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为城：唐宋时期川渝地区筑城活动与城墙形态考察

由唐至宋,在不同阶段,王朝对川渝地区州县治所城市兴筑、维护城墙的政策和态度历有变化：唐代前、中期,不重视城池修筑,多沿用旧城;唐末五代,开始大规模建造、补葺城池;北宋初至南宋中期,除徽宗时较重视西、南边地城池的修筑外,其余时间均对城墙修补采取消极态度,任其倾颓,直到宁宗以后才有所改观。对城墙的修筑因时、因事、因地甚至因人而存在差异,以＂城墙内的城市＂来概括中国古代治所城市的形态特征并不确切。     

明代宁夏镇城镇的设置与时空分布

宁夏镇直冲套虏,鞑靼不时由宁夏镇侵入内里,为此明廷于此设立宁夏镇进行军事屯田,修筑卫所堡寨以防鞑靼.卫所与堡寨成为清代乃至以后该地区城镇发展的基础.该区的方志对于研究宁夏城镇提供了参考,本文试从现有的几部方志来探讨明代宁夏卫所与堡寨的发展和时空分布,得出,明代卫所与堡寨是后来城镇发展的基础,它们大多设于正统、弘治和嘉靖年间.而空间上由于战争、地理的原因多集中于宁夏平原,沿长城、河流和交通要道一线.     

古代广西的城池研究

广西地处祖国南部边陲,城池建设的历史和成就虽比不上中原,但也有自己的特点。封建统治者为防范、镇压少数民族是筑城的根本原因。多采取官督民建、官府出资、士绅捐助、民间献力的办法筑城。由于广西地瘠民贫,修建城池的条件不充分,导致广西各地城池的规模普遍偏小、简陋。受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影响,城池分布也不平衡,桂北、桂东南地区多,桂西地区少。城池的修建对地方发展亦具有重要意义。     

宋元时期城池修筑中的占卜、祭祀和杵歌

宋元时期,在城池修筑的过程中,占卜和祭祀活动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具体表现为城池地址的选择和城门朝向的确定以及开工前和竣工后对城隍神等神灵的祭祀活动等方面。为了减轻筑城时的劳累,工匠们创造了幽默风趣、活泼生动、简单易唱的杵歌。     

清代改卫归流研究刍论

明代卫所的后世影响没有因其在清朝的裁撤而消失.相反,卫所裁撤以后的改革与调整仍值得关注,因为它关乎清代地方行政制度与政区调整 、 插花地划拨 、 地方赋役制度调整与里甲社会的重新组织等一系列问题.与改土归流相对应,这一过程可谓之"改卫归流",它是清朝政府消弭明代军民二元体制并巩固其既有统治成果的体现.     

明代云南卫所新官考述——以武职选簿为中心

明代云南卫所武职多因“洪武征南”或“洪武填南”入滇,亦有永乐元年(1403)京卫武职调入者,还有宣德、正统、景泰年间调入或定卫之靖难新官之裔。云南各卫约有3名、4名至7名、8名新官,整体数量不多但世袭职级较高,属于卫所中较有权势和地位的群体。与贵州等其他省区相比较,永乐时期几无新官调入云南卫所,应与沐氏与朱棣朝廷的关系及“云南兵”在靖难之役中的创伤等有关。     

明初辽东二十五卫建置考释(续)

金山战役是洪武年间明朝在辽东设置卫所的重要分界线。金山战役前,明设置卫所主要局限于辽南地区。金山战役后。北部强敌纳哈出残余势力被消灭,明朝辽东防御体系向北向     

论明朝在乌蒙山地区的设治

在元朝于乌蒙山地区初步设置政区的基础上,明朝强化了对乌蒙山地区政区的控制。随着明朝建立贵州布政司,以军事控制为主要目的对乌蒙山地区进行三省分治的格局,在明代继续得到强化。     

试析明朝时期滇黔两省彝族由聚居变为散居的原因

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派三将军率兵入滇,次年平定云南,接着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卫所制度,使军屯经济迅速发展,大量汉族人口迁入,导致滇黔彝族聚居区的社会状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大量彝族由坝区迁入山区,逐渐形成散居局面。文章通过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对明朝时期滇黔两省彝族由聚居变为散居的原因作出全面分析。     

论洪武时期滇黔卫所中的北方民族武职群体

从滇黔卫所选簿提供的实际案例来看,不可将洪武年间调入滇黔卫所的职役一概视为"汉族移民",也不能认为他们在主体上是来自北方的少数民族.北方民族为数不少,但不至于形成卫所的主体.其在卫所中的分布,与各卫所设置时的现实态势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不可空泛而言.     

明代军屯与云南社会经济的发展

在我国历史上,明代军屯推行范围最广,制度最完善,作用也最显著,这在云南尤为突出。洪武十五年(1382年),明政府在平定云南的过程中便开始在云南部分地区屯田。至洪武十九年,明太祖又正式“定云南屯田”,形成了“诸卫错布于州县,千屯遍列于原野”的局面。有明一代,云南的卫所从洪武二十三年的十五卫一所,增加到以后的二十卫三御     

论明代洪武时期的北边防御体系

明初,元朝势力北撤塞外草原,史称＂北元＂。北元欲图恢复中原,明朝为加强边防,修筑＂边墙＂（长城）,建立卫所。明朝在与北元保持对峙格局的同时,不断加强北边防御体系建设。洪武二十九年正式设置开平卫指挥使司,将洪武二十年（1387年）以后东、西两面的防御体系正式联结起来,构成一道外围防线,标志着明洪武朝北边防御体系的建成,也成为明与北元的基本疆界。     

明代平越卫职役来源地初探

洪武十五年(1382年),平越千户所改置平越卫.自置卫至成化时的八十多年时间中,陆续有武职调入.考察《平越卫选簿》可知,该卫武官主要由南直隶、北直隶和河南调入,旗军主要来自南直隶和湖广地区,部分来自陕西、四川、山西、福建等省区.讨论卫所职役来源地问题,应留意卫所武职与旗军来源地不一致现象.     

明辽东都司二十五卫建置考辨

有明一代辽东建置屡经变革。洪武初年沿袭元代旧制,设府、州、县,未几即陆续罢府县,而改置卫所,且时有州县与卫所并行。至洪武来年,尽革府州县,以辽东都司及其所辖卫所统治辽东。永乐七年,又别设自在、安乐二州,以安置内迁的女真等少数民族。综明一代,辽东建置基本以辽东都司及其所辖二十五卫、另自在、安乐二州为常制。而辽东都司又总归山东布政使司统辖。其建置基本定型于洪武年间,洪武四年(1371年)二月置辽东卫,为明在辽东置卫之始。同年七月,建定辽都卫,统辽东诸卫军马,洪武八年(1375年)十月改定辽都卫为辽东都司。至是,辽东都司作为辽东的最高军事     

史籍所见明代宁夏地区"土达"之踪迹

朱明王朝建立后,元室北迁,留居内地归附明王朝的蒙古民众众多,散居于全国各地.其中居住在明朝西北边疆卫所中的蒙古遗民,与当地汉族杂居,史料中称之为"土达".明代"土达"主要分布在河州(包括今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全境和青海省东南部黄河以南地区)、西宁地区、宁夏地区等地.     

卫所式微与后卫所时代军屯的归宿——以清水江下游三个千户所为例

与辰州卫有“母子”关系、是明代贵州境内最早置卫所地区、贵州境内实力最强盛的一个卫所,是五开卫在明代贵州卫所史上的特征。卫所式微是指卫所军政权力由在全省居于重要地位而渐变衰落所呈现出的军政退而民政进的社会治理状态,相伴生的重要事件就是屯田制度荒废。五开卫式微大背景与贵州卫所式微相关;屯军社会地位的沦落,屯田肆意被私人侵吞、屯军屯民的民人化转变,从深层处动摇卫所根基,后卫所时代卫所的宿命就是改流。贵州境内卫所改流过程有两个极具意义的事件：五开卫改流首先是新化-亮寨千户所的消失;天柱守御千户所以一个所为主导成功改流为县,是贵州卫所史上的唯一。卫所军屯人员来源地的差异,影响了后卫所时代贵州西部与清水江下游屯堡村社化的不同面貌;而新化千户所消解于新化长官司和亮寨司内,表明屯卫军民身份的变化也是卫所式微并且深度影响贵州东西部卫所屯堡本地村寨化后的不同景观。     

明代洪武时期北部边防的战略规划

明代洪武时期的北部边防一方面全力阻遏北元势力的反扑,巩固其在北疆的统治;另一方面着眼长远,完成奠基定制的目的。明王朝对北部边防进行了一定的战略规划,在军事部署上,在依托山川险隘构建东西呼应的外围防线的同时,重视边防的层次性,设置纵深防御带;在指挥机制上,形成了整体与局部相结合的防御体制;在后勤保障上,通过屯田解除了边军的后顾之忧,并与卫所制相结合形成了边军的自身绵延体制。洪武时期北部边防的战略规划对明代中后期的北部边防产生了深远影响。     

秦汉时期的"潇贺古道" --潇贺古道系列研究之一

"潇贺古道"是秦汉王朝为加强对岭南的军事政治控制和基于大一统的目的而修筑、开通的;由潇水--新道--临水(贺江)构成.秦至唐朝前期,这里是中原进入岭南最重要的水陆交通要道,也是"海陆丝绸之路"的主要通道之一.历朝统治集团,通过密置行政区、修筑城池、派重兵驻守等手段,以确保这一交通线的畅通.它的开辟,对于开发岭南地区和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具有重要地位.     

图览世界

国家文物局支持蜀道申遗 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近日表示支持蜀道沿线城市积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作为保存至今人力修筑的最早的大型交通遗存之一,蜀道承载了长达3000年的西南地区与其他地区经济、文化和文明的交融历程。     

康熙元年至二十五年的卫所裁并

卫所是明朝主要的军事制度,明朝建国之初,在军队编制上,自京师至地方皆立卫所,明中后期卫所开始“民化”.入清以后,清政府逐步对其进行改制和裁并.继顺治之后,康熙一朝继续对其进行大力裁并.作为康熙年间卫所裁并的第一个阶段,康熙元年至二十五年,共裁并卫所一百九十一个.其中,康熙元年、五年、七年和十七年是卫所裁并的高峰.卫所裁并较多的政区是江苏省、云南省、四川省、贵州省、广东省与湖南省,康熙五年福建省与广西省卫所全裁,康熙十年贵州省的五个实土卫所被改置为县.这一时期的卫所裁并为之后大规模地改卫所为府厅州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