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中期的政治形势与权力斗争——以富民陈以忠的仕宦经历为视角

元代中期，富民群体通过“入粟补官”、封君保举等方式积极入仕。瑞州路富民陈以忠以保证银课数量、减轻百姓负担为诺，被太后授予从五品蒙山银场提举之职。到任后，他组织重修正德书院，结交地方儒士群体，通过吴澄等人的书院营建记对其求官经历进行粉饰；在炼银办课的过程中，他却横征暴敛，残害百姓。随着英宗对太后等贵族特权进行制约，陈以忠开始受到监察官员的弹劾，最终获罪罢官。陈以忠平步青云的背后是以答己太后为代表的蒙古位下（投下）贵族势力的膨胀，他颇具传奇色彩的仕宦经历为观察元代中期皇帝与太后、汉法派与蒙古保守势力之间的权力斗争提供了新的视角。     

元代地方学官

元代地方学官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任职于各级地方行政职能部门,专司儒学管理的行政官员,包括大都及各行省的儒学提举、副提举等;二是在路、府、州县官学中主持教学日常事务学官,《元典章》称之为“教官”,《庙学典礼》亦迳称为“学官”。本文主要讨论后一类学官。 一、学官的设置、定额与职责 元代地方路、府、州、县官学中设置的学官,有教授、学正、学录、教谕。“凡师儒之命于朝廷者,曰教授。”教授是地方官学中最高一级的学官,路、府、上中州官学都以教授为     

略论宋代“路州县”三级行政体制

作者认为宋代的地方行政机构设置为路、州、县三级,不同意两级说和“中枢、路、州县”的三级说。路是宋代地方行政的最高级,转运使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三司并立”是路级行政机构的组织形式,具有行政组织性质,不同意“三司长吏都是‘监察官’和‘使臣,的性质”的观点。     

宋代矿冶业的财政管理——以韶州为例的分析

宋代国家投入大量的坑冶本钱用于保障地方坑冶业的运作,不过,此一款项却经常出现不足的情况。究其原因有二,一为坑冶本钱缺乏统一的管理机构,转运司、常平司以及提点坑冶铸钱司之间在管理职能上重叠;其次,在具体的实行上,又不得不依托于地方州军,由于缺乏制度保障,使得坑冶本钱经常为地方官府挪用、官吏侵吞、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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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地方官学体系的发展概况

元代的学校分为官学和私学两种。官学中,有中央官学,即国子学;还有地方的路、府、州、县学校,即地方官学,因学设孔子庙,故又被称之为“庙学”。本文所讨论的地方官学,主要指元代地方政府在路、府、州、县等各级政区设立的、以儒学为教学内容的传统官学。元代地方官学体系的发展概况,大致可以分为世祖以前,世祖、成宗时期,武宗至顺帝时期三个阶段。兹分述如下。     

日本天理图书馆藏一件黑水城元代文书考

日本天理图书馆藏有我国黑水城文献若干件,其中有一件元代亦集乃路总管府的“取状”。由此件发现,元代在亦集乃路设有“官羊户计”,此户计并不见于其他地区。元代的取状并非登记所有取状人的户籍,除户主外,其他人员往往仅需登记其“户计”即可,取状中登记取状人的户籍应与财产的罚没相关。另外还发现,元代曾设置过塔塔元帅府,此件文书是目前所知有关该元帅府的唯一记载,塔塔元帅府可能与蒙古元帅府有关。     

元代同名路、府、州、县考——兼考《元史》所载有误路、府、州、县

元代，在同一阶段内，有相同名称的路、州、县，而且分属不同行省。史书也不写明它是何省，觉得有必要加以区别。笔又发现另一特殊现象，往往把是“府”，是“州”的机构混写在“路”的行列中，而又把本是“路”一级构机“降”在“州”的队伍中，加以考证的。     

西夏遗民初到保定时间考

依据最近首次全文公布的《河西老索神道碑铭》,结合史籍中的相关记载,考定西夏遗民初到保定的时间,既不是在元代顺天路设置之后,亦非在张柔开始重建保州前后,当在元太宗灭金之战后和元代顺天路设置前,即元太宗六年（1234年）至十一年（1239年）之间,极有可能就在元太宗八年（1236年）。     

元代安西王府及路、州建置与职官

公元1227年,夏四月,成吉思汗“拔德顺等州,五月,避暑六盘山”。之后,宪宗蒙哥和世祖忽必烈也曾先后驻跸于此。及至元九年(1272),忽必烈就封皇子忙哥剌为安西王,冬居长安,夏住开城。长安设安西府,六盘山设开城府,以镇守秦蜀,并于这一时期在开城设置了路、州、县等行政机构,“号为上路”。在这期间,开城设置过一整套行政机构和军事建置,但因元《开城志》散佚,也未发现另有专门著述开城历史的史料。本文依据相关史料就元代开城路、开城州、开城县及安西王府的重要官员作一研究,为进一步研究元代的开城提供方便。     

元明之际凤阳府政区演变及其原因

元明之际,凤阳府政区的演变大致经历了濠州、濠州府、临淮府、中立府到凤阳府的这样一个过程,其幅员也从吴元年(1367年)的2州4县增长到洪武七年(1374年)的12州24县,此时的凤阳府的辖区几乎涵盖当今整个皖北地区。究其原因,无非是政治、军事、经济和自然因素四个方面,其中政治和军事因素又占据着主要地位。     

唐朝文学作品中的袁晁起义

唐朝安史之乱尚未完全平息之际爆发于台州的袁晁起义，正史记载尚有不够翔实之处。唐朝笔记小说以及有关诗文中对袁晁起义的记载或描写，于无意中保留了历史的真实瞬间，为研究袁晁起义提供了可资比较的参证材料，可以补充正史记载中的不足与缺陷。袁晁起义在宝应元年(762年)，其主力覆灭时间在广德元年(763年)，但其余部尚存在于此后近十年，袁晁起义给台州和浙东带来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宋元棉花东进的技术社会形成理论研究

棉花在中国历史悠久,棉纺织品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公元2世纪左右,棉花已经被引入我国新疆、云南、广东等边远地区,但是直到宋元之际它才开始向内地传播,它的许多优良纺织特性才得到人们的认可。兴起于西方的技术的社会形成理论内涵丰富,可以用来呈现宋代人口增长和元代统治者大力推广棉花对宋元之际棉花种植技术和纺纱技术的研究。希望可以推进对问题的进一步认识,提供一种分析的新思路。此外,宋元之际的主要棉花种植技术和纺纱技术的研究及实践对当今棉花、农业技术和农村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仍具借鉴意义。     

元世祖朝东宁路刍议

元世祖朝东宁路的立废是元朝与高丽特殊政治关系的产物,同时又与高丽政局的变动、元朝对高丽统治策略的转变等密切相关。隶属于元朝的东宁路最初统辖着六十故城的领地。东宁路主要由归附元朝的高丽人进行统治,元朝则派达鲁花赤进行监临控制。倚元立国的高丽王不愿在东宁路的归属问题上与元朝产生冲突,而只是竭力维持现有的国家利益。     

《平周檄》浅析

1366年,朱元璋发布《平周檄》,讨伐张士诚。在檄文中,朱元璋斥责张士诚不忠于元、诈降、不贡钱粮等。而事实上,张士诚第一次降元是运用策略的一种表现,其真实目的为反元。第二次降元复反,则是他逆历史潮流,妄图割据称雄的狡诈之举。十年少贡钱粮,客观上使吴地百姓得到了实惠。与整个元朝和明初的高压重赋相比较,在张士诚统治期间,苏州人民的赋税相对来说有较大程度的减轻。     

虚文与实务之间——元代解由考论

“解由”是中国古代官员任满时开写的证明文书,主要记载官员的个人履历和在任功过,最早见于唐代。在元代,官员任满时必须开具解由并申报吏部,吏部通过考核解由对其进行迁转。鉴于解由的重要性,元代从制度层面对解由的出给、申报及考核进行了严格的规范。但在实际施行中,解由往往流于虚文,迁转也沦为年劳考校。以解由为依托的迁转制度无法起到选贤退不肖的作用,对元代吏治产生了不利影响。     

高丽忠烈王如元与元丽关系

元至元十一年,高丽忠烈王娶元世祖之女,同元朝正式建立了联姻关系。忠烈王在位期间曾同蒙古公主、世子以及所携带的高丽官员频繁如元。忠烈王的如元活动,不仅提高了其自身的地位,为高丽自身发展赢得了空间,同时也改善了双方关系,推动了双方文化交流与融合。     

说“娃”

主要考察"娃"词义演变的轨迹:"娃"最早为方言词语,本义为美丽,且特指女子貌美。唐以前用例较少,唐代至元代数量增多,但仅出现于诗词、戏曲当中,应用的范围较窄。唐代,"娃"开始了低龄化的倾向,和"小孩"产生了一定联系,虽然开始仅表女性,但是到了元代,"娃"在北方口语当中可表示"小孩",且不论性别。明清之后,表女子的"娃"逐渐消失,而表小孩的"娃"逐渐由北方方言扩展开来,渗透到多个方言区,且词义也有了进一步的引申。     

略论元代的矿冶制度

元代各种矿藏的开采和冶炼最初均由政府控制,官府拥有大量的矿冶户计,采用劳役制生产方式,对矿产品实行禁榷制度,企图独享其利。但在现实情况冲击下,宋金时代曾普遍实行的课额制和抽分制得到不同程度的恢复,矿冶业逐渐向民间开放,最终出现官私矿冶并存的局面。     

《元朝秘史》写作过程考略

《元朝秘史》的写作历时旷久，绝非一次性所完成。佐证有二。基一，《元朝秘史》采用编年体例，但在叙事模式方面却存在与此相悖的三大问题，即补充叙述、叙事主体的人称变化、叙事次序颠倒等；其二，《元史》世祖本纪、文宗本纪颇有延访太祖事迹付史馆、续写《蒙古脱卜赤颜》的记载。参互元人所撰碑版文字，又足以表明现存《秘史》远非这一皇家秘籍的全部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