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夜雨江湖：李渔传》

对于中国古代文人的研究,传记式的论著占据着重要地位。此类著作以传主的一生行事为中心,涉及其生平、交游、思想、著述等各方面内容。论者多使用知人论世的研究方法,意图理解传主在不同人生阶段中的不同心境,进一步分析其生命历程对其文化活动的影响。若传主本身创作成就突出、种类繁多、数量丰富,且大都流传至今,     

“自由”与“革命”之间的心灵挣扎——评《丁玲的最后37年》兼及其他丁玲传记

近年来,出现了不少关于著名女作家丁玲的传记作品,从不同角度解读了传主的生平经历、人格形象和文学成就。秦林芳的《丁玲的最后37年》以独特的视角,表现了丁玲在"自由"与"革命"两种理念影响下的心灵挣扎,抓住了影响传主行为和创作的思想矛盾,使得丁玲的形象富于立体感。该传记资料丰富,客观地对传主的人生经历和文学创作进行了评价,对同类传记写作很有启示意义。     

韵流空外别具仙骨--我国新时期传记文学美学特征浅析

我国新时期传记文学成就巨大,美学价值凸显。传记文学作家遵循人类审美活动的规律,从其审美需要、审美欲望、审美情趣出发选择对象、发现对象、确认对象、评价对象,极大地提高了作品的审美价值,给读者更多美的感受。我国新时期传记文学的美学特征主要表现在：传主生平的真实性及其社会角色的丰富性,传主生命的鲜活性和再现历史的生动性,作者创作的个体性和深湛浓郁的情感性,艺术手法的多样性和语言表述的独特性几个方面。     

元好问碑志文分类研究

元好问的碑志文，收入《元好问全集》的共99篇，以传主身份为标准，可以将其分为名臣、名将、良吏、名士、僧道、其他等6类。在碑志文的创作中，元好问结合传主的身份，撷取人物生平行状事迹的主要方面详细描摹刻画，突出了人物值得颂扬的品行才学和成就建树，蕴含了作者丰富的情感和独特的审美追求，具有极高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     

关于鲁迅传记写作的几点思考

以现代世界传记文学观为基准,对鲁迅传记文学写作的现状进行思考,认为鲁迅传记写作之所以拘泥于传主的生平史料、学术研究,且受巨人崇拜意识和政治认同意识的困扰,究其原因是创作者的人文主体意识不强、传记文学观的淡薄和传记理论的匮乏。     

元好问“以碑存史”的碑志文研究

以遗民身份致力于金元文化保存和整理的元好问,在碑志文创作中“以碑存史”．在真实再现了传主生平的同时,往往借题发挥,抒写自己对金亡的体验和认识。使他的碑志成为一代风云的生动载体。     

略论作家传记创作中的时代、地域等因素

传记叙述作家传主的人生经历,不能离开对其所处时代背景的分析,传主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习俗等状况,都对其"何以成为这样的人"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另外,地域文化对人精神气质的影响也是客观存在的,传记作者只有将传主的作品结合有关地域背景和文化观念等一起分析,才会理解得更透彻。一些传主的人生经历是由许多偶然因素决定的,偶然性和必然性在其人生道路选择中往往呈现出一种辩证关系,这也是传记创作者需要注意的问题。     

粤教版《语文·传记选读·古风余韵》(选修9)人文精神探究

粤教版《语文·传记选读·古风余韵》单元中选取我国古代人物传记,传主时间跨度长、身份多样.教师若能引导学生体味传主的人格魅力,理解传主身上焕发出的厚重的人文精神之光,学生精神定能受其熏陶,并对学生写作材料的充实有很大帮助.     

传记教学的问题及对策

传记．简称“传”．是记载人物事迹的文体。传记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以记述历史事迹为主,忠实于传主的生平．如史传或一般纪传文字等;一类以史实为根据,但虚构、演义内容较多,文学色彩强烈,如传记文学。     

粤教版《语文·传记选读·古风余韵》（选修9）人文精神探究

粤教版《语文．传记选读·古风余韵》单元中选取我国古代人物传记，传主时间跨度长、身份多样。教师若能引导学生体味传主的人格魅力，理解传主身上焕发出的厚重的人文精神之光，学生精神定能受其熏陶，并对学生写作材料的充实有很大帮助。     

陶菊隐传记叙事的文学研究

陶菊隐是一位有鲜明风格和重要影响的传记文学作家,必须深入探寻其作品的魅力,评介其在中国现代传记发展中的意义。从新闻记者到旧闻记者的人生历程,使陶菊隐的创作具有注重时效性和通俗性的鲜明写作个性：一、选择公众熟悉近代名人为传主,强化自身与传主的关系,并通过非叙事话语明晰表达对人物的评判;二、善于从历史事件中提炼情节,在强化因果链接中不断制造戏剧性的悬念;三、着力打破传统史传简约记事的写法,注重细节描绘,通过重构具体的生活场景增进作品的生动性和形象性。这一切共同构成了陶菊隐传记作品的通俗叙事特征,在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史上有特殊的价值。     

《史记》对袁中道传记小品文创作的影响研究

袁中道是"公安派"领袖之一,与其兄宗道、宏道并称"三袁"。他的作品以散文为优,而小品文又占据其散文创作的大部,且成就突出。袁中道的传记小品文称得上篇篇精彩,在中国传记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从对袁中道的传记小品文的研究入手,探讨《史记》章法和笔法对袁中道传记小品文创作的影响。     

中西传记文学文本比较

中国传记本有着极浓郁的“释经”特征,但在彰扬传记伦理价值的同时,“树碑”心态导致伟饰之弊端至今犹存;西方传记文本的“忏悔”特征在叙写传主私生活时较为坦率,但有时也太不“节制”。“史传合一”的中国传记文本,在重视传记的历史性的同主拘囿于历史,文体不独立,“史传分离”的西方传记文本则了地处理了传主与时代的关系。     

论约翰生在《塞维奇传》中的移情和同情

莫洛亚认为传记是一种表现的手段,传记家选择传主是为了迎合他自己本性中的秘密需要。艾德尔认为莫洛亚的说法就是移情,而传记家要避免移情,应当对他的传主给予更多的同情。然而,在约翰生的《塞维奇传》中,既有约翰生站在自己的立场,把自己的情感投入传主塞维奇,通过传主来表述自己的移情成分,也有约翰生站在传主塞维奇的立场,设身处地为他着想,更深入地理解他的同情。     

论托马斯·富勒的传记艺术

在17世纪的英国传记中,托马斯·富勒的立传原则具有开创性.他对传记发展的重要贡献是在传记理论中提出传记应当注重娱乐性,并在人物描写中通过多样性和个性实现趣味性,因此推动了英国传记从历史和宗教领域独立出来.当然,富勒的传记依然无法摆脱为宣教和道德教化目的服务的传统,因此他的娱乐功能常常服务于道德教化功能.     

《史记》、《汉书》对董仲舒及其学说的评述简

董仲舒在《史记》与《汉书》中分别有传。不同的是,《史记》中是合传,司马迁对董仲舒并没有过多的正面评价,而班固则为董仲舒单独立传,并高度钦许。究其原因,除了家学渊源、历史观存在差异外,重要的是时代思潮变迁所致。汉朝对儒学的热衰促使儒学从“百家”到“独尊”地位的转变,影响了包括司马迁、班固在内的社会群体的心理转变,这也导致了他们对董仲舒及其学说的载记与评述存在差异。     

我国近代传记文学的流变

我国近代传记文学并不是呈直线发展的。由于社会的变革和受外国文学的影响,使得我国近代传记文学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从突出传主的个人功业向突出传主的个人性格转变,从摹仿史传文学向学习西方传记文学转变,语言上从古典的文言转向浅近的白话,篇幅由短篇转向长篇。     

司马迁《伯夷列传》的深层含义

《伯夷列传》中的伯夷、叔齐形象来自于先秦典籍,其真实性和传记思想存有争议。究其原因,是司马迁想通过二人否定传统主流思想,推陈出新,作传为次、感慨为主,重在实践史家的经世主张。     

《全宋词》楼锷小传补正

楼锷,南宋知名士大夫文人,而《宋史》无传,清陆心源《宋史翼》亦未之补。《全宋词》楼锷小传因属草创,故较简略,且有讹误,兹予补正。要点如下:楼锷初为太学生;孝宗乾道元年,已任太学录;六年,已任婺州州学教授;六、七年间,曾任宗正寺主簿,玉牒所检讨官;七年,已任枢密院编修官,非"淳熙元年"始任;淳熙七至九年,朝奉郎、知江阴军,非"淳熙元年";九至十一年,知江州;十一年,移知鄂州,非"知武昌府";以疾奉祠,卒;有《求定斋诗馀》。     

胡适：现代传记文学的开风气者

在20世纪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上,胡适是一位现代传记文学的开风气者。他最早提出“传记文学”的名词,比较中西传记的差异,指出传记文学的起源、人格教育作用。他提倡写自传,传记可以“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这些观点具有现代传记文学理论上的开创意义。他同时创作了《李超传》、《四十自述》、《丁文江的传记》等传记,虽以史学价值为主,但他尝试用文学笔法写现代传记,勇于实践,值得后人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