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传播语境中的国家创伤与媒介记忆——中、日、美、英“南京大屠杀”相关报道(1949－2014年)的内容分析

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对“南京大屠杀”进行表征和记忆,关系到其意义能否真正得到世界认同。高度媒介化的社会,集体记忆依赖于大众传播媒介,可通过媒介如何表征记忆来观察和理解集体记忆。本文将“南京大屠杀”媒介记忆置于全球传播语境中,力图呈现它的世界面貌。主要运用媒介记忆理论、创伤记忆理论和框架理论,以内容分析法为主,研究1949—2014年间中、日、美、英四国媒体有关“南京大屠杀”及相关事件的报道,旨在描述不同国家媒介记忆的差异,分析其记忆框架,探讨形成差异的原因。研究发现：(1)各国媒介对“南京大屠杀”的记忆采用了不同的框架。中国以“创伤”为框架,围绕历史之痛和现实之伤展开记忆;日本以“质疑”为主导框架,回避自己加害方和中国受害方的身份,报道立场和情感偏向模糊、暧昧;美国和英国以“冲突”为主要框架,强调事件的新闻价值,即冲突本身以及冲突的解决。(2)不同媒介记忆框架对“南京大屠杀”意义的解读存在差异。中国将它定为国家创伤进行纪念在全球传播语境中可获得支持。(3)各国“南京大屠杀”媒介记忆框架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各种框架之间的竞争、对立和冲突。     

对话与隔阂：甘肃故事媒介话语建构的三重视野

大众传媒时代，媒介话语由意涵丰富的符号群组所建构，地域形象、价值、精神多维度贯穿于媒介话语搭建的意义空间中，具有发挥情感认同、共塑交互模式的作用。本研究以媒介文本对“甘肃故事”的话语叙事为分析基点，将其视为媒介构筑民族记忆的实践过程，从整体视角出发，分析总结了“甘肃故事”话语建构的情感型框架、实践型框架和区域型框架“三维大类”以及嵌入其中的“红色精神”的传承者、社会建设的“奠基者”、脱贫攻坚的“奋进者”等“七维小类”框架。跳脱出故事叙事理论，检视故事传播中面临的错位、缺位的挑战，尝试为甘肃故事的跨文化传播搭建理论支撑和实践通道。     

技术至上主义对青年红色记忆的消解及其应对

红色记忆是中华民族共享红色往事的过程和结果。作为链接个体与集体的精神纽带,红色记忆具有凸显群体同一性、展演历史延续性和诠释政治合法性的时代价值。然而,技术至上主义影响下,青年红色记忆建构面临“主体缺位”“选择缺失”“真实缺场”的现实危机。应对技术至上主义对青年红色记忆的消解,必须坚持互补共生、纠导并重、软硬兼施的原则,推动红色记忆延续中“数字刻写”与“活态传承”相结合,加强红色记忆建构中“国家主导”与“平台自律”相结合,重视红色记忆守护中“教育引导”与“法律约束”相结合。     

成为“数字童工”：数字时代的儿童媒介劳动研究——基于鲁中地区W城的田野调查

本研究以有别传统视角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范式,从另一个侧面考察儿童与数字媒介的深层关系,借助田野调查并辅以问卷调查探究儿童在数字时代的生存状况和角色转变。结果显示,时代背景、家庭因素、朋辈规范等共同提供了儿童媒介使用行为劳动化转向的可能性;在资本生产与增值的“数字工厂”中,儿童以“媒介接触型劳工”和“身体参与型劳工”的角色生存,以不同的形式成为数字时代的童工。儿童之所以成为无意识的“数字童工”并进入商品化进程,源于数字产业隐蔽的内在运行机制：其一边制造成人世界对儿童媒介使用的同意,另一边通过营造“美丽新世界”对儿童媒介实践进行价值剥削与资本控制。儿童的劳工化应引发社会对技术宰制儿童现象的重视,通过帮助儿童脱离数字时代的资本陷阱以实现其健康社会化。     

“八百壮士”历史记忆之建构与传播历程

“八百壮士”的历史记忆充满民族主义色彩,对于鼓舞中国抗日军民的斗志起到重要作用。官方的纪念与通电,各类媒介的报道与传播,使得“八百壮士”的历史记忆在抗战时期初步得以形塑,并演变为国家和民族记忆。和平年代,受两岸关系、抗战研究热潮等影响,“八百壮士”历史记忆在1949年之后继续被建构与传播,直至今日。在政治与现实的观照下,“八百壮士”已经不再是纯粹的历史事件。“八百壮士”事迹的形塑与传播历程,显示出史实、记忆与政治的“历史三调”。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史记忆情感场域的逻辑建构

党史记忆依托同质性的“情感黏合”,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特点与功能.党史记忆情感场域是基于党的奋斗历程的情感汇聚.研究以“记忆之场”理论为分析框架,通过阐释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史记忆情感场域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厘清党史“记忆之场”的情感养成过程.党史记忆的场域经由不断宣传、组织、动员,唤醒、激活了过去的党史文化,并且在历史传统、当下目标与未来展望的叙事体系中被赋予与时代吻合的政治功能.党史记忆情感场域建构,以“政党—国家—民族”进阶链式补充了革命文化的集体记忆,昭示着国民深厚的政治信仰与政治认同,对于国家民族政治共同体建构具有一定意义.     

试论《国家风俗》中媒介文化对集体记忆的建构

在《国家风俗》一书中,伊迪斯·华顿以女主人公,即“新晋媒介文化之星”厄丁·斯普拉格的四次婚姻为主线,生动地描绘了公众对报刊文化,尤其是报刊所描绘的上流社会轶事的追捧。媒介文化操控公众集体记忆的建构,左右大众的行为。该小说真实全面地再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媒介文化浪潮。本文试图聚焦媒介文化影响下公众对厄丁三段不同婚姻的记忆建构,揭示媒介文化全面管理的语言,即既定话语模式,对大众集体记忆建构的操控和影响,旨在警醒现当代的媒介文化受众对身边充斥的舆论消息保有正确的判断、理解和认知。     

记忆研究的新进展

记忆的研究,是从1885年德国心理学家艾宾浩斯开始的。继此,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加入了记忆研究的行列。经过百年来的探索,特别是近20年的研究,已积累了丰富的实验材料,相继出现了各种有关理论。本文将对其进行评介并试图阐述其实践意义。(一)关于“加工层次”学说70年代以来,国外许多人不同意记忆阶段论(指记忆分为瞬时记忆、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三阶段),而提出了记忆“加工层次说”,认为记忆痕迹,是认知系统对刺激物进行各种不同水平分析加工的产物,不存在明确的阶段界限,只是加工层次不同。越是深层加工,记得就越久、越牢。所以编码、复习(多次的识记)就成了这一学说研究的中心课题之一。     

掌握科学记忆方法初探

从语文教学实践,探索出了比较记忆、分散记忆、间隔交替记忆等记忆方法,为提高中学生的记忆能力、发展学生智力、建设智力“仓库”作了大胆实践。     

社会记忆与权力操纵

社会记忆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一个被不断“建构”的概念。它不是被一成不变地保留下来的，而是在现在的语境中被不断重新建构，它是一个选择的结果。权力对于社会记忆研究的影响非常深远。社会记忆通常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相一致，社会记忆在权力的操纵下逐渐修改、完善，探讨社会记忆和权力操纵的关系是有重要意义的。     

“家”与“社会”之间——人情、物质与打工者的社会记忆

在离乡迁徙和参与市场经济过程中,都市打工者寄居于"家"与"社会"这一重组的社会空间之中。在日常关于"家"、"家乡"和"职业生涯"的记忆中,人情以及人际间的物质流动起着重要的媒介作用。与此同时,物质媒介本身引入了新的"记忆"/"遗忘"的可能性。记忆在这一系列通过媒介的交流过程中加强了不确定性,甚至变得难以表述。这一难以表述的不确定性可以促成人际间的人情记忆和认可,同时也激发了对"遗忘"人情的担忧以及对陌生"社会"的道德批评。记忆并非只是根据"现在"的"社会"语境来进行建构,而是将不确定性引入对"现在"和"社会"的理解。     

关于记忆研究中再认指标的述评

再认作为记忆的测量手段,被广泛地运用于记忆研究领域。近几十年来,再认测验技术及再认指标的选择,均有了长足的发展。本文拟对再认指标的发展作一简要的回顾,以期对理论和实践工作有一些帮助。 作为记忆研究的再认测验有许多种,采用得最频繁的是“新旧”再认测验。就一个标准的“新旧”再认测验而言,其程序分两阶段进行:先呈现一系列项目(旧项目)由被试识     

记忆策略研究综述

一、记忆策略的概念 (1)记忆策略概念的来源--策略是一种言语媒介现代的记忆发展研究起始于弗拉威尔、比茨(Beach)和钦斯基(Chinsky)于1966年所发表的论文.在这项研究中,他们引用新行为主义者提出的言语媒介的概念做出推测:年龄较大的儿童能够产生一种言语媒介来指导他们的问题解决行为,而年幼的儿童还不能产生这种言语媒介,所以还不能解决类似的问题.事实上,他们所描述的"干预性的言语媒介"就相当于现在的策略概念.①     

沉重的记忆——记忆理论视野中的托尼·莫里森小说解读

记忆理论的术语在当代文学批评中常常被作为描述性的词汇来借用,但真正对之作一个理论梳理和批评应用的文章却十分鲜见。在记忆理论领域中,着重研究集体记忆理论的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可以算得上是一位开创者。《论集体记忆》(法文原著名为:LesCadresSociauxdeLaMémoire英文译本名为:OnCollectiveMemory)是哈布瓦赫(MauriceHalbwachs)的一部知识社会学著作。“集体记忆”在哈布瓦赫的理论中常常就是“历史记忆”,他认为,历史记忆是社会文化成员通过文字或其他记载来获得的,可以通过公众活动,如庆典、节假日纪念而得以保持新鲜。哈布瓦…     

景观与记忆的交织——云南建水朝阳楼的民族志研究

景观作为一种“可视”之物,在讲述物本身故事的同时,映射整个地域的社会文化史。文章结合人类学对物、景观和记忆的研究,对云南建水朝阳楼进行系统分析,超越原有的都市人类学或者建筑人类学研究的范畴来看城市,认为城市不再是简单地充当一种“区域”“载体”或者是“建筑群”笼罩下的一个异于“乡村社会”的空间,应该是一种具有生命的存在。对城市的研究应该超越已有的范围,延伸到对城市的景观、记忆、日常等问题的讨论。     

记忆、身份认同与文学演示

记忆与身份认同之间的交互关系是当前文学"记忆话语"研究和讨论中不可不提及的问题。文学作为承载和传播历史记忆的核心文字媒介,既是展示个人回忆的场所,又能够在对个人记忆的文学演示过程中形塑个体身份认同。本文试图从记忆与身份认同的交互关系以及文学作为记忆和身份认同的媒介入手,厘清记忆、身份认同及文学演示之间的关系。     

美国媒介记忆研究综述

近20年来,美国人文学者从文化研究视角出发,围绕着"犹太大屠杀"等创伤性历史事件的媒体表征问题提出了多个"媒介记忆"理论,探讨了文学、摄影、电影及其他各类媒介和"记忆"之间的关系。本文旨在介绍三个相关理论("多向度记忆"、"假肢记忆"和"后记忆"),并指出上述理论对于国内开展"南京大屠杀""抗日战争"和"二战时期犹太人流亡上海"等重大苦难历史事件媒介记忆研究的指导意义。     

生成式AI影响下的艺术媒介本体论转向

以Midjourney为代表的生成式AI模型中的“文字转图像”（Text-to-image）技术正在被广泛应用,其崭新的交互方式向大众宣告了生成式AI带领当代艺术步入“艺术大众化”时代。生成式AI技术影响下的艺术传播媒介发生了巨大变迁。艺术媒介已不仅具有“材料”“媒材”“质料”等传统属性,艺术传播的媒介环境从“再现”走向“再生产”;艺术媒介从“聚块”（Agglomerations）的传播模式发展为多元形态,在分散且广泛的“灰色媒介”中,艺术媒介的“物质性”被关注;人机艺术传播中的“媒介在场”和“社会在场”共同建构社会景观,塑造社会现实。     

记忆与数学记忆

所谓记忆,就是“一个人所经历过的事物在头脑中的反映,它是人脑积累经验的表现。”（章志光语）从人的心理活动来看,它是将过去与现在联系起来,指向未来,使人的心理成为一个连续的、发展的整体。有了记忆与表象这个桥梁,感知才得以上升到抽象思维的高度,情感与意志才可能得到充分发展,个性心理才能逐步形成。没有记忆的人类将永远处于愚昧状态,没有记忆这一智慧宝库所提供的各种素材,就不可能产生在此基础上的联想、类比、概括等各种思维,也就不可能有创造力了。所以记忆是“心理发展与智慧发展的奠基石”。就人的实践活动而言,任何一项实践活动均离不开记忆。因为一定的知识经验与熟练知识是从事各种活动的必要条件,而离开了记忆就无法积累与发展知识经验,也无法掌握各方面的技能与技巧。正所谓“前     

社会记忆散论

已有的社会记忆研究成果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关于记忆概念的界定,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分别提出集体记忆、社会记忆、历史记忆等概念,并对其内涵进行界定;二是关于社会如何记忆的探讨;三是针对＂社会记忆什么＂,即社会记忆的选择问题。社会记忆是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的分析工具,掌握学界关于社会记忆的研究动态对开展相关研究和丰富社会记忆理论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