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英国文学里乌托邦中国形象的复兴

二十世纪初,不少英国作家塑造了乌托邦式的中国形象,他们心目中的理想中国是历史、文化、美学意义上的中国,与当时中国的现实无关。实际上这些形象是对自身文明危机进行精神救赎的一种"文化利用"策略,对今天的中国仍有一定借鉴意义。     

从林语堂小说《朱门》看“孔教乌托邦”

西方的"中国形象"从古至今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这些形象影响着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与接受。林语堂以其丰富的西方学习、生活经历对西方文化当然也包括西方的"中国形象"非常熟悉。他知道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是什么样,也知道西方人接受中国文化的方式。因此,他在文化传播过程中注重对西方的"中国形象"进行吸纳和利用。从小说《朱门》可以看出林语堂是如何在文化传播过程中对西方的"孔教乌托邦"形象加以利用的。     

徘徊于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之间——论毛姆《面纱》中的中国形象

《面纱》是毛姆以中国为背景创作的一部小说,因其异域形象在中国备受关注。小说中的"中国形象"徘徊于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之间,一方面是丑陋的、低劣的;另一方面,又是神秘的、理想化的。这一"中国形象",远非真实的中国,而是想象的"他者"。它是毛姆对中国的文学想象和文化利用,传达出毛姆作为英国人的文化心理和深层需要。     

德国教育历史文化人类学的形成与方法论突破

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的德国教育历史文化人类学,将"文化"与"历史"结合起来,拓展对"人类形象"复杂性的研究范围,将教育人类学的触角深入到社会现实和文化背景中.德国教育人类学方法论实现了重要突破:在主流人类学范式的互动交流和跨文化背景的持续影响下,形成了关切本体性与多样性的研究主题,确定了研究人类形象的"新双重视角",将人类学经典的田野研究方法与德国本土的质性研究方法结合起来,传统教育人类学的二元对立式思维、孤立式思维和演绎式思维等被整体性综合思维所取代,德国教育人类学与普通教育学的关系得以重塑.     

对象·距离·美——重读《审美教育书简》

研究了席勒最重要的美学专著《审美教育书简》,认为它建构了"美是活的形象"的人本主义美学体系,宣扬了一种审美拯救世界的乌托邦式的社会理想,也确立了席勒在德国古典美学中无可替代的地位。从对象、距离、美三个相关联的概念来重释席勒的美学思想,揭示其美学思想的诸多先见之明和巨大的警示价值。     

西方视野下的中国男性形象及其流变

西方作品对中国男性形象的建构大致分为两类:"乌托邦化形象"和"意识形态化形象",而这两类刻板形象并不是西方对文本之外的中国男性真实情形的原样复制,而是欲望化的他者、一种幻想、一个虚影。这一方面体现了作者对中国文化的总体认识与主体情感,另一方面,又代表着整个西方对中国文化的集体想象,同时也是作家和本民族的精神关照。直到20世纪,美国少数族裔文学作品的兴盛,才逐渐打破了这一刻板形象,塑造了全新的华裔男性形象。     

清末乌托邦小说中的“中国梦”叙事

在"国族话语"与"社会变革"这一特定的历史心态文化语境中,清末小说创作中出现了"乌托邦"式的想象空间,借助将现实置于虚幻之中这种乌托邦想象展开"中国梦"叙事与抒写。     

愚公移山形象的传承与演变考论

对愚公移山形象的传承考证可追溯至佛典故事,其后经历了从诠释哲学内涵到升华为民族价值观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愚公由一个期望对自身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进行调整的乌托邦式形象,经唐、宋诗词中文学形象的人文思考,清代形象反思,转变为承载社会意识形态的确立,其间社会文化的认同与政治力量的推动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哈姆莱特形象在中国的成长

我国自引进苏联莎士比亚批评以来,《哈姆莱特》的主人公形象便长期以乌托邦式的人文主义者的形象活在中国学界和社会中。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时代的变化,以及我国学界的独立思考研究,哈姆莱特在中国的乌托邦色彩开始逐渐淡化,脱去人文主义者的外衣,并具有意识形态的色彩。这种转变在中国莎士比亚学界乃至世界莎士比亚研究都具有重大意义。     

解读英国文学中意识形态模式的中国形象

自14世纪以降英国文学作品中就交替出现意识形态模式和乌托邦模式的中国形象,聚焦意识形态模式的中国形象,力图解读其形成的原因及对现实的意义,在英国文学中出现的意识形态式的中国的异域形象,不是对真实“他者”的客观反映,而是带上了强烈主观色彩的凝视者的“幻想”。     

从福娃的英译名看中国英语的发展趋势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加深,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作为日益受到重视的声音,中国人所说的英语必定带着中国文化的内涵走向世界。中国人也会面临更多用英语表达具有鲜明中国文化特色事物的问题。本文从福娃的英译名出发探讨了中国英语的发展趋势。     

文化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英语与中国文化输出

面对巨大的文化贸易逆差,如何有效利用中国英语对外输出中国文化是当前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利用中国英语对外输出中国文化涉及的内容众多,诸如中国文化输出的基本内容、中国文化输出的主体、利用中国英语对外输出中国文化的途径以及应该遵循的原则等等。作为中国文化对外输出的重要媒介,中国英语能有效传播中国文化,在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中传播来自中国的声音,从而促进中国文化全球化。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研究综述

马克思主义作为产生于欧洲的理论成果,传入中国竞成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这与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但同时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的西方文化,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必然也就存在着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然而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对未来社会有着美好构想的科学理论．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维护封建统治的文化,二者真的能够结合？二者之间的关系到底怎样？对于二者的关系问题。是学者们长期关注的理论热点问题。文章就试图做这个工作,以期清楚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     

中国茶文化形成过程研究（上）

茶文化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对促进社会进步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从茶树的起源、中国茶文化的孕育及形成等方面进行研究,提出中国是茶的故乡,是茶树的原产地,也是茶文化的发祥地,中国茶文化基本形成于经济和文化都比较发达的唐代。     

明清时期琉球人的汉语汉文化学习

明初 ,琉球始与中国建交。当时 ,汉语和部分汉语书面语语料在该国已然有所传播。此后 ,琉球对汉语汉文化的需求愈加迫切 ,曾先后至少 16次派人到中国留学 ,并在国内兴办教育 ,推广汉语汉字 ,以改变文化的落后面貌。入清 ,琉球一如既往 ,重视汉语汉字的学习 ,除继续大力兴办各类学校外 ,也像明代一样不断向中国派遣留学生。琉球留学生除官生以外 ,还有勤学人。这些留学生成了维系中琉友好关系和在琉球继续传播汉语汉字与中国文化的中坚力量     

走出中西对立:对中西文化比较的几点思考

学界许多关于中国文化、中国哲学或中国美学等的探讨,都是建立在中西对立这样一个理论预设上的。所谓中西对立,意味着三个东西:1.中西比较是比较研究的主流,甚或全部;2.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性质必然相反;3.中国的、甚至世界的出路就在于中西融合创新。中西对立这样的思维框架只是近代历史的特定产物,并不能作为不可质询的理论前提。现在,正是我们要对这一思维模式进行反思的时候。     

30年代的“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的论战

1935年1月,十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化建设宣言》,引起本位化派和西化派的激烈论战。论战主要围绕对中国实情的分析、对中西化的认识以及对中国化出路的选择等问题展开;与此同时,在西化派内部围绕全盘西化问题也有激烈争论。与五四前后的东西化论战比较,30年代的这场化论战对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中国化与西方化以及西化与现代化等问题的认识有了进步。     

论中国文化中的自由精神———以《新民丛报》为考察对象

虽然近代自由思想产生于西方文化,但是它要想在中国文化中成长,必须与中国文化进行交汇融合。当《新民丛报》学人传播西方自由思想时,形成了对中国文化中有无自由精神的复杂认识。一些人认为中国文化中没有自由精神,另一些人则认为中国文化中有自由精神,还有一些人有时认为中国文化中有自由精神,有时又认为中国文化中没有自由精神。这主要是由于他们本身对自由精神的认识标准不一样。一些《新民丛报》学人为了使自由在中国扎根,认为中国文化中有自由精神,特别是儒家学说中有与近代自由主义相通的自由精神。     

佛教入华早期对本土神学依附的传播策略初探

佛教入华传播是中国文化史中的一件大事,它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儒为主,儒、释、道三家既冲突又互相融合格局的形成有巨大的推动作用。由于恒河文明与黄河文明的巨大差异,佛教在入华传播之初即与中华传统文化产生了冲突。佛教传播者明智地将佛教教义与中华大地上盛行的神学思想相结合,成功地解决了佛教在中国立足的问题,为其后的佛教中国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佛教在中华大地上近两千年的繁荣昌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文章中的佛教早期是指魏晋南北朝佛教大规模入华以前。     

民初政治模式的选择与过渡性强权统治的合理性

民初旧的封建专制被打破，而新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又因民主基础薄弱无法建立起来，社会陷入了严重的失范状态，只有实行具有一定现代导向的过渡性强权统治才能渐进地从封建专制过渡到现代民主。袁世凯在政治上专制集权，同时推行一系列具有现代导向的行政改革，使中国出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统一时期；在经济上鼓励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迎来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在教育化方面，鼓励现代教育化的发展同时用传统化整合意识形态，使教育化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洪宪帝制前袁世凯的这一统治符合当时的中国实际，是具有合理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