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商团:近代商人的独特军事武装

苏州商团是近代中国商人的独特军事武装力量,其枪弹从无到有并不断扩充,一方面得益于清末民初地方官府的支持,另一方面也是商团自身积极努力和商人踊跃捐助的结果。作为一种准军事组织,其机构与     

近代东北商团研究

商团是近代中国商号的社会团体组织之一。近代中国东北商号遍及各省市乡镇,规模宏大,然而,中国东北地区战事频仍、匪徒横行、盗贼猖獗,严重影响中国东北商人对商号的经营,因而各地商会纷纷建立商团,并对商团进行了完善的管理,使商团完成了其历史使命。     

朱英著《近代中国商会、行会及商团新论》出版

华中师范大学朱英教授著<近代中国商会、行会及商团新论>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2008年9月出版.在近代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进程中,商会、行会、商团等商人团体不仅自身发生了值得重视的各种变化,而且在许多方面对近代社会转型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本书作者长期致力于该领域的研究,这部新著是其近年来从事相关研究的最新成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体现了该领域研究的新近前沿发展动态.     

朱英与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史研究

朱英在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史领域中的研究,主要体现之一是商会史,这是他的起步所在,也是其成就的主要体现;二是其他商人社团,包括商团、同业公会及行会研究;三是商人与商民运动;四是近代经济政策等。朱英在实证的基础之上提出了许多颇有创见的新观点,极大地推动了该领域的研究走向深入。     

商业教育的近代缘起

近代商业教育萌生于新学兴起、商业发展的时代背景之下,除大学堂设有商学科、普教系统加开商学课程外,归属于实业教育系统的商业学堂是开展商业教育的主要实体。较之以往的学徒制教育,近代商业学校教育的课程设置更为系统,学理更为深奥,教育目标更注重务实达用。通过对比传统商人和经近代商业教育培养的新式商人的各项素质,可以发见新式商业教育的诸多特点。     

朱英著《近代中国商会、行会及商团新论》出版

华中师范大学朱英教授著《近代中国商会、行会及商团新论》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2008年9月出版。在近代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进程中,商会、行会、商团等商人团体不仅自身发生了值得重视的各种变化,而且在许多方面对近代社会转型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本书作者长期致力于该领域的研究,这部新著是其近年来从事相关研究的最新成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体现了该领域研究的新近前沿发展动态。     

清代初期广州“十三行”鼎盛原因探析

中国清代的三大商团分别为：以经营票号著称的晋商,以操办盐业为主的徽商,还有垄断对外贸易的广州行商。其中广州行商在政府特殊政策支持下,取得了垄断中西贸易的权力。在中西贸易大增的环境下,利用区域性商人的集群优势,依靠开放的经营之道、务实的商业作风,获得巨额利润,广州＂十三行＂因之而走向鼎盛。     

察商道观世变:朱英与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

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领域,朱英具有广泛影响,其研究论著宏丰,主题集中,自成体系.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朱英在早期资产阶级、经济政策、商人文化、商会、商团、商民协会、同业公会、自由职业者群体等诸多领域均有专深研究,受到海内外学界广泛关注.梳理其学术脉络,商道为研究主干,世变为论说土壤,由阶级、团体及至于社会,由商人群体扩散至自由职群,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寻求商人世界的原生态,整体、精细历史观的特征极为明显.朱英的学术道路,在"50后"学人中颇具代表性.     

陈廉伯与广州商团叛乱

一、陈廉伯与广州商团的“质变”广州商团成立于１９１２年初，新生的广东军政府因无力禁赌与缉盗，对商人置械自卫一事持允许态度。岑伯著即“与首创诸人仿照上海商团办法，因地制宜，苦心擘画”，于是年３月正式组建了广州商团，并出任团长。广州商团筹建时是出以“防御内匪，保全生命财产，维持公安”为宗旨对“其他事项，概不干预”①。从广州商团的行业组成、领导集团及其宗旨来看，初期它确是民族商业资产阶级自行组织的武装自卫团体。广州商团成立后，肩负起了协助广东军政府‘维持公安”的责任。商团军平时或在店铺及工厂门前站岗，…     

用“三商”教育观培养电子商务人才

培养具有现代商业头脑、商务技能和商人素质的电子商务人才是高职电子商务专业应努力追求的目标。文章从电子商务的"商性"认知出发,提出了"三商"人才培养观和概念模型,给出了"三商"融合的课程体系,并分析了"三商"人才培养的教育意义。     

独具特色的潮商

在中国商业史上,有一个商业群体与众不同。它和徽商、晋商一样兴起于16世纪,但是,到了近代,徽商逐渐式微,晋商也走向末路,而它却一路辉煌、穿越时空,历经明、清、近代,直到现代仍旧辉煌,历久弥新。它就是潮州商人。 潮商取得成功的原因在于它海洋经济的文化特质与继往开来的文化特性     

中国近代商业教育之萌芽——以19世纪后期上海买办的教育背景为中心进行考察

中国商业的近代化,不仅需要广大商人具有远大的商业视野、先进的商业智能,更需要增强团体凝聚力的商业道德。作为中国近代化的领头羊,上海是近代买办活跃的舞台。在变革的实践中并通过变革的实践,"买办凭借自己的财富和专门知识,成为一种新式商人"。根据中外经济学界的最新认识,有理由认为买办是中国最早具有近代属性的新式商人。19世纪后期产生于上海的商务英语教育和以买办为代表的新式商人在商业革命实践中所受的社会教育,标志着中国近代商业教育的萌芽。     

近代徽商"解体"辨

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近代徽州外出经商的风气更加浓厚,经商人口所占比例很高,形成了庞大的商人网络,并出现了向近代转型的趋势。无论是徽州本土、徵商经营地、徽商本身还是建国后的人民政府,都认为徽州商帮依然存在,因此,近代徽商“解体”、“退出商业舞台”的结论值得商榷。     

从“隐逸”到“入世”——以上海徐园为中心的考察(1883—1919)

1883—1919年间,在近代都市化的快速推进和民主革命日益高涨的过程中,在江南买办商人和文人的推动下,上海徐园经历了从"私家园林"—"公共雅集园"—"商业娱乐园"—"大众准公园"的变迁。这一过程中,上海的买办商人和文人对自身的身份认同也分别经历着从"雅士"到"雅商"再到"绅商"、从"雅士"到"政治文人"的转型,同时,疏离政治的"隐逸"的江南文化传统也在都市空间中逐渐让位于热心社会和政治的"入世"倾向。这一历史现象与近代江南买办商人和文人的身份认同以及江南传统文化在都市空间中的现代转型之间的关联是值得重视和研究的。     

近代徽商“解体”辨

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近代徽州外出经商的风气更加浓厚,经商人口所占比例很高,形成了庞大的商人网络,并出现了向近代转型的趋势。无论是徽州本土、徵商经营地、徽商本身还是建国后的人民政府,都认为徽州商帮依然存在,因此,近代徽商“解体”、“退出商业舞台”的结论值得商榷。     

北宋商人的社会地位及其历史作用浅析

综观中国封建社会,就封建统治者对待商人的政策,总的来说是抑商、贱商。但到了北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经济的活跃,商业有了极大的发展,统治者对待商人和商业的政策也随之发生了改变,这就导致商人的社会地位在北宋有了很大提升。商人在社会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对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买办与中国近代商业教育

根据中外经济学界的最新认识,有理由认为买办是中国最早具有近代属性的新式商人。19世纪后期产生的商务英语教育和以买办为代表的新式商人在商业实践中所受的社会教育,标志着近代商业教育进入萌芽时期。20世纪初,近代商业学校教育是以商业社会教育为主要形式、以买办等新式商人商务英语教育为重要内容、以商业实践为主要课堂。中国商业近代化,急切催生和呼唤专业化的商业学校教育的诞生。     

中世纪晚期英国商人阶层兴起的表现与缘由

中世纪晚期,欧洲商人群体集聚英国,从事商业贸易活动,使英国成为欧洲贸易体系的重要一环。在国内外因素的共同推动下,英国商人阶层得以兴起,其兴起表现为对外贸易额不断增长,与外国商人形成明显的竞争态势。而商栈商人公司和商人冒险家公司两大本土贸易组织的成立,更加有力地推动了英国商人对本国对外贸易份额与特权的争取,以及对海外市场的参与。英国商人阶层兴起的过程反映了中世纪晚期英国对外贸易主体的显著变化,是近代早期英国商人进行海外商业扩张的前奏。     

从杭州商会的公益善举看社会的变迁——兼与在杭徽商会馆比较

杭州商会通过捐资行善、办校办报、组建商团以及投资市政等方式,积极从事公益事业。它与在杭徽商会馆相比,杭州商会的公益善举形成与慈善机构日渐剥离、慈善活动不分畛域等特点,这些特点反映了时代的变化,折射出国家商业政策、商人自我认识的变迁。     

近代商业学校教育初探

中国古代商业教育采取学徒制形式。到了近代,由于学徒制度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商业学校教育兴起。本考察了商业学校教育兴起的原因,回顾其兴起与发展的历程,介绍其学制、课程、教材、师资、管理以及学生来源与出路,兼论新式商业学校出身的商人与传统经验型商的差异,并对近代商业学校教育进行了客观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