军功爵制在秦人政治生活中的地位

军功爵制在秦商鞅变法以后,已经形成一种非常完备的制度。在秦代,人们的政治地位,生活待遇,几乎决定于有爵无爵和爵位的高低。通过对汉简的研究,我们知道,在汉代的户籍制度中,人们有无爵位及爵位的级别,是户口登记中的主要内容之一。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秦的户籍简文,对于秦代户籍中是否登记爵位,尚无实物证明。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秦人对军功爵制的重视,超过汉人;秦代军功爵制的实际价值和作用,也超过汉代,而汉代的户籍制度也是承袭秦代的。由此,我们有理由断定,在秦代的户籍制度中,必也载明有爵无爵与爵位     

历代政治制度小辞典

军功授爵制度名。春秋时齐、楚、宋、秦等国已实行。凡参战者,据其军功大小可获取相应爵位并享有任官、田宅、役使庶子、抵免罪刑、赎免奴隶等特权。秦国商鞅变法时,曾设“公士”至“大良造”十五等爵制,后又发展为自“公士”至“彻侯”二十等爵制,汉初沿置,高后、惠帝以后,军功授爵之制渐     

刘邦时的关内侯浅述

<正>刘邦时期,陆续分封了113个关内侯.关内侯,是秦二十级军功爵的十九级.《百官公卿表》云,商鞅为法,为二十级军功爵:“一级曰公士,二上造,三簪袅,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长,十一右庶长,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驷车庶长,十八大庶长,十九关内侯,二十彻侯.皆秦制,以赏功劳.”据朱绍侯先生研究,认为刘邦入关前奉行的是楚制;而入关后的约法三章“标志着刘邦放弃楚制,改行秦制……在战争中,刘邦积极推行军功爵制,争取各种人的支持,这也是刘邦战胜项羽的原因之一”.     

“绝秦之迹”:西汉“武功爵”设置原因及其性质考辨

武功爵是汉武帝时期创立的一种新的爵位制度。有关汉武帝设置武功爵的原因，以往学者多认为是为了解决当时所出现的财政匮乏、军功难赏等问题，并将武功爵视为一种临时性的军赏政策。但从整个西汉前期的历史来看，汉武帝设置武功爵，乃是汉文帝时代“绝秦之迹”行为的延续。其目的在于以汉家自创的“武功爵”取代承秦而来的二十等军功爵，弱化“秦制”对“汉制”的影响，彰显汉朝的正统，宣扬大汉王朝的文治武功，从而实现制度与思想上的统一。     

汉代二十等爵制与国家秩序的构建

赐爵制度源自秦国商鞅变法时期。爵指的是一种形似雀、用于盛酒的礼器,同时又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战国时期,为奖励耕战实行军功爵制,将爵称与军职相联,赐爵的同时标志着军职的提升,此后由于社会形势的变化,爵位与军职逐渐脱钩,至秦汉时,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爵制体系,即通常所称的二十等爵制。在汉代,二十等爵制连带着丰厚的权益,它与官制一道,共同维持着统治阶层的基本秩序,成为历代君主治国的利器。     

齐国功爵制的产生和发展

战国七雄之一的齐国,自春秋初期就是东方强国。齐国士卒,以善击技而名重当世。齐国军队的战斗力,一向被世人所推崇,其原因主要在于齐国较早实行了功爵制。功爵制,即因军功或事功而赐给爵位、田宅、食邑乃至奴婢的爵禄制度。它是与血爵制相对立的封赏制度。血爵制,即因与天子、君王血缘相近而赐给爵位、封地和奴隶的爵禄制度。它是西周血缘宗法制的主要内容,是西周时期的重要封赏制度。《国语·周语》记周襄王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规方千里以为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备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     

军功爵制与秦军战斗精神的培育

战斗精神是军队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法制的激励和规约是强化战斗精神的有效途径。春秋时期,秦国实行的军功爵制,有效地激发了秦军的战斗精神。军功爵制体现了富国强兵的立法价值取向,有效聚合了秦国的尚武风尚,并通过厚赏严罚的制度设计,促使秦国尚武民风转化为战斗精神;在法律实施过程中,又以政府公信力为基础,确保法律实施的自觉性和有效性。     

秦汉民爵获得途径述略

秦汉民爵的获得主要有军功获爵、事功获爵及国家赐爵三种基本途径。这三种途径扩大了民爵赐予的范围，并在事实上引起了社会等级的变化。它们对秦汉国家的富强和迅速崛起功不可没。然而随着秦汉官僚制的逐步成熟，爵制中的非理智因素与之产生了矛盾。另外，秦汉赐爵历史已有四百多年，“以功赏爵”的原则已不似先前那样明显，人们对爵位的重视程度也大不如前，滥赐爵位及买卖爵位的增多即是其表现，爵制渐而泛滥实属必然。     

从《诗经·秦风》看秦人的西部文化风貌

《诗经·秦风》十篇是研究秦人西部文化风貌的重要史料,其中前五篇为一组,从《车鄰》至《终南》,产生于西周后期;后五篇为一组,从《黄鸟》至《权舆》,产生于春秋时期。两组诗以秦人在与戎狄的斗争中发展、立国、壮大为主线,展示了早期秦文化中显著的重军功、尚气概、轻礼义、重真情的西部特色。这种尚武与纯情的完美结合,正是秦人快速崛起、后来居上的文化奥秘。     

关内侯食邑考

关内侯为二十级军功爵制之第十九级。有无食邑,自古以来,众说纷纭。三国人如淳说:“列侯出关就国,关内侯但爵耳,其有加异者,与之关内之邑,食其租税。”此为最早之论述者。唐颜师古认为关内侯“有侯号而居京畿,无国邑”。宋马端临《文献通考》亦谓‘关内侯则虚名而已”。清人俞正燮专门撰写了《关内侯说》一文,对其得名及历史演变作了详尽的考证,谓秦代的彻侯为虚封,汉代“列侯、关内侯有食邑”。但对汉代确实有无食邑的关内侯之现象又未作解释。至于现代,仍莫衷一是。马非白先生谓:“关内侯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