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5 年前的澳门与入华耶稣会士

葡萄牙人占据澳门以后, 西方传教士也蜂拥而至, 澳门遂成了他们在中国内地传教的桥头堡, 也是后方基地。至1605 年中国传教团独立于澳门传教区, 脱离澳门会院管辖而直属副省区为止, 澳门一直是远东传教的中心, 是入华耶稣会士在华传教的大后方和根据地。本文主要探讨1605 年前入华耶稣会士同澳门一衣带水的关系。     

法国入华耶稣会士宋君荣研究史概述

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宋君荣于1722至1759年间在华,在中国上古史、天文史、天文观测等领域均卓有建树.本文旨在对国内外宋君荣研究史进行初步勾勒,通过梳理可见,近二百年来,学界对宋氏材料的整理渐趋丰富,对宋氏多领域学术成就的评介也渐趋深入.     

画像的逻辑:明清之际耶稣会士来华传教与宗教画之关系浅析

明清之际,许多耶稣会士携带宗教画来到中国进行传教.面对栩栩如生的画像,尽管中国人并不了解画像背后的宗教意义,但仍因画像本身的高超技艺而表现出赞叹和惊奇.传教士借机在解释画像含义的同时进行传教尝试.不仅如此,他们还对画像进行改变,以适应中国的传统文化,进一步为使中国人接纳宗教画,信仰基督教而服务.     

明清之际在华耶稣会士地理学汉文西书的天主教化倾向

耶稣会士在明清之际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下编译了不少地理学汉文西书,对中国地理学的近代化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在编译过程中始终不忘其传教士的本色,将这些西书不同程度地赋予天主教化色彩,以使目标读者,即居于中国社会上层的知识分子,通过西学的“自然真理”迈向宗教神学的“启示真理”。     

17世纪西方耶稣会士传教客家原乡汀赣札记

17世纪,艾儒略、刘迪我、聂仲迁等耶稣会士,先后在客家原乡闽西(汀州)、赣南(赣州)开堂布教,使之发展成为西方耶稣会在中国内地传布天主教的重要基地之一,从而为今日客家原乡社会和文化变迁研究提供了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视角。     

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与儒家经典的译介

儒家学说是中华民族的思想瑰宝,也是全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明清之际,天主教来华耶稣会士为在中国顺利传教而附会儒学,开始把儒家经典译介到到西方,为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本文以四书、五经为基本研究本体,将先秦儒家经典的译介时间界定为学习化用和研究三个阶段,探讨儒经译介的文化适应背景,分别梳理四书和五经的译介历程,分析儒经译介对当时西方社会变革的影响,力图重现这段重要的东学西传翻译史。     

明清之际耶稣会士与西方大学讲义的译介

在明清之际“西学东渐”浪潮的推动下,来华耶稣会士译介了大量的西方大学自然科学和哲学讲义,其译著包括《几何原本》、《同文算指》、《浑盖通宪图说》、《灵言蠡勺》、《寰有诠》、《修身西学》、《名理探》等。耶稣会士通过译介西方大学讲义导入了西方大学的课程体系以及科学的方法论,并开创了晚清第二次“西学东渐”的先河。     

明清在华耶稣会士面向西方描述的江西

初步梳理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在江西的活动线索，具体论述利玛案，曾德昭，殷弘绪等人如何向西方介绍江西，不仅将其看作明清时期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的重要内容之一。而且更着意说明江西并非耶稣会士来华最重要的目的地，而是由于江西当时尚处于南北交通要道之中，因而获得一种“便道”交通的机会，从而首次被介绍给西方世界。这一研究可以为透视1840年以后逐渐失去“便道”交流机缘的江西历史进程，提供一个参照物。     

互识与沟通:耶稣会士与中西文化交流——写在《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文译本出版之际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是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书简集的内容显示17、18世纪中西双方都积极关注对方,但中西之间的沟通不是逐步递进的,而是一个断断续续的漫长过程。书简集中译本的出版必将推进中国学人对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     

互识与沟通:耶稣会士与中西文化交流——写在《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文译本出版之际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是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书简集的内容显示17、18世纪中西双方都积极关注对方,但中西之间的沟通不是逐步递进的,而是一个断断续续的漫长过程.书简集中译本的出版必将推进中国学人对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     

明清之际入华传教士与中国印刷业

明清之际入华天主教传教士向欧洲介绍了中国的印刷术,认为中国的雕版印刷不逊于欧洲的活字印刷。传教士曾引进过拉丁文铅活字印刷和铜雕版印刷,但对中国印刷业没有产生实质性影响。他们利用中国现有的印刷网络出版教会书籍,在这一过程中劝化了一些工匠信教,为教会出书提供了方便。     

略论晚明时期耶稣会对华传教政策的变迁

耶稣会士在晚明中西文化交流中扮演着"桥梁"和"媒介"的作用.他们在沟通中西文化的对话和深层次的交流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这一成就的取得与耶稣会制订的"文化适应"政策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晚明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实践充分证明了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进行平等对话与交流是完全可能的,但同时也凸显出两种异质文化对抗的强度和完全融合的难度.     

法国耶稣会士在中国的科技活动

本文论述法国耶稣会士在17、18世纪中国科技发展史上的主要活动与历史作用。     

明末耶稣会士与西洋火炮流入中国

在明末清初的西物东渐史上,西洋火炮是一件重要的物品。那时,明廷政要中信仰天主教者如徐光启、李之藻等,面对满清(后金)屡屡攻掠的威胁,怀着匡时济世的苦心,竭力主张使用火炮抵御满清的入侵。同时,西方来华的耶稣会士们也出于宣     

来华耶稣会士明兴礼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论文基于对原始资料的收集,以明兴礼为个案,较为深入地探讨了来华传教士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作为来华传教士研究中国文学的杰出代表,明兴礼不但对中国现代文学有整体性的研究,也对现代作家特别是巴金有专门的研究。前者主要体现为专著《中国当代文学的顶峰》,后者主要体现为专著《巴金的生活和著作》。这些研究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和专业水准,在一定程度上也丰富了汉学研究的成果。     

明末耶稣会士西学东译活动的评析

<正>明末,以入华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c Ricci)与中国士大夫徐光启合作译述《几何原本》为肇始,掀起我国历史上自晋唐佛籍翻译以来的第二次翻译高潮。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将其称之为学界该"大笔特书"的"明末大公案",是"中国学术史上中外"智识线"的第二次接触。正是这段科技翻译的历史,对明末清初乃至以     

明清之际《圣经》人物形象入华研究评介

近年来,随着明清天主教史资料的积累以及研究程度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开始以明清之际《圣经》人物形象入华作为新的研究视阈,通过集中探讨入华的"上帝"、"玛利亚"、"耶稣"等形象在汉语语境下的历史际遇,揭示出现象背后所蕴含的中西两种异质文化的本质差异,有利于我们更加清楚地审视和探明明清之际以传教为媒介的中西文化之间的文化接触与碰撞、文化变迁与共融的实质,并对当前汉语界有关基督教本土化问题的讨论提供借鉴。     

"学术传教"与"以教引实"--从中西天道观看晚明基督教入华

自然意义的天道是恒常而不可变更的，社会意义的天道则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神性意义的天道则具有永恒性、主宰性。道德形上学意义的天道观虽有其变化的一面，但其核心始终是“仁义礼智，天道在人”的观念。从西方思想文化来看，与中国文化中的天道观相对应的是其神论。大体上说来，西方神论的历史演变是从古希腊的多元神论开始，经过理性思辨的上帝观的洗礼，并与希伯来惟信传统的上帝观相结合，终而形成了基督教的上帝观。中西天道观的相通之处使基督教得以在中国传播，并为部分晚明学人所接受，而二者之间的差异则决定了基督教东传的种种曲折与反复，决定了基督教传教士与晚明学人之间的差异。前者旨在“学术传教”，而后者则重在“以教引实”。     

“学术传教”与“以教引实”——从中西天道观看晚明基督教入华

自然意义的天道是恒常而不可变更的,社会意义的天道则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神性意义的天道则具有永恒性、主宰性。道德形上学意义的天道观虽有其变化的一面,但其核心始终是"仁义礼智,天道在人"的观念。从西方思想文化来看,与中国文化中的天道观相对应的是其神论。大体上说来,西方神论的历史演变是从古希腊的多元神论开始,经过理性思辨的上帝观的洗礼,并与希伯来惟信传统的上帝观相结合,终而形成了基督教的上帝观。中西天道观的相通之处使基督教得以在中国传播,并为部分晚明学人所接受,而二者之间的差异则决定了基督教东传的种种曲折与反复,决定了基督教传教士与晚明学人之间的差异。前者旨在"学术传教",而后者则重在"以教引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