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引的宣传运动（《应用索引学》一书节录）

1923年1月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指出“不曾整理的材料，没有条理，不容易检寻，最能销磨学者有用的精神才力，最是阻碍学术的进步。若想学问进步增加速度，我们须想出法子来解放学者的精力，使他们的精神力用在最经济的方面”。他认为“这一类‘索引’式的整理，乃是系统的整理的最低而不可少的一步”。并主张“把一切大部的书或不容易检查的书，一概编成索引，使人人能用古书”。胡适这段话虽是针对国学讲的，但他却相当深刻地道破了索引的作用，在当时是一次对索引很有影响的宣传。     

慧眼识珠启宝藏大师谈心遗佳酿——写于《胡适王重民书信集》问世前

回顾了胡适和王重民两位先生对北京大学和国学研究的贡献，及二位在工作和学术上的交往，认为台北胡适纪念馆即将出版的《胡适王重民书信集》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可启发年轻人重视传统经典文献的学习。     

索引与知识发现

古籍是中国历史文化遗产最为重要的物质载体，面对蕴藏于浩如烟海的古籍之中的文化思想，究竟应该如何解读，如何履践，不免令人有“一部十七史，不知从何说起”的感觉。胡适之先生认为传统的经史研究存在范围太狭窄，注重功力而忽略理解，缺乏参考比较的材料等积弊，故以清代三百年间第一流人才的心思精力，都用在经学的范围内，却只取得了一点点的成果，关键是缺少对古籍的系统整理，又不注重学术成果的积累，两千四百多卷的《清经解》，大多是一堆流水烂帐，没有条理，没有系统，人人从“粤若稽古”、“关关睢鸠”说起，怪不得学者看了要望洋兴叹了。针对清儒治学方法的缺陷，胡适之先生着重提出，必须系统地整理古籍，包括索引式、结帐式和专史式的整理。此后，学界编纂了多种引得、通检、索引、年表等检索工具，部分完成了索引式整理的目标，拜前辈学者之赐，我们享受了检索知识的诸多便利。回顾国立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的历史，不难发现编制索引、目录等检索工具始终是一项重要工作内容，很多传世之作，     

叶德辉的阅读活动及阅读思想

叶德辉是晚清民国时期我国著名的学者,其阅读活动及思想主张既有传统国学学者的共性,又有其个性.在早年的阅读中,叶德辉超越于举业之外,注重儒学原典、清儒经学著述、近人文集等的阅读;成年之后,叶德辉超越于藏书家之外,藏而能读,为读而藏,构建起自己的知识世界;晚年为传承经学,总结经书阅读方法,提供经书求书目录,引导后学趋于经学之正途.这些阅读活动与思想为叶德辉的学术成就奠定了基础.     

走近大师——《汤用彤全集》评介

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在《国故新知——汤用彤先生诞辰百周年纪念文集》的序中说：“中国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叶学术发展有一个大转变。俞曲园能熔铸今古，但是章太炎在熔铸今古之外，又能会通中西。……太炎先生以后，几位国学大师，比如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陈垣、胡适等，都是既能熔铸今古，又能会通中西的。……我认为，汤用彤(锡予)先生就属于这一些国学大师之列，这实际上是国内外学者之公言，决非我一个人之私言。”季先生这段话提醒我们，对于像汤用彤先生这样一位国学大师，我们有必要做深入、系统的研究。然而长期以来，没有…     

以七期断国学之代殊——谈钱基博的国学分类思想

汉儒讲学,最谨守师法家法;先师传授下来的学问,弟子一个字不敢改易。而清儒却不主张墨守。不惟弟子对于先生,时时加以纠正;就是汉唐的旧注旧疏,也要驳难;甚至经文,也有勇气去改。这种精神,实在是宋儒一种＂求是＂的精神。不过宋儒虽然想要＂求是＂,然而没有考据的工夫,不免武断。到了清儒,就实事求是,把宋儒求是的精神,运用于汉儒考据的方法之中。国学文选类纂钱基博编撰,傅宏星点校,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吴宓与甘肃

吴宓(1894-1978)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筹建者。他在《研究院章程》中规定,研究院“以研究高深学术、造就专门人才为宗旨”,设国学科,其内容为中国语言、历史、文学、哲学等,培养以著述为毕生事业者和国学教师。他被校长曹云祥任为研究院主任,协助校长物色礼聘著名学者、宏博精深的教授任教,因之就有了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和陈寅恪四大导师。这个研究院培养了一大批国学家,其中也有甘肃的冯国瑞、司秋沄。吴宓还同甘肃的一些留美学生有过往来,对之奖掖有加。何以吴宓对甘肃这样情有独种呢?这是因为,陕甘自古一家人,更重要的是吴宓的嗣父吴建…     

梅光迪与胡适的文言白话之争

提起梅光迪,知道他的人并不多,但提起胡适、吴宓、陈寅恪、汤用彤等,大家则非常熟悉,而事实上,这些人都是梅光迪的同学或朋友,他们处在同一个时代,都是有名的国学大师、学派代表人物. 1909年,梅光笛在胡绍庭的介绍下认识了胡适,当时他们都只有19岁,血气方刚,胸怀大志.两人一见如故,相交甚欢,常有书信往来,要么探讨一些复兴古学、孔教、文学革命的话题,要么相互鼓励,共同进步,不知不觉,他们成了十分要好的朋友.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在学术上的分歧越来越大,以至于后来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旷日持久的战争——“文言与白话”.     

政治与人情

杨金荣《角色与命运》主要写胡适晚年的一些经历。书中使用了一些新材料,特别是比较多的英文材料,在国内研究胡适的著作里,这很难得。     

领导干部要学习国学

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中央党校哲学部王杰教授主编的《领导干部国学大讲堂》一书,汇编了海内外国学名家与文化贤达有关以国学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彩演讲文字。就全书的思想学术性而言,举凡国学的基本理论、学术概念、价值地位、具体内涵以及研究方法,皆有名师宿儒的精辟分析、扼要揭示,谓之指点迷津,启益人智并不为过;就全书的表述艺术性而     

书的旧事与启示

是先有编辑还是先有书,恐怕是一个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说不清楚的问题。这不去说。编辑和书倒是天生有必然的关联,不仅仅是因为工作,不仅仅是要制作书、从如下旧事里我们或许可以觅得一些启示的。 书目之争 1923年初,胡适曾给青年开过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初有190种书目,曾引起轩然大波。后精简为39种。而在此前的1920年后,开风气之先的胡适也曾拟有一个大致类似的书目叫做《中学国故丛书目录》。不过影响并不太大。 梁启超就很不以为然,也应《清华周刊》之约拟了一个书目(26种),并写了《评胡适之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和《治国学杂话》两文,其中指出:“胡君这个书目我是不赞成的,因为它文不对题。”又说:“一张书目名字叫做《国学最低限度书目》,里头有什么《三侠五义》、《九命奇冤》,却没有《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岂非笑话?”“若说不读《三侠五义》、《九命奇冤》便够不上国学最低限度,不瞒胡君说,区区小子,便是没有读过这两部书的人。我虽自知学问浅陋,但说我连国学最低限度都没有,我却不服。” 章太炎1924年在《华国月刊》上也开列了一个《中学国文书目录》计39种,自然他侧重的国学是以经学为主的。     

钱穆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钱穆著,商务印书馆,1937年;中华书局,1986年近人研究清代学术较早者,首推章太炎。章氏的《清儒》篇,可谓是近代总结清代学术史的开山之作。稍后的刘师培著《南北考证学不同论》、《近儒学术统系论》、《清儒得失论》、《近代汉学变迁论》,对清代学术作了富有价值的总结。继章、刘之后对清代学术     

鲜明的学术创新风貌——评《自然国学丛书》

作为我国第一套关于自然国学的学术研究著作,《自然国学丛书》现已出版两辑共16种,开辟了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新方向,改变了历史上传统国学研究只有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内容,而没有自然观和科学技术方面研究内容的局面。这样的担当同时也决定了该丛书的灵魂与最大特色是学术上的创新,唯有学术创新,才能从新的角度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使传统文化获得新的生命力。     

从北大国学门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对现代高校学术机构体制与功能的一项考察

在近年学术界颇为趋热的二十世纪学术史回顾与研究中,有关现代高校人文学术研究机构、尤其是北大国学门和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讨论,始终是人们比较关注的焦点之一。这一方面固然与两校在现代教育史上的特殊地位有关,在近年学术界颇为趋热的二十世纪学术史回顾与研究中,有关现代高校人文学术研究机构、尤其是北大国学门和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讨论,始终是人们比较关注的焦点之一。这一方面固然与两校在现代教育史上的特殊地位有关,但更主要的,显然是因其在中国现代学术制度创建过程中确起有某种开风气、示规模的作用     

领导干部要学习国学

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中央党校哲学部王杰教授主编的《领导干部国学大讲堂》一书,汇编了海内外国学名家与文化贤达有关以国学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彩演讲文字.就全书的思想学术性而言,举凡国学的基本理论、学术概念、价值地位、具体内涵以及研究方法,皆有名师宿儒的精辟分析、扼要揭示,谓之指点迷津,启益人智并不为过;就全书的表述艺术性而言,则是基本上做到了历史与文学的融合,科学与艺术的统一,即厚实的学术功底、深刻的哲学思辨和饱满的文学素养这三者的有机统一,融汇一体.     

胡适的读书剪报

胡适说自己一生有三大喜好 ,即“读书、写作、交友”。晚年胡适在同别人谈起做学问 ,尤其是做国学类学问的方法时说过 :“每一部大书都摸过 ,以后知道要什么材料 ,才知道向什么地方找。先要把自己这一行的各种类书、字典、辞典收购起来 ,成了一个小小的图书馆 ,这是要紧的工作。像历代帝王的年代 ,汉武帝、武则天都有许多年号 ,从前都是硬记的。历代帝王的年号 ,我可以记得百分之九十五六 ,哪一年号在哪一个世纪也要记住 ,我花了多少的时间 !”欧阳修有“马上、枕上、厕上”的三上功夫 ,胡适不少文字 ,很多也是在轮船上、火车上、旅馆中做出…     

既具史实 且蕴诗心——读《胡适杂忆》

学术圈里的恩恩怨怨是很有些情场意味的,研究者之于被研究对象,每每因情有独钟而流于论多独断以至于独尊。唐德刚教授是深受胡适器重的“最好的好后学”,他自己也素以胡适研究专家自居,由他来为胡先生     

胡适与书评

胡适(1891—1962)是中国的著名学者。他博览群书,学通古今,在治学中对各种图书不断研究评说,是一位十分出色的书评家。 胡适从清末开始,到1962年去世止,几十年间都连续不断评书。他最早的书评是16岁(1907年)时写的《胡近仁(奈何天居士吟草)序》。胡近仁是他的同乡,当时处境比较艰难,却比较达观。他写了一部抒怀的诗词集请胡适作序,胡适欣然命笔,对他的诗词集和为人做了很高的评价。胡适在清末(1908年)连续写了三篇颇有价值的书评。一     

胡适之与《明实录》

1962年2月24日,胡适主持台湾中央研究院第五次院士会议,选出任之恭、梅贻琦等七名新院士。下午5时,在欢迎新院士的酒会上,胡适兴致勃勃,又讲了十来分钟的话,在说完“请大家再喝点酒,再吃点点心吧,谢谢大家”几句话后,突然往后一仰,倒在地上,从此就再也没有起来,一代学人就这样邃归道山。谁能想到,就在他辞世前夕——2月23日晚10时许,胡适在其台北福州街寓所用毛笔写了“明实录”三个字,据黄彰健先生（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著名明史专家）推测,这大概是胡适生前就毛笔所写的最后的字了。胡先生学识渊博,著作等身,于哲学、史学、文学、宗教、文化等方面取得的成就皆为世人所瞩目,他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他虽非研究明史之专家,对《明实录》亦有研究,而对《明实录》的校勘整理出版,更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钱钟书的通学方法

【主持人语】1920年7月19日,胡适在北大新学年开学典礼上演讲,对北大因新文化运动而名声在外却实在拿不出多少学术方面的货色而感到担心。他说:"我以为我们现在哪里有什么文化,我们北京大学,不是人称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吗?……我们大学里四百多个教职员,三千来个学生,共同办一个月刊,两年之久,只出了五本……《大学丛书》出了两年,到现在也只出了五大本。后来我们想,著书的人没有,勉强找几个翻译人,总该还有。所以我们上半年,弄了一个《世界丛书》,不想五个月的经验结果,各处寄来的稿子虽有一百多种,至今却只有一种真值得出版。像这样学术界大破产的现象,还有什么颜面讲文化运动。"胡适或许没有去考虑,文化是不能够通过"运动"的方式来建设的,而北大一开始就区分新文化和旧文化,已偏离学术的正轨。五年后,一直低调内敛的清华开办了国学研究院,请来几位对运动不感兴趣且不分新旧中西有用无用之学的学者("清华四导师"),边研究,边传道授业,倒奇特地实现了北大的蔡校长当初曾期望于北大的"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的办学理念。本期两篇文章,第一篇有关钱钟书的治学方法,虽于清华岁月着墨不多,亦可见当日清华之风貌。第二篇则有关北大处于新文化运动颠峰之时的一段很少为人所知的往事,亦可见北大当年之新旧之战。程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