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证据为何难以排除——以新《刑事诉讼法》为视角

新刑事诉讼法在吸收《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内容的基础上,结合《非法证据排除规定》施行两年来存在的问题,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做了规定,使得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更趋于完善。但是有些规定仍然过于原则,同时仍有一些体制方面和观念层面的阻碍。仍有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适用的基本情况作出介绍,指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落实难的原因,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运行指明出路。     

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本土化构建

文章在介绍国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司法实践和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立法现状的基础上,分析了当前我国全面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现实障碍,并提出了符合我国国情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论我国刑事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

本文阐述了我国刑事非法言词证据排除的概况,指出了目前存在的问题。从中国传统法律思想文化、体制、政治、经济等方面分析了形成当今现状的原因,论述了完善我国刑事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的必要性,最后提出了我国刑事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构想。     

对我国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性思考

目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已成为世界各国通行的刑事诉讼的采证规则之一,但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我国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立法上并没有明确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确立也面临重重困难。但是,根据国际刑事司法发展的趋势,以及现代法治的渴求,在我国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势在必行的事。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和完善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是维护我国司法权威,体现我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根治司法实践中超期羁押、刑讯逼供等问题的必要手段.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明确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于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实行严格裁量排除,建立相应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配套制度体系,这有利于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     

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

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学术界已形成共识。言词证据与实物证据在获取方式、途径、证明的内容、表现形式及证据自身稳定性等方面不同,我国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宜根据非法言词证据、实物证据以及以非法言词证据、实物证据为线索获得的派生证据的不同特性确立不同的排除规则。     

浅析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分析我国学界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不同看法以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法治建设中的积极意义、现状与不足,认为必须有限制地在刑诉法中正式确立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确立非法搜查、扣押实物证据排除规则;确立秘密侦查监听排除规则。     

论我国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建

随着法治观念的渗透,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立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实际状况,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保障人权的价值出发,分析了在我国建立非法证据规则需要正视的问题,进而探讨了在我国建立完善的非法证据规则应当确保的措施。     

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当下刑事立法、司法及理论界关注的焦点.如何确立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关系到实体真实与程序正当、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如何协调等重大问题.笔者试就我国构建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若干问题加以探讨,以期有利于我国刑事证据立法的制定与完善.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要论

在我国近几年的证据立法讨论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至今没有得到具体落实。究其原因，恐怕还在于人们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认识有误，以及随之带来的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后果的恐惧。要在中国确立和实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首先应当排除影响这一制度确立的非理性因素。既然刑事诉讼的程序正义是一种不完善的程序正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所要求的排除非法获得的证据就是一个文明的法治社会为支持程序正义理想所要付出的代价。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已经是势所必然，是我国刑事诉讼走向法治化和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关于刑事起诉证据标准的探讨

随着检察官办案制度的改革，制定刑事起诉证据标准显得十分的必要。从研究国内外证据制度出发，指出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起诉证据标准规定的不足之处，提出了刑事起诉证据的两个原则标准和具体操作标准。     

日本“唯一证据方法”对我国证据裁定的启示

"唯一证据方法"仅存在于大陆法系国家的民事诉讼中,它是在日本判例中产生并逐步发展完善的理论,至今仍属于判例法范畴。从证据法原理上看,"唯一证据方法"是当事人的证据申请和法院的证据裁定之间的一种调适。作为证据采纳规则之一,其亦有例外之情形。日本"唯一证据方法"对于我国的证据裁定存在积极的借鉴意义。     

非法证据概念辨析及其排除范围界定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非法证据是狭义上的非法证据,即通过违法手段获得的证据。这种非法证据大多都具有关联性,也可能具有客观性。但无论非法证据是否具有客观性和关联性都应当予以排除,既不能作为最终裁决的依据,也不能作为各个诉讼程序节点的依据。非法证据的排除范围从证据存在形态上和表现形式上,可以归纳为非法言词证据和非法实物证据。言词证据一旦被认定为非法证据就应在各个诉讼环节予以排除。非法实物证据排除的对象应作广义理解,不仅仅包括书证、物证,其他如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被界定为非法证据的也应排除。实物证据分为合法证据、瑕疵证据和非法证据。其中瑕疵证据有两个走向,能够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的转化为可用证据,否则转化为应当排除的非法证据。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路径探析

在我国,非法证据仅仅限于言词证据。就刑事诉讼而言,非法证据并非完全没有实用价值,它往往对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具有重大意义。域外的司法实践中,对哪些证据进行排除以及怎样排除是比较复杂的并且充满争论的。在中国的特殊语境中,要建构符合国情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我们认为收集程序不合法的证据不能作为控诉被告人以及对被告人定罪量刑的主要证据;在非法证据规则排除的模式问题上,应当采用原则加例外的做法。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否及于私人

根据2010年《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3条,辩方取得的相关证据在法庭审理当中也应当参照排除规则进行相关调查。然而此条在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相关条文中并未涉及,这就使得我们不得不去思考,究竟辩方,即被告人、辩护人以私人取证方式不法获取的证据是否受该排除规则的规制以及如何规制,进而延伸到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大量私人调查取证的现象。     

从医疗纠纷看民事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

2002年4月1日起实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医疗纠纷的举证责任作了新的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医疗纠纷举证责任是医方举证责任的复位，是举证责任的合理分配，是对我国民事举证制度的补充。但要真正完善民事举证制度，需要彻底解决民事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问题。     

对医学教育证据的需要:作为熟悉、指导和支撑医学教育研究机会的最佳证据医学教育的发展

本文介绍了最佳证据医学教育（BEME）的起源,对日益增加的责任的需求和测量的需要,当前的进展,BEME和证据在医学教育研究界的作用,未来需要以及怎样将它们同BEME整合起来.     

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

民事诉讼中证据已经由对证据能力几无限制转变为在何种情况下以及何种范围内会发生证据能力欠缺的问题。在民事诉讼的规范目的内,通过实体利益与程序利益的衡量,兼顾违法取证行为的影响,可以得出关于非法证据的一般规则。在三种情形下,即证据的取得违反宪法基本权利、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所得证据原则上应予以排除。在这三种情形之外,对于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应由法官在个案中综合考量,通过利益权衡决定。     

美国消费者的举证责任评析

从表象看 ,美国消费者分担的举证责任同一般民事诉讼中的原告相比 ,并未得到特别的照顾 ,但美国有关法律制度对消费者的举证责任作出了实质上更加公平、合理的分派 ,并且有效地降低了消费者的举证成本 ,很好地解决了消费者在寻求司法救济中所面临的举证困难和经济困难 ,给予了消费者切实的司法保护     

当事人陈述探微

当事人陈述具有两种涵义，其一为当事人基于诉讼主体地位向法院所作的陈述，其二为当事人基于证据方法之地位向法院所作的陈述。前者为意的表示，性质上属于观念通知，后者为知的表示，性质上属于事实行为。由于两种当事人陈述涵义、功能及性质有别，故应适用不同的制度予以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