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能完成的杰作——谈郑观应的新闻法思想

对于郑观应,大家应该都不陌生,最为耳熟能详的便是其《盛世危言》。其实,无论在中国新闻传播思想史还是在法制思想史上,郑观应都注定了不能被忽视,特别是近年来成为学者研究的热点之一,较早的是黄瑚教授把郑观应的新闻法思想列为我国近代新闻法制实践当中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而张育仁先生则将郑观应和他的《盛世危言》称为中国近代史上的奇人与奇书,并认为他开始关注公民的民权思想以及具有西方民权主义的自由观念。,充分反映出郑观应一定的历史地位。立足当前,重新审视郑观应的新闻法思想,无疑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郑观应的新闻思想

郑观应(1842-1922),是中国近代有影响的工商业民族资本家。他是从买办队伍中分化出来的,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儒商。他一生写的著作较多,但影响最大的是《盛世危言》,当时人评价为“皆时务切要之言”(《盛世危言·彭序》),“纵论中外情势,商榷古今利弊,旁搜远绍,网罗无遗,有当世贤豪欲言而不知所以言,循谨巽柔之辈知言而不敢尽其所以言者”(盛世危言·郑序)。就是说,他在《盛世危言》中切合时务的言论,讲出了别人讲不出或者想讲而不敢讲的话。《盛世危言》中有两篇新闻学专论,1894年《危言》五卷本初刊,其中有一篇《日报》,1895年增订时,又增…     

郑观应:近代中国第一个提出制定新闻法的人

马光仁编《上海新闻史(一八五○——一九四 九)》认为,“在我国新闻史上,最早提起‘报 律’的是康有为”;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传播 史》、黄瑚著《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史论》也说, 1898年8月9日康有为上书《恭谢天恩条陈办报 事宜折》时附带了一个请定中国报律片,这“在 中国首次提出了报律的制定问题。”如果仅仅从 字面来看,上述观点没有什么不妥之处,康有为 的确是我国新闻史上最早提出“报律”二字的 人。但如果我们把“报律”与“新闻法”等同视 之,会发现近代中国第一个提出制订新闻法的 人不是康有为,而是郑观应。本文通过考察三个 版本的《盛世危言》:1894年的五卷本、1895年 的十四卷本和1900年的八卷本,认为郑观应在 五卷本《盛世危言》中便提出了新闻立法问题, 增修八卷本时又明确提出制订报律。因此,郑观 应提倡制订新闻法的时间至少比康有为早4年。     

上海:延续129年的世博梦

1893年出版的<盛世危言>提出:"欲筹赛会之区,必自上海始".所以,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都认为:"第一次提出了在上海举办世博会主张"的人,是<盛世危言>的作者郑观应.     

有关郑观应及《盛世危言》史料一则

郑观应 (184 2— 192 2年 )广东香山县 (今中山市 )人 ,是中国近代史上起过重要作用和影响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其著述颇丰 ,尤以 1893年编定的《盛世危言》为其代表作。该书集中地反映了郑观应向西方学习、救国富强、追赶世界强国的进步思想和主张。现从馆藏军机处档案中选录有关史料一则 ,予以刊发 ,供研究参考。——编选者　吕　坚     

《盛世危言》述略

《盛世危言》是郑观应撰写的一部倡导自强求富、变革图强的重要著作,是晚清一部震撼朝野的巨著。该书不仅引起皇帝的重视,社会上层人士对此反映也很大,康有为、光绪帝、孙中山、毛泽东等都从这部变法大典中获得教益和启迪。其影响之深远,在中国近代史上可谓罕见。     

百年前的中国博览会——1910年南洋劝业会

自1851年英国举办第一届世博会,中国商界以个人身份携带产品参展起,对博览会所具贸易互通、创意展示、技术交流及其广告效应就有了深刻的认识。早在1894年,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就提出“设博览会以励百工”。然而,封建王朝民不主政,言之无用。1905年底时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的端方出访欧美后,对博览会的作用有了一定认识,于1908年12月18日向朝廷奏请在江宁（南京）举办“南洋第一次劝业会”。     

抑恶扬善警世箴言--读《陕西杂文精选》

说来凑巧，从《西安晚报》上读了陈仓先生《盛世需要危言》一文不久，便从一文友那里得到一本《陕西杂文精选》(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精选》)。陈先生的文章，说的是作者自己对～杂文作家荣获全国大奖的感慨。他将当今中国称为“盛世”，将杂文喻为“危言”，纵论了”盛世”与“危言”二者互为作用、相得益彰的关系。待读完《精选》之后，     

《盛世危言》述略

<盛世危言>是郑观应撰写的一部倡导自强求富、变革图强的重要著作,是晚清一部震撼朝野的巨著.该书不仅引起皇帝的重视,社会上层人士对此反映也很大,康有为、光绪帝、孙中山、毛泽东等都从这部变法大典中获得教益和启迪.其影响之深远,在中国近代史上可谓罕见.     

用科学和理性的眼光审视国情——评《生存与发展》

大约百年以前,著名思想家郑观应写了一部《盛世危言》,其成为传世之作的主要原因,是在国情问题上能够讲实话、讲真话、讲新话。郑氏在书中说:“中国当此危极之时,而求安图治,上下皆知非自强不可,而自强非变法不可。”当时人评价此书“为时务切要之言”。近百年后的今天,又有不少议论国情的著述摆到读者面前。这些争相问世的书,其中既夹杂着东拼西凑、粗制滥造之作,也不乏有理有据、精辟透彻的力作。《生存与发展》一书,即属后一种。     

知识与趣味

这30种图书是: 根源篇11种:《尚书》、《周易》、《诗经》、孙武:《孙子兵法》、老聃:《老子》附《庄子》、孔子:《春秋》附左丘明《左传》、孔子:《论语》附孟轲《孟子》、《孝经》、韩非:《韩非子》、《礼记》、《黄帝内经》。创变篇9种:司马迁:《史记》、王充:《论衡》、《太平经》、慧能:《坛经》、唐诗人:《唐诗三百首》、司马光:《资治通鉴》、朱熹《四书集注》、黄宗羲:《明夷待访录》、曹雪芹:《红楼梦》。维新篇10种:魏源:《海国图志》、康有为:《新学伪经考》、郑观应:《盛世危言》、严复:《天演论》、孙中山:《建国方略》、胡适:     

试析文档一体化的理论基础

关于文档一体化管理的研究早在 2 0世纪 80年代就已经兴起 ,并迅速形成热潮。但研究所涉及的层面大多为对文件和档案如何进行一体化管理 ,即探索文档一体化管理的模式 ,而很少从理论层次研究这一问题。因此 ,本文想从文件与档案的关系这一角度探析文档一体化的理论基础。一、文件与档案(一 )关于文件从文件的词源来看 ,据现有文字记载 ,“文件”一词最早出现于晚清时期。郑观应《盛世危言·考试上》有“文件自理 ,枪炮自发” ,此处的“文件”是指公文、信件等。从那以后 ,文件一词便被人们经常使用 ,而且 ,从一开始的“行政公文”之意逐渐延…     

中国比较图书馆学最早研究说刍议

回顾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中国比较图书馆学术史,分析了这一时期中国比较图书馆学研究的主要特点,指出中国比较图书馆学研究最早始于1894年郑观应的《藏书》,它比美国相关的研究论文早了61年。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展比较图书馆学研究的主要国家之一。     

关于三个图书馆学术史问题的商榷

质疑《图书馆学基础》一书中的三个中国图书馆学术史问题,重新认定谢荫昌是第一个将"图书馆学"一词引入中国的人;中国比较图书馆学研究始于1894年郑观应的《藏书》;早在1921年杨昭悊提出了图书馆要素说。并一一论证了自己的观点。     

中国近代官报起源于《澳门新闻纸》之考辨

本文依据“中国近代官报是在中国进入近代社会环境中,由‘官方人员’用‘官方资源’创办并为‘官方利益服务’的新闻媒介”的观点,认为林则徐奉旨到广州禁烟时期主持编译的《澳门新闻纸》具有中国近代官报的主要属性;通过梳理《澳门新闻纸》启迪后人译报活动并在后世中国近代官报留下不同“印记”的发展历程,提出了“中国近代官报起源于《澳门新闻纸》”的基本观点。《澳门新闻纸》编译工作在广州完成,内容围绕“广州禁烟”主题,抄送对象主要是与广东事务相关的朝廷官员,因此具有了近代地方官报的某些特点,因而《澳门新闻纸》也可说是中国近代地方官报“起源”的标志。     

近现代中国出版史大事编年(三)

1880年■郑观应撰《易言》出版。该书凡36篇,有《论商务》、《论开矿》、《论鸦片》、《论裹足》等,论述了中国除弊兴利的变法之道,主张中国开矿,兴办各种机器工业,批评妇女裹足等陋习;并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中国封建君主专制,主张中国仿行西方君主立宪制,是当时中国宣传变法的代表作之一。■朱克敬编《边事汇钞》刊行。该书为研究中国古代军事和外交关系的重要史料。     

浅析郑观应新闻思想

在众多中国近代史与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中,郑观应被作为中国近代早期改良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如果转换一个视角,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郑观应名副其实地是一个从事近代实业开拓、经营、管理的实业界先驱;在中国启蒙运动发展中,郑观应又名副其实地是一位最先全面触及启蒙思潮各项基本问题的启蒙运动前驱。在新闻思想方面,郑观应的先驱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他对日报功能、新闻法制与新闻职业道德的认识,在中国近现代新闻思想史中都有一定的启蒙意义。本文就其新闻思想的上述三个方面进行浅议,论证郑观应新闻思想方面的启蒙作用和明显区别于他人的独特历史地位。     

《楚辞》的命名与辞体的发展

《楚辞》并非屈原作品本来的名称,而是汉代人对屈原、宋玉等人作品的称呼。汉人以"辞"命名屈原、宋玉等人作品,主要原因在于"楚辞"继承了先秦时期辞体形式的包容性、内涵的广泛性和盛世危言的情感表达特点。较之先秦辞体,《楚辞》在文体表现形式、情感内涵和影响力等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准,代表着辞体发展的高峰阶段。     

吴海民——盛世危言惊四座

2005年11月,京华时报社社长吴海民在<中国报业>杂志宣布,他此前做出的"都市报的冬天提前来到"的判断,已经"被几个月来的事实所印证".这位频频高调亮相的传媒人物进而发出盛世危言,认定中国传统报业已经进入一个历史性的"拐点".     

中国电视的"盛世危言"

从这一期开始 ,本刊开设“传媒观察”栏目 ,意在通过对当下传媒业的潮流、动态、格局等变化的观察 ,发表对于中国电视发展有特色有见地的观点。刘春先生的《中国电视的“盛世危言”》一文以敏锐的眼光洞察着当下中国电视的生存环境与自身格局 ;以犀利的笔法 ,描摹着当下中国电视的潮起潮落与状态景观。名之为“盛世危言” ,绝非危言耸听 ,其动机和出发点实出于一个在中国电视界从业有年并肩负责任的专业人士 ,对于中国电视发展进步的期待与祝愿。良药苦口 ,信言未必美听 ,我们并非完全赞同刘先生的言论 ,但对于这样的用心和表述则表示欣赏 ,也希望读者朋友们从中获得启示。汪文斌与李幸二位先生 ,一位来自媒体 ,一位来自高校 ,用对话方式呈现给我们一幅幅电视经济节目变革的生动映像 ,用情趣盎然的话语给我们讲述了一个个节目变革背后的故事 ,用清醒理智的思考给我们传达了一个个关于中国电视传播的新的理念。这个对话 ,本刊将分两期连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