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叙事理,如丝抽绪——古代书序解读与赏析

<正>一部著作的序言,是呈现在正文之前、读者按序最先读到的文章,而这文章恰恰又是在正文完成之后才写成的。《伶官传序》和《兰亭集序》就是这一类文章,标题中直接以“序”点明文体。序,还可以写在单篇作品之前。《琵琶行》《燕歌行》和《扬州慢》这三首诗歌作品的正文之前,都写有一段说明性文字;而《归去来兮辞》中,序的篇幅已经超过了正文篇幅的二分之一。优秀的书序往往能在读者和作者之前架起一座桥梁,帮助读者更好地赏析作品。     

中国缘事诗学发凡

中国是诗的国度,自古就蕴藏着丰富的诗学资源。缘事诗学就是其中最珍贵的资源之一。它滥觞于“结绳记事”的历史意识,萌发于汉代“以事系诗”的《诗》学,发展于唐代“触事兴咏”的《本事诗》,成熟于宋代“论诗及事”的诗话。然而五四以来,中国诗学一般偏重于缘情诗学的转化而相对忽略了缘事资源的开发。发凡缘事诗学,一是要把缘事诗学从中国诗学的隐体系中呈现出来,从而为中国诗学的多元发展提供多种选择;二是要把缘事诗学从西方叙事观念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从而为中国诗学本土化发展提供一条路径。     

谈《陈情表》的“事”、“情”、“理”

《陈情表》采用了融情于事、融理于情的艺术手法。这一艺术手法存在着一个“事”、“情”、“理”的层进关系,因为没有“事”就没有“情”,没有“情”就没有“理”。如果说“事”是土壤,那么“情”就是土壤里生长出的大树,而“理”就是大树上所结的果实。然而,在实际的评论分析中,人们论及最多、最深的是其“情”,而对其“事”,特别是其“...     

《论佛骨表》与《陈情表》比较研究

《论佛骨表》是唐代大散文家韩愈的杰作。《陈情表》我们在中学教材中已颇为熟悉，也是“以情动人”的名篇。《论佛骨表》与《陈情表》同属于“表”，即奏疏、奏文，是臣民写给皇上的文书，用当今的文体框架来衡量，就是公文文书的“上行文”文本，有其固定的读者对象，那就是皇上。作为奏疏的“表”文体，具有共同的文章结构形式，诸如开篇的“臣……言”，篇中的“伏惟……”，结尾部分的“谨拜(奉)表以闻”。犹如今天公文的基本格式一样，必须严格遵守，不可越雷池一步。也就是说，这两篇文本文体结构完全一样。     

“修禊事”通释

“修禊事”通释田有成晋·王羲之《兰亭集序》中有：“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高校文科教材如《古代文学作品》、《古代汉语》、《大学语文》等，多选用了《兰亭集序》，不一而同的都对“修禊”注为：“古代一种风俗。人们欢聚水...     

究竟写了多少事?

《任弼吋同志二三事》究竟写了多少事?这个问题,大凡有三种回答: 第一,“二十几件”。其理由是文章从五个方面列举了二十三件小事。第二,“五件”。其根据是教材选编的《记叙的中心和材料》一文。第三,“二三事”。有题目为证。我主张取第三种较好。     

父母只做3件事

林格在《父母只做3件事》一书中提出,有3件事,是父母应该学着做的!其一,不当“法官”,而是要学做“律师”——所谓的不当“法官”,就是要求父母不能等到孩子“犯了事”后才管教孩子,而应当防患于未然,父母对孩子要像律师对待当事人一样,了解、调查、倾听孩子的心声和需求,并始终以维护其合法权利为唯一宗旨,而不是相反。     

《春秋事语》札论

《春秋事语》中的赫不是杜赫而应是高赫；闵子辛就是闵子辛而不能疑作闵子骞；公子浮、公子段是同一人，即《春秋》等中的公子pu；《燕大夫章》或许可系在前536年——前535年；“归而饮至，而乐”似应为“归而饮至而乐”。     

郭店儒简中的知命观

郭店儒简非常重视“命”,主张人们要知命。要知命首先就得“知天、知人、知道”,“知天、知人”就是要“明于天人之分”．“知道”主要是了解“人道”。其次要知命还得“知博”,“知博”就要博学于礼。最后知命要“无必”,即不固执。知命的目的是“知行”,要知行首先就得按礼的要求行事,其次还得明于天人之分,最后还要有智慧。知命的主要途径是“反己”,反己还要具备“闻道”、“知本”和“恒心、恒志”等条件。     

“与皆来会计事”句解

对于《陈涉世家》中“与皆来会计事”一句,苏教版初中语文教材、北大中文系《古代汉语》、王伯祥先生的《史记选》都翻译为“一起来集会议事”。“皆”指“一起”,那么“与”是什么意思？对此,苏教版初中语文教材略而不提,《古代汉语》认为“与’’迢‘举”,是全部的意思。对于此类注释,汪义华先生提出质疑。他认为“与皆来会计事”是“皆来与（之）会计事”的非常规词序省略句。窃以为将“与”看作介词是合理的,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述之。     

再论比兴

比兴是中国古典诗学重要范畴,属诗之六义。分而言之,按朱熹之说,兴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有兴会和触物起情的意思;比是"以彼物比此物",简言之即比喻。然而,比兴经常合为一词,或称"比兴手法",就既不是简单的兴,也不是简单的比。而成为一个更大的诗学范畴。一加一大于二,有了更大的内涵:一可以是双关、二可以是比拟、三可以是寓言、四可以是咏物、五可以是囫囵话、六可以是作者无心而读者有意——某些"文字狱"就是这样造成的。     

"物感说"及其理论创作基础

"物感说"是我国魏晋文论中的重要学说,论述的是作家创作中"物"与"情"的关系.陆机在《文赋》中论述了作家有感于四时景物而产生创作的冲动,刘勰则将"物"的内涵扩展为一切客观外物,并强调了"物"与"情"的互动关系,钟嵘则进一步将社会生活纳入"物"的范畴,并将"情"推到了至高的地位.同时,刘勰和钟嵘还进一步论述了作家如何写"物"以传"情".庄子的"至乐"说、《礼记*乐记》中的音乐理论、蔡邕的"肇与自然"说,是这一学说的理论基础,前人及时人的文学创作,也是这一理论产生的创作源泉.     

浅谈学生英语写作能力的培养与提高

要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首先要培养学生的英语表达的思维方式。关键是要掌握一定的写作技巧，多读、多背好文章，多写、多练、多积累，还要注意写作的语言环境。     

谈苏轼"随物赋形"与"自成文理"的艺术自然美学观

苏轼关于艺术自然美学观的形成,大致是从他对待自然的态度开始的,因而有“物有可观,皆有可乐”的哲学认识,并由此进而在一些文章中提出主体对待自然的方式“不可留意于物”的自然审美原则,再进而从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中探求文艺创作的“随物附形”、“自成文理”的自然文艺美学观。     

现代散文托物言志方法浅探

“托物言志”是中国历代诗文创作中常用的一种艺术手法,现代散文中对这一手法的运用,根据对作者、物、志之间关系的不同处理,可辨为三个不同的方法：运用联想,由物引志;巧借形象,志隐物中;构筑意境,物态要融。这三种方法,物与志的关系经历了一个由实到虚的过程,带给读者不同的艺术享受。     

冯友兰道德知行思想及其教育启示

冯友兰提出了道德“知易行难”“知难行易”的观点。理解两种“对立”观点的关键在于辩证把握“知”的深义:“知易行难”的“知”是基础层次的认知,是通常具有的感知;“知难行易”的“知”不仅包含知道、认识,还蕴含“了解”。深层意义的“知”和“觉解”存在内在联系,它们都含有了解之意,即对发出的道德行为具有清楚的认知,属于理性认知。...     

道法自然——从《老子》中探寻现代教育思想规律

老子为我们对大自然、宇宙万物的探索活动指出了一个应该遵守并且十分有效的原则:无欲。老子倡导"无为"这个"无为"是在与那些违反常理、不符合事物生存与发展运行规律的"擅为"相对比之下所提出的,并非毫无作为或毫不作为,而是顺其自然,按"道"而行,即循规律而为。同样的一种教育模式,有的人运用得非常好,而且效果显著,而有的人却无法有效地进行运用,这是由于学习者、使用者对这种教育模式所蕴含的教育思想的理解程度不同。这同样是"通俗"与"通真"的表现。     

投向深渊的凝视:布朗肖的文学阅读

莫里斯·布朗肖在《文学空间》中重审了"将文本还原为现实"的阅读模式,并对既有的阅读理论进行了更新。他将阅读视为一种无法被定义的体验和敞开、一种从可释读的文本层指向作品深处的"不在场之在场"的运动。之于读者,阅读是"开始"而非"重复";之于作品,阅读是与创作同样强大的建构力量。通过阅读理论的再阐释,布朗肖解构了传统阅读模式中"读者"对"作品"的控制与超越,对主体与他者的关系进行了现代性的反思。     

从"宏大叙事"到"叙事游戏"--《人到中年》和《冈底斯的诱惑》的比较

《人到中年》和《冈底斯的诱惑》这两个文本是处于新时期两个重要时间点的重要作品.从其创作方法、小说观念的异同中,我们可以看到新时期文学从意识形态普遍化到反抗意识形态,从寻找历史主体到个人化写作,从"写什么"到"怎么写"的嬗变轨迹.     

新课程实施与小学作文导写规律的探索

新课程小学作文导写,应着力突出学生习作过程中的“导”,作文只可“导”不可“教”,过去作文教学不成功的主要原因是教师把“作文”课当成其他学科课程一样去教.其实,作文是学生运用语言文字表情达意、交流思想感情的一种个人创造活动,学生自己的喜、怒、哀、乐,七情六欲,只能由他们自己去倾诉,为了使其倾诉能痛快淋漓,教师所能做的仅仅是根据小学生作文心理规律进行“导写”.在新课程小学作文导写实践中,应着重解决好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对新课程实施背景下作文教学的认识问题,它包括对《课标》要求和习作教材编排的全面了解;二是遵循小学作文导写的一般规律;三是探索新课程理念下作文导写的基本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