妍丽蔷薇 高挺青松——论邵燕祥的诗

邵燕祥早年以政治抒情诗人称著,而其恒久不竭的创造力,驱之与时俱进,老而更成。他从瞩目当前的社会政治现实,跃进到关切以人为本的人类前途命运。他全部诗作的总主题是奉献一颗新知识分子的良心,作一个有尊严的真正的人。这在标显其诗美创造高度的《最后独白》和《北纬30°线》表现得最为突出。他在诗关内涵与诗美表现之间,既富于张力又比较均衡,刚直犀利而温文尔雅。在百年中国新诗苑圃中．邵燕祥既是妍丽蔷薇．更是高挺青松。     

论郭沫若译诗的修改

译诗的好坏,超出了原诗及原语文化的价值,因为译诗只生存在译入文化中,并从译入文化获得其生命的意义。郭沫若信奉以诗译诗,他的译诗总是个性化的,大多重现了原诗的精神、气韵和情绪,这些译诗是当时最深入、最广泛的、最诗情化的,也是自觉而成熟的。从几首译诗的修改揭示郭沫若译诗的目标性和主体性,是有意义的。     

论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的中介论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的中介

学术界经常讨论外国诗歌对中国新诗文体以及创作的影响,却往往忽略了处于二者之间的译诗的中介作用。本文从两个层面论述了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的中介：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文体的中介;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创作的中介。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中国新诗及创作的发展对译诗的促进作用,由此也突出了诗歌翻译与创作的互动关系。     

论七八十年代的香港“南来诗人”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南来诗人”和五六十年代的“南来诗人”最大不同是没有“难民”心态,他们有的较快溶入当地社会,有的则一直“水土不服”。他们多半到香港后才出版诗集,和本土诗坛很少交往。     

执着于寻梦与苦恋的歌人——读丁芒的诗随想

60年的风风雨雨使丁芒的诗在直面时代和人民的歌唱里，始终跃动着一颗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它不伟大，不喧哗，不彰显，甚至也不可能以更多的字走进新诗历史的书写，然而它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当前青年一代呈现的精神匮乏正是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灵魂拥有。一个执着于寻梦和苦恋而终生无悔的诗人，奉献给人民大众的，是一种对于时代、诗歌和人生的痴情与忠诚，沉重的责任与庄严的承诺。他是用生命来写诗的，他的诗因之就拥有了让人灵魂震撼潸然泪下的价值。     

"诗是跟着时代又领着时代的"——朱自清新诗创作理论探析

中国的新诗发展至今只有百年的历史,其间又走了许多弯路,但是,它凝聚了几代思想者和文学巨匠们的艰苦探索。特别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新诗创作及理论探索,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启示。朱自清就是其中一位突出的代表。他主张“诗是跟着时代,又领着时代的”;“新诗运动从诗体解放入手”;“诗要有深美的思想做血肉”等新诗评论及理论研究,这不仅仅是单纯意义上的新诗理论建设,还是对新诗创作和发展的指导。     

现实土壤上的现代诗花——论袁可嘉的诗

袁可嘉的诗在内容上切近社会现实,真实反映了反动统治的黑暗腐败,以及民众的悲惨生活;在艺术上,则借鉴了西方现代主义象征、通感等手法,追求多层次的含义;其诗语言机智、冷隽、幽默。由于知性这一九叶派诗人共同的特点,使袁可嘉的诗蕴涵深邃的思想,使他能更加深刻地揭露当时社会的反动本质。     

那一颗炙热的“冰心”——读冰心的诗

提到冰心，我们最先想到的或许就是她的散，尤其是她的名为《寄小读》的三组散，对青少年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然而，这位伟大的作家，最初却是以“问题小说”和诗集《繁星》、《春水》而登上坛的。她那清新隽永、秀韵天成的小诗体，一出现在新学的园地，便立刻在那一片荒凉寂寞的沙漠中建起了一块美丽的绿洲。     

诗的牵手

艾青是中国新诗诗坛的领军人物,大诗人,被称为“诗坛泰斗”。高瑛曾以艾青夫人身份为人所知。但是,高瑛也是诗人,而且我认为她是一位杰出的诗人。这一点,亲爱的读者,你知道吗？高瑛的为人,坦率真诚,热情奔放。文如其人。她的诗正是她心灵的外化,是她人格的诗体表达。     

五四译诗与中国新诗形式观念的确立

中国新诗形式观念的确立得益于译诗的启示：一是在观念上,译诗显示出来的新型诗歌的文体特征冲击甚至瓦解了中国固有的诗歌形式观;二是在形式上,译诗是早期新诗形式观念的实践者,是新诗的参照和模仿对象,促进了新诗形式的多元化;三是在创作上,译诗逐渐成为中国新诗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带来了有别于传统诗歌的形式资源,诗人的译诗过程也为他们的创作积累了形式经验。     

战争的思虑与自我的探索——穆旦20世纪40年代诗歌初论

在穆旦20世纪40年代的诗歌创作中，对于战争的思虑和自我探索是主要组成部分。穆旦的战争思虑源自20世纪40年代的现实战乱但又超越了具体的历史时空，穆旦笔下的自我具有鲜明的与传统迥异的特征但又深刻地体现了传统与现实的制约力量。     

诗的唤起——读陈仲义《百年新诗百种解读》

一任何解释,都是选择认知的结果。符号载体,作为被认为携带意义的＂感知＂,能指以＂被感知＂为第一要求。然而感知（perceived）却不是认知（recognzed）,而被解释（interpreted）的则更少。艺术不同于科学之处,即在于其对从感知中寻找认知过程的减缓：让人乐在其中的是过程本身,而不是认知的结果,意义在此成为第二位的。     

宛如一声苍茫的呼唤——穆旦及其诗

1977年2月26日,这是一个需要我们牢记的日子,严冬即将离去,春天的脚步已经隐隐而来,然而此刻,有一个人却离我们而去,他就是穆旦,苦难与忧思铸就的诗魂最终没有看到春天的枝条。正如诗人去世前两     

论程千帆先生的新诗创作

程千帆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创作了不少新诗,有很高的艺术成就。他的诗着眼于身边事物以及梦境幻觉的表现,但他并没有流于滥情与感伤,他以冷静的态度处理诗的对象,把主观事物客观化,从而继承了古典诗歌艺术的精髓。     

论程千帆先生的新诗创作

程千帆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创作了不少新诗,有很高的艺术成就。他的诗着眼于身边事物以及梦境幻觉的表现,但他并没有流于滥情与感伤,他以冷静的态度处理诗的对象,把主观事物客观化,从而继承了古典诗歌艺术的精髓。     

读冰儿和倪湛舸的诗

激情：暴乱着，惊悸和晕眩 ——读冰儿“提前” 冰儿，原名戴乐阳，70年代出生。原籍湖南，出版个人诗集《月光的白色药片》《冰上七步》等。     

绿的呼唤——读陆蠡散文《囚绿记》

记得有一位诗人曾这样概括过散文表现生活的艺术特点：“一粒沙一个世界，一朵花一个天堂。”陆蠡的散文《囚绿记》正是体现了这样的特点。读《囚绿记》能使我们享受到绿色天堂里的欢快和喜悦，一种生命、希望之树常绿的审美感，一种不怕挫折、执著、向上的激情。这是绿的呼唤。     

诗待乐而传播诗因乐而升华——论"诗的有意识的传唱"与新诗发展的新契机

历代诗歌的高度繁荣与乐的配合有关。本文从探寻新诗出路的角度切入，以历史与当下的大量事实，分析了“诗的有意识的传唱”与新诗发展之间的可能性，并提出了要实现诗的“有意识的传唱”，就要做到新诗体式观念、诗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转变。     

如何寻觅迷舟的来路——论陈培浩的诗

陈培浩的诗歌写作在很大程度上处于潜在状态。在一个表意和抒情都走向极端的时代,诗歌的写作或者变成滥情,或者被视为异类。而陈培浩的这种书写状态源于诗人自我的警惕和节制。他的诗歌写作在中学阶段即已开始,而直到大学,我们才看到屈指可数的几首诗歌浮出水面,一座冰山在不自觉中被隐匿了起来。或者可以来一个以一斑窥全豹。     

一只踩着赤色火焰的火烈鸟——论唐祈的诗

诗人唐祈,其诗歌创作贯穿一生,除去因政治因素被迫中断的二十余年,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前期(1936年至1949年)的唐祈,由青春写作起步,直面洪波涌动的社会现实,自动衔接现代主义诗潮,成为“中国新诗派”的重要成员和1940年代知性写作的主要代表。中期(1950年至1960年)的唐祈,在屈辱的日子里昂起高傲的头颅,以一个殉难者的眼光审视周围的一切,其在流放的岁月里所写的“北大荒短笛”,给读者强烈的情绪冲击并引起读者对那一悲剧年代的反思,从而自身也就具有了“诗史”的品格。晚期(1980年代)的唐祈,怀着对少数民族兄弟的大爱,回到西北,其诗作力图把感觉与经验沟通起来,把今天与过去沟通起来,流贯着一种历史的纵深感,渗透着他的情思与意志,成为其内心世界的象征。但唐祈此时期未能摆脱以往的抒情腔调,忽视艺术语言的更新,对于他企图重构少数民族诗学的宏大理想而言,未免留下了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