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至11世纪敦煌僧人从政从军——敦煌世俗佛教系列研究之七

佛教戒律禁止僧人参预政事、从军参战.但8至11世纪敦煌僧人却可以参预政事、从军征战.本文列举大量证据足以证实.进而指出,此种局面的出现,乃因僧尼皆籍入乡司,悉为编民之故.既同为百姓,自一例授田、纳税、输赋、从役,为国效力.从而使僧尼日增、国家役、赋、兵源日蹙的历史性矛盾得到解决,终使佛教走上与社会和谐发展之路.     

敦煌弥勒经变图中戒坛与戒场

在广律、戒本的记载中，诸部派有关戒场与戒坛的记载有不明之处，因此唐代道宣所著《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对出家受戒仪轨以及戒坛的形式做出了补充且明确规定。通过对敦煌莫高窟与榆林窟弥勒经变中戒场受戒实际情况的考察，如莫高窟第445窟的半圆形帷幕剃度受戒场景，认为戒场受戒在唐中期以后几近消亡，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道宣对戒坛的推崇，二是官方法律对僧尼受戒的严格管控。     

中国古代史材料解析题精解

1．阅读下列材料材料1 南北朝时期僧尼、佛寺统计表材料2 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道人又有白徒(非正式僧人),尼则皆畜养女,皆不贯人籍。天下户口,几亡其半。而僧尼多非法,养女皆服罗纨。皆使还俗附农,罢白徒养女,听畜奴婢。婢唯著青布衣,僧尼皆令蔬食(种蔬菜和粮食)。如此,则法兴俗盛,国富人殷。不然,恐方来处处成寺,家家剃落,尺土一人,非复国有。     

宋代僧尼经商小议

寺院经济的研究,是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寺院僧尼的经商活动又是寺院经济的组成部分.从佛教教义和人的趋利本性上认识僧尼经商这一现象,或许有助于我们更真实的了解寺院僧尼和客观的看待他们的经商行为.佛寺僧尼经商的历史由来已久.东汉末年的《理惑论》中有:“今沙门耽好酒浆,或畜妻子,取贱卖贵,专行诈绐,此乃世之伪,而佛道谓之无为耶”的记载,但这只是个别现象.东晋僧徒从事经济活动的范围已经很广.东晋释道恒《释驳论》记录了当时有些僧人“营求孜孜,无暂宁息.或垦殖田圃,与农夫齐流;或商旅博易,与众人竞利;或矜持医道,轻作寒暑;或机巧异端,以济生业;或占相孤虚,妄论吉凶;或诡道假权,要射时意;或聚畜委积,颐养有余;或执掌空谈,坐食百姓.”表明当时僧人从事农业、商业、手工业、占相、卜卦等等.这一情况一直延续至后世.隋唐以后,寺院本身就拥有果园、从林、手工作坊、店铺等.到宋代,寺院僧尼经商更呈现出一些新特点.寺院僧尼经商更加普遍化.佛教寺院往往兼作重要交易场所,“东京大相国寺,乃     

敦煌菩萨戒仪与菩萨戒牒之研究

敦煌菩萨戒仪与菩萨戒牒之研究湛如一、引言戒仪为授戒的举行程式，戒牒是登坛受戒的证明书，度牒则是官方发给僧尼的得度凭据。在敦煌资料中有近４０件文书与戒牒相关，其种类包括八关斋戒牒、菩萨戒牒、五戒牒及相当数量的戒仪文书。研究敦煌菩萨戒仪与戒牒文书，是我们...     

“三言”中的僧尼形象研究

僧尼形象是＂三言＂中一类特殊的群体,蕴含着丰富的社会价值和美学内涵,对这一类人物形象的研究可以使我们更好地了解明代社会的风俗人情。本文主要分析＂三言＂中的僧尼形象,首先,从得道僧尼和世俗僧尼两类形象的分析中,解读＂三言＂中僧尼形象的丰富内涵;其次,从社会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僧尼自身和作者主观因素五个方面阐析形成作品中不同僧尼形象的深层原因。     

试论元朝的度僧

元朝度僧,主要有试经度僧、特恩度僧、保举度僧、鬻牒度僧等形式。度牒质料为羊皮,僧尼世祖时统计为21万余人。元朝度僧,形式齐全,经历着由注重僧尼素质向注重国家经济收益的政策变化,度僧制度宽纵混乱,仅针对汉地佛教僧童。元朝度僧,对社会来说,维护了元朝的统治,有一定积极意义;同时,大量民众流入空门,阻碍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僧团中龙蛇混杂,一些僧人作奸犯科,甚至发动和组织反抗元王朝统治的斗争。对佛教来说,保持了汉传佛教的传承和命脉,却也使佛学更加不振。     

试论日据时期闽台僧人的交往与互动

日据时期,台湾海峡并未成为闽台两地僧人交往互动的屏障,闽台两地僧人交往热络,互动频繁,台湾僧人前往福建的模式有:求戒、访师、修行、求学、参访、出家、学仪、弘法、任职、传戒等;福建僧人前往台湾的模式有:募化、开山、弘法、传戒、参访、出家、度化、修行、传法、修寺等。日本殖民统治者在台湾曾一再强行推行其皇民化佛教,试图切断台湾佛教与祖国大陆的关系,以此改造台湾的传统佛教,由于闽台佛教界有着不可分割的法乳关系,故闽台佛教间的交往互动从未停止过,日本的企图并未实现。     

从清《刑案汇览》看法律层面的以儒摄佛

儒教血缘社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注重等级秩序的世俗伦理——政治传统,需融摄佛教“出家”以求涅檠的出世宗教文化,这在我国古代精神文化、社会制度方面都有体现。剖析清《刑案汇览》和《大清律例》中的涉佛案例和相关法律规定,可见其法律制度有两方面的体现了以儒摄佛：一是对僧人更强化儒家伦理之实行。僧人同俗人一样要服从法中之“礼”,并要服从合于“礼”之精神的法中之“戒”;二是防范僧徒冲击儒家政治、社会秩序。为切断佛教与民间宗教之间的联系,严防僧人传播“不经”思想,严防僧人结社。     

“三言二拍”中僧尼形象分析

僧尼形象是“三言二拍”众多人物形象中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僧尼形象大致可以分为三类：正僧尼、邪僧尼和高僧。这些僧尼形象体现了晚明的社会思潮、因果观念和女性观念的多层意义。     

唐宋湖南僧道移民考论

唐宋时期,有部分僧、道宗教移民迁来湖湘之地,这部分宗教移民以僧人为主,南方之闽浙和北方之陕晋,都是主要迁出地,而湖南之衡山与潭州诸山是主要迁入地。在迁移时间上主要集中于唐中后期与北宋时期,迁徙原因主要与佛道之学传授有关。他们的到来对湖南宗教文化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钵中莲》民间宗教思想探微

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抄本《钵中莲》是一部民间宗教剧。剧名本身就极富有宗教意味：钵,为僧人食具;莲,莲花,西方极乐世界的宝花。钵中莲花开,意味着僧人得道成阿罗汉。剧作本身生动地反映了万历时期民间宗教思想：既融合了弥陀净土思想、禅宗思想与白莲教、罗教教义,又杂糅了释教和儒教的因果报应思想。     

藏传佛教萨迦寺新的教育制度

萨迦派是藏传佛教四大教派之一，他们坚持招收爱国爱教、遵纪守法、勤奋学习的僧人，注重培养僧人的全面素质。在教育制度上采用学分制，井分期分批派管理干部到内地学习，重视干部的年轻化、知识化。     

试论10-13世纪西欧修道院经济繁荣的影响

10—13世纪,西欧修道院经济的繁荣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的兴起和文化教育的进步,为西欧经济和文化复兴及社会稳定作出贡献。为争夺教会财富,政教之争加剧;经济实力的膨胀提高了修土的政治地位,对西欧政治制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财富的迅速增长加速了隐修运动走向没落的步伐。     

清朝对藏传佛教宗教事务的法律调整及其历史启示

清朝借鉴并继承元明两朝对藏传佛教宗教事务的管理和立法调整的经验,对有关喇嘛封赏、私自出家建寺、寺庙及僧人数量、喇嘛游方等进行立法规制;以立法明确了藏传佛教宗教首领的政治权力;制定并完善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的＂金瓶掣签＂制度。这些政策法规的实施强化了统一国家主权、保持了藏区社会稳定、促进了藏区经济相对发展,在当今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对国家如何管理藏传佛教宗教事务和藏传佛教如何谋求自身发展有着重要借鉴意义。     

禅诗的翻译研究

禅是佛教精神的精髓,诗是文学殿堂的奇葩。禅诗是诗僧诗人的参禅悟禅之结晶,它以其禅味寓其理,以其诗味耐人吟咏,以其依托自然意象的描写,来悟出禅理,启迪人生。禅诗意境深远,韵味十足。基于去妄归真,万法虚空,性本清净三个诗主题来探讨禅诗的翻译方法。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报应、地狱及忏悔观念的传播与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因果报应、地狱受过和忏悔负罪等宗教观念也传入了中国。忏悔之法,作为佛教的一种宗教仪规,对中国一般僧尼乃至普通士人和民众的历史影响十分突出。忏悔观念的传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儒学道德自律的某种缺失,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文化产物,成为影响中国士人文化品格和社会心理的重要因素。     

浅论明朝中后期度僧制度的转变

明初建立的试经度僧制度在明朝前期有效地限制和管理了全国的僧人队伍。但是到了明朝中后期社会矛盾激化,军费开支、自然灾害、统治阶级奢侈浪费等多种因素造成了严重的财政危机。明朝政府为了筹集资金缓解危机,以鬻牒度僧制度取代了试经度僧制度。     

试论僧尼道姑情爱在中晚明戏曲小说中的文学表现

宗教基本上都具有禁欲倾向。中晚明异端思想涌起，大胆肯定人欲价值和世俗生活的合理性。于是，在戏曲小说中对不危害他人的僧尼道姑的情爱行为予以宽容和同情。作品以僧尼道姑的人性，去揭露宗教禁欲主义的荒谬和愚昧。而淫僧恶尼的肆意淫乐，正是禁欲主义下的变态行为，是宗教禁欲下的情欲迷误。     

“缘俗立教，加意诸羌”——明朝一项重要治藏治策研究

"缘俗立教,加意诸羌",即从政治、经济等方面扶持寺院与发挥宗教人士的化导功能,是明朝谋求藏区致治,笼络并控制藏地僧俗民众的重要策略手段.这种因地制宜的特殊宗教政策的推行,基本顺应和保持了藏地政治、经济、文化的正常状态和发展趋势,从而达到了明廷一以贯之的"安抚一方"的基本统治目的.但也有其负面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