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东郡的建置与山西南部文学的兴盛

河东郡自汉高祖三年（前204）始置,迄唐太宗贞观元年（627）终被废,前后长达831年。在这八百余年中,河东郡时置时废,归属不一,时而归属冀州,时而归属司州,时而归属泰州,情形极为复杂。然而在河东郡的建置期间,河东儒学复兴,产生过影响一时的哲学家,也出现过著名的儒学著作。裴氏、薛氏、柳氏家族文学的创作,促使了山西南部文学的兴盛。     

论理学家杨时的文学创作成就

宋代理学家杨时“虽不以文章见重”,但其文学创作颇有特色。主要表现在：作文善用典型化手法塑造人物形象,作诗追慕陶渊明,学习李杜,几得其神。题材多样,风格独特,理趣、逸趣兼备。炼字琢句,善用叠词,描写生动。     

论辽代耶律倍家族的汉语文学创作

辽代学习汉语的契丹人很多,形成了中国早期的双语学习现象。其中,耶律倍皇室家族不仅熟练地运用汉语进行交流和翻译,而且创作了出大量的汉语文学作品。耶律倍家族的汉语创作可大致分为辽初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其中以中期的汉语文学创作为最盛,集中表现为诗文的结集和家族女性文学的创作。     

午梦堂作家群的文学成就

晚明时期在吴江地区形成了“午梦堂”作家群,这个作家群以叶绍袁、沈宜修夫妇和其四女七子为核心,囊括了叶、沈两大家族近20人。其特点表现为:以血缘纽带为核心,一代乃至数代的家学传承为特色;无论是叶绍袁本人,以叶燮为代表的子辈,还是沈宜修母女都体现了极高的文学才华,尤以女性文学成就突出。     

海外游子文学创作与中国文学传统——以新加坡游子文学创作为例

新加坡游子文学创作体现出海外游子文学与中国文学传统的密切关系。在不同的时期,游子文学的创作受到经济、社会、文化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呈现出不同色彩,其早期的创作全面继承了中国文学传统,转型期中国文学传统渐渐式微,但海外游子文学创作始终没有与中国文学传统决绝。     

家族文学研究的分层与守界原则

家族文学研究成为学术热点的同时,也出现了结论大而无当     

观世音信仰与唐代文学创作

观世音信仰在中土形成始于东晋,在特殊社会条件下迅速传播,并渐次成为民众信仰的主流。进入唐代,随着佛教的进一步发展,观世音信仰的内涵亦发生变化。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这一中国独特的文化现象,成为影响文学内容和艺术表现的动因之一。本文以唐代小说、诗文等为对象,全面、系统地分析了观世音信仰内涵的变化、在社会上的表现及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当代回族文学创作与宗教

自古以来,文学便与宗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宗教在少数民族社会生活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并早已渗透到各少数民族社会生活之中。纵观当代回族文学创作历程,关于宗教题材与宗教人物的描写,经过了一个不同的演进变化过程。本文即论述了当代回族文学创作与宗教的关系。     

元结的文学创作与民族情结

唐代著名文学家元结是唐代古文运动和新乐府运动的先驱,在文学史上留下了重要业绩,而这些成就的获得都与他体内流淌的拓跋族热血密不可分。从元结家世和个人经历及作品所显现出来的文学观念可以看出,他的文学观的形成和定型,民族情结起到重要的作用。     

文学教育与文学创作对文学认识引发的思考

文学教育强调文学的人文性，文学创作却总想否认文学的人文性，造成这种认识分歧的原因是：文学教育是权威性、非功利性的，文学创作是个性自由化的、功利性的。其实，它们之间不应对立。文学教育与文学创作都是以语言为手段，都要对社会负责，文学教育为文学创作培养作者，文学创作为文学教育提供教育资源。文学创作可以反思文学教育，但不能背叛文学教育。     

永嘉乱后河东薛氏南迁江左考述

永嘉丧乱之初,河东薛氏凭河自固,自保不迁。直到刘裕平关中后,河东薛氏部众开始分散播迁,总体而言,河东薛氏南迁江左共有三次,前两次在刘裕失长安时,一支主动避难南迁,一支以俘虏被裹挟南下。第三次即北魏太武帝年间薛安都反叛逃奔刘宋,史书关于薛安都南迁时间和事件记载不一,应以《魏书》为确。三个南迁房支中一支较早北归,另两支以薛安都为代表,在刘宋时期凭借军功成为孝武帝勋旧,为＂义嘉之乱＂核心人物,威震南境。义嘉之乱被平,薛安都举州降魏,薛氏大部北归,齐梁之世虽仍有薛氏成员活动,但已十分寂寥,梁代以后河东薛氏在南境几无踪迹可寻。     

论《文心雕龙》对初唐文学的影响

《文心雕龙》对初唐文学文化的建设曾产生重要影响,这突出地反映了初唐时期的文人对文学的理论认识日渐深化,其中包括初唐时期出现的在“原道、征圣、宗经”认识影响下的溯源文学观、以崇尚学识为核心的文学学术化倾向以及“通变”观和“文质论”二重性对于初唐时期的南北文风融合所起到的理论推动作用。这些受到《文心雕龙》深刻影响所形成的重要认识无不促使初唐的文学创作朝着成熟健康的方向发展,也从根本上决定了初唐的文学文化在中古时代由魏晋六朝向盛唐气象转变中所起的积极作用。     

论新时期文化思潮与文学创作

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与流变,与文化思潮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80年代的文化呈现出精英色彩。文学创作以域外文化为模本,在模仿借鉴中解构传统;以探索创新为目的,在求新求变中超越世俗;以形式的实验为主,在走向世界中追求个性。90年代大众文化具有很大覆盖面。文学创作关注普通百姓的庸常生态,忽视时代英雄业绩的描写;关注当下日常的琐碎生活,忽视史诗性的宏大叙事;关注语言的生活化世俗化,忽视典雅诗性语言的运用。     

浅析《薛仁贵》杂剧元本和明本的不同

元杂剧作家张国宾的《薛仁贵》有元刊与明刻两种版本,在人物设置、曲文、宾白三方面各有异同。     

关于初唐文学思想的几个问题

在中国中古文学思想发展史上,初唐阶段具有某种承前启后的意义。这是因为初唐文学思想对六朝绮靡文风并非只是简单的批判,而是一种在总结前人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基础上的辩证否定。对于魏晋以来的文学思想来说,初唐可以算是一个阶段的结束;而对于整个唐代文学思想,它又可以比之为一个短暂的前奏,一个后来文学思想据以出发的起点。所谓初唐史家、诗家理论主张与其创作实践的矛盾,其实正是这种处在新旧变化之间的文学观念的反映。     

隋唐河东柳氏及其源流

柳姓源于姬姓和展姓，柳下惠为其近祖，秦统一六国时徙居河东。在南朝经柳元景、柳世隆两代人苦心经营，由武入文成功转型，继而崛起成为世家望族。历隋朝唐初继续发展，具有独特的家学特色，不仅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柳爽、柳浑、柳璨均官至宰相，而且在文化方面涌现出了柳冲、柳芳、柳宗元、柳公权等对当时及后世均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虽然家族经历武则天立后政治风波，柳爽一族遭受重挫，但是从整体的发展上，整个唐代河东柳氏依靠其家学相承依旧家道不堕。     

私学与官学之间：汉至唐春秋谷梁学的反向互动

汉至唐，春秋谷梁学经历了从私学——官学——私学——官学这一周期性演替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西汉官学兴盛，东汉官学则不振，魏晋南北朝私学繁盛，至唐虽借重科举占有官学席位，但此时官学皆因学风的转捩而被抛出正常的学术轨道，千年之间形成两个波峰和三个低谷的学术曲线。西汉官学之盛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私学之盛有内在的区别，官学盛表现为政治地位的拔高，私学盛表现为民间学注疏学的高涨，这一切源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内在张力而形成的反向互动。因此，汉至唐代春秋谷梁学总的情形是官学与私学反向互动，形成了官学与私学之间的盛衰演替。     

姚铉与《唐文粹》

《唐文粹》是姚铉编撰的一部唐代文学总集,其目的是呼应宋初文学的复古思潮,为当时的学子提供一个简便、全面的唐代诗文精华范本。从这个意义上说,姚铉也是宋代诗文革新的推动者。《唐文粹》的宗旨是崇经尊儒,注意文学的教化作用,但也有开通的释、道观。它收集的唐代诗文风格多样,因而能真实的反映唐代诗文的嬗变过程。本文对《唐文粹》的编辑体例、文学思想和对后世的影响进行了梳理,以期引起大家对《唐文粹》的重视。     

唐代陵令考述

唐代陵令亦称陵署令或陵台令,其品秩依陵寝地位高低,从五品至从八品下不等。陵令不仅要率属官及陵户守卫山陵,而且负责陵寝的日常供奉与进献。陵令的隶属,在唐代中期从太常寺转移到宗正寺。陵令具有中央与地方官双重性质,因此行政中经常需要与县令通力合作,并且经常为县令所兼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