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晚清女子历史教科书

在中国传统社会,针对女子教育的读物最常见的是“女四书”,即《女诫》、《内训》、《女论语》、《女范捷录》,宣扬“三从四德”的封建礼教,在我国延续了几千年之久。到了近代,女子教育问题引起世人的广泛关注,宋恕、康有为、梁启超、经元善、康同薇等维新派人士曾为之奔走呐喊。20世纪初,中国人自办的女学堂数量从1903年的6所增加到1908年的512所,女学生人数也从1903年40名左右增加到1908年20557名。根据清政府颁布的《女子小学堂章程》、《女子师范学堂章程》规定,女子高等小学堂要求开设“中国历史”,“其要旨在使知中国历代重要事实,兼养…     

清末女学教育的特点

中国近代以前,受“女子无才便是德”封建“妇德”观束缚,不曾有过专门的女子学校教育。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伴随着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展开,女子教育作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被提上了日程。在改良派和革命派推动下,中国近代民办、官办女学如雨后春笋,遍及全国各地。同时,“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式女学教育思想也贯穿于近代女子教育的始终。戊戌维新时期,改良派看到外国教会在中国创办女学堂,教育中国妇女,受到很大刺激。“西人在我通商之地,分割之境,皆设学校教堂,以教我女子。我有民焉,而俟教于人,彼所以示辱我也,无志甚焉…     

近代中国音乐的创造性转化——礼乐文明视野下的学堂乐歌

清末民初，学堂乐歌随着维新思想、民主革命思想而传播，与中国社会封建体制向近代民主主义体制的转折相连，它作为一种新型音乐文化产物出现，在新文化发展背景下的学堂中广泛传播。学堂乐歌作为近代音乐文化转型的代表，其诞生与发展是被儒家思想传承和影响的，学堂乐歌推动了中国近现代音乐文化发展，在乐歌的歌曲内容、表达形式和社会功能等方面，实现了传统音乐的创造性转化。     

张之洞与中国近代教育

张之洞是中国近代社会急剧变化过程中的重要人物，他一生中成就最大、所用精力和时间最多的两项事业就是办企业和办教育，且几乎是同时开始、齐头并进。张之洞是近代著名的教育家，他对中国近代教育事业所做的贡献不仅表现为办学堂多、类型广、范围大，更重要的是他在废除...     

清末民初的女子学堂

清末民初，我国出现了女子学堂，为女子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女学生们在学堂里接受新知，增长见识，研习学问，在德、智、体、音乐、美术等方面都受到了训练，一些人还接受了医学、法律等方面的职业训练。女子学堂促使女子走出闺阁，走向社会，弥补了中国传统教育的不足，...     

歌声漂洋过海来

<正>近代以来,外国少儿歌曲在中国大规模的流行有两次,一次是20世纪初外国儿歌曲调大量进入国内,以此时兴起的学堂乐歌为代表。学堂乐歌,指清末民初我国新式学校所开设的音乐课和课本中所教唱的歌曲。另一次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大量外国少儿歌曲涌入国门。这两次外国少儿歌曲的流行都对音乐创作、少儿心理、社会文化思潮产生了重要影响。学堂乐歌是中国近代新音乐的开端。它产生之时,正是内忧外患之际,梁启超说:"盖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受当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社会文化思     

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进展、存在问题与展望

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作为一种学术潮流的兴起是以1986年国家“七五”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四个近代新兴城市的研究开展为起点。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虽然起步晚,但发展较怏,十余年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民国时期的重庆钱庄业

重庆的钱庄银号，历史悠久，在近代金融业占有重要地位。四川第一家钱庄即产生于重庆。本对重庆钱庄的历史、经营方式、特点、作用及兴衰原因作了探讨．     

传统私塾的历史变迁

私塾是私家学塾的简称，古代很少把“私”和“塾”两个字直接连起来使用。私塾成为一个社会常用词汇是近代以后的事情，以示与官立或公立新式学堂的区别。古人称私塾为学塾、教馆、书房、书屋、乡塾、家塾，等等，这些字眼都带有几分文雅气或亲情味。私塾学生既有儿童，也有成年人。按照施教程度，人们把私塾分成蒙馆和经馆两类。蒙馆的学生由儿童组成，重在识字；经馆的学生以成年人为主，大多忙于举业。根据私塾的设置情况，清末学部把私塾分为义塾、族塾、家塾和自设馆。义塾带有免费教育的性质，以出身清贫家庭的子弟作为施教对象。族塾依靠族产支撑，属于宗族内部办学。     

竺可桢论传统文化之价值与革新

竺可桢（1890-1974）,字藕舫,浙江上虞人,我国著名的科学家和教育家、地理学家和气象学家,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他幼年时期接受私塾教育．中学时期就读于上海澄衷学堂、复旦公学、唐山路矿学堂等接受新式教育,并在1910年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公费留学生,赴美国伊利诺斯大学学习农学．后来转人哈佛大学地学系专攻气象学,由此奠定了一生的研究方向。     

审美与人的解放:孔子的审美人生境界观

孔子的《论语》是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文化的精髓，在这部经典文献中，他对个体人格和人生境界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孔子看来，人生可分为四种境界：凡俗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审美境界。孔子认为人生的最高境界是审美的境界，即“乐”的境界。在《论语》中，“仁”、“德”、“诚”“礼”、“乐”是孔子特别强调的，它们共同奠定了中国“礼乐文化”的基础。孔子对“礼乐文化”重要性的强调开启了中国文化重视“仁爱”教育、道德教育和审美教育的传统，也开启了中国文化政治与伦理结合的传统。它对中国传统的“道德至上主义”和近代的“审美救世主义”潮流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以《论语》为核心的传统儒家文化是关于真、善、美的文化，更是关系到人的自由解放的文化。     

辛亥革命前夕四川女学的兴办及影响

百日维新运动以后,随着西学东渐和西力东侵的加速化,中国出现了风云际会的变迁时局.妇女问题被推到时代前沿,爆发了“废缠足、兴女学”的运动,出现了女学创办热潮.在四川地区,外国传教士开办的教会学校、开明士绅与留学归国人员兴办的女学以及留学教育,促进了女性觉醒与解放,同时极大地推动了四川近代教育的发展,而近代教育的发展了又推动了四川辛亥保路运动的爆发.     

中国近代城市与文化研究述评

中国近代城市与文化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兴起到本世纪初,在短短的十余年间,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学术界在这个领域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令人瞩目。据张利民编辑的《近代中国城市史论著索引》统计,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出版的关于单体城市研究的专著、资料集、论文集等共计518部。张仲礼主编的《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以城市的现代化转型历程为主线,透视城市内部各方面的发展状况,总结城市转型的特点,揭示城市转型的规律,富有创新性。隗瀛涛主编的《近代重庆城市史》,运用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对古代重庆城市的形成和发展,近代重庆城市商业中心、…     

城市史研究的新里程——评《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1840-1949年）

《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是第一部系统研究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互动关系的作，2004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这一课题作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研究项目，四川大学“十五”“211”工程子项目，通过何一民教授和其他学人的共同努力，几经寒暑，数易其稿，历经出版波折，终于呈现在读眼前。     

试论近代外国驻华军队与“治外法权”

在近代历史上，资本主义列强为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曾大量派遣军队驻屯中国的领土(领海)。虽然按一般国际惯例和国际公法准则，外国军队经所在国允许可以进驻他国并享有“治外法权”，但近代来华的外国驻军，无论其有无条约“依据”，都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侵犯，根本不应享有国际公法上的治外法权。这些外国军队进驻中国，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加深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化进程。     

英语里的中华丝文化

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绝对包含了有代表性的“汉英文字”的互相接纳与融溶。本文试图探索英语英文是如何融纳了东方的“丝文化”；又是如何演绎成近代英语中的许多词汇的。笔者拟用中华古典文化规律来剖析近代与“丝”有关的英语、英文。一、丝—→ＳＩＬＫ的衍生与定型古...     

五四时期中国学术思想的变异

关于学术，思想界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看法。蔡元培先生说：“学是学理，术是应用。”(《蔡元培教育文选》第136页)而曹聚仁、蔡尚思、张岱年则认为国学就是中国学术，中国传统学术在近代分为哲学、经学、文学、史学、政治学、军事学、自然科学及宗教、艺术等。     

制度变革下的师生关系——以清末四川新学为例

清末是四川近代教育体制逐渐建立的关键时期,也是传统师生关系向近代师生关系过渡的初始阶段。通过对清末四川新学师生关系的考察,我们发现,这一时期在新式学堂里的师生关系呈现了一些新的趋势,如师生平等思想的传播、学生群体意识的觉醒等,有助于在新教育体制里构建新型的师生关系。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不好的苗头,如学生过分关注自我、摒弃"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等,对后来师生关系也产生了一些不利的影响。     

道学文化与企业管理──学者与企业家对话录

道学文化与企业管理──学者与企业家对话录隗瀛涛，薛永新隗瀛涛四川联合大学（四川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长、四川省历史学会理事长。主要著作有《四川保路运动史》、《四川近代史稿》、《重庆开埠史》、《近代重庆城市史》等。薛永新成都恩威集团...     

维特根斯坦：知行合一的大哲

知行合一是古代思想家普遍的人格特征，他们的所思来自于所行，所行表现了所思，故称之为圣贤。墨子“非攻”、“死不旋踵”为各国之间的和平而奔走。狄欧根尼“犬儒”，住在木桶里，要求亚历山大大帝“不要挡住我的阳光”。老子、庄子和孔子；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释迦牟尼等等均如是。不过，从近代以来，尤其是有了职业哲学家，思想可以作为谋生的手段，知与行就逐渐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