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南宋时期的一种新型官职——借补官

借补官出现在北宋末年战争时期,是诸军将帅或监司郡守等用白帖临时为有功之人补官的一种权宜之制。借补入官者主要是平民百姓和低级军官,他们通过战争时期的特殊入官方式成为官员。借补官虽然只是一种“临时”官职,但也有着一套比较规范的授官程序和严格的付身文书规定。借补官之所以在南宋能够成为定制,与当时处于特殊的“战时状态”有着一定的关联。     

论“工商食官”制度及新兴工商业的作用

一我国古代曾经实行“工商食官”制度。《国语·晋语》说: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官宰食加。此即“工商食官”的由来。韦昭注云:“工,百工,商,官贾也。《周礼》库藏皆有贾人,以知物价,食,官廪之。”由此可知,工商是由官府畜养的,是食于官的。但工商终究是什么人,什么阶级,我们还不很清楚。     

乡村治理中村干部角色的演变、冲突与定位

长期以来,村干部在我国乡村治理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对其角色探析成为研究中国乡村社会结构,探讨国家、社会和普通基层民众互动模式与关系的一个重要课题。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尤其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发生变化。文章通过梳理从计划经济时期到社会转型期间村干部角色的逐渐演变,探究了包括传统与现代交融所带来的村干部处事“情”与“法”的冲突和介乎“官”与“民”之间的身份冲突在内的角色冲突,以及由此导致的少部分村干部不作为和利己等不良倾向,从而明晰新时代乡村治理村干部的角色新定位。     

我们党的干部必须是人民的勤务员——兼批“四人帮”篡党夺权、破坏党的建设的罪行

英明领袖华主席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在党员中进行广泛的教育,使大家真正“懂得我们党的干部都是人民的勤务员,而不允许向党向人民伸手要官要权”。认真贯彻落实华主席的重要指示,对于深入揭发批判“四人帮”篡党夺权、破坏党的建设的滔天罪行,认识他们皮革命的真面目,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广大党员继续革命的觉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做人民的勤务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还是向党向人民伸手要官要权,骑在人民头上做官当老爷,这是共产党的干部和国民党官老爷以及一切资产阶级政客的根本区     

积极探索农科教结合模式

全省教育战线科技成果转化与推广工作动员大会召开后,我校即成立了“华中农业大学农村实用科技成果转化领导小组”,制定了“关于加强农村实用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的实施方案”,并作了如下工作:一、继续深化“官产学研”相结合的科技成果转化模式我国农业科技成果推广体制虽然有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但以行政系统为主的推广模式仍占主导地位。因此,继续深化“官产学研”相结合     

唐五代宋初环卫官的演变

宋代环卫官起源于唐朝.唐代前期在中央设置十二卫,以统辖全国折冲府,另有四卫不掌军府,共十六卫,受宰相节制,称为“南衙”,是唐前期最重要的军队系统.由于卫府职事被侵占、府兵制度消解等诸多因素影响,中央诸卫逐渐沦为闲散机构,十六卫将军也成为有名无实的空官,从而完成了“品位化”的过程.诸卫官也由唐代作为文武官员迁转的寄禄官阶,经五代至宋初,在吸收前代经验的基础上,作为加强中央集权的手段,最终形成宋代的环卫官制度.     

功过杂谈

为官之道有一条:但求无过。然细想起来,过失其实还有虚实之别。最简单的道理是当官不能有实过,因为实过造成的损失是直观的,从失守街亭的马谡这个官到克拉玛依火灾中失职的那些官到綦江虹桥垮塌的直接责任人林士元,均无一例外受到追究。而虚过呢?比如说“无功便是过”的“过”吧,不像“走错路,上错床,揣错包”那么容易界定,看家守摊,政     

红学领域的两种非科学倾向

红学这门科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受到各种非科学观念和行为的挑战。五花八门的非科学倾向，集中表现为两点：一是把红学看成一成不变的静止的存在，满足于某些现成结论，不探索，不研究，不创造，不前进。“人物定评”论是突出代表。二是把红学看成魔术师手中的道具，凭主观意愿制造热点，爆出冷门，以求轰动效应。诸如“程本早于脂本”、“曹雪芹不是《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和丫环合谋杀害了雍正”等。非科学倾向是社会转型期畸形心态的反映和民族虚无主义的表现。     

杜甫授官、贬官与罢官说

杜甫一生授官四次,贬官一次,罢官一次。杜甫第一次授官右卫率府胄曹参军是在天宝十四载十月,其授官原因是他献《三大礼赋》而被玄宗所赏,命中书门下试文取得了献赋出身之故,是由吏部注授的。至德二载四月,杜甫从安禄山叛军占领的长安城逃至肃宗的行在凤翔,五月,由胄曹参军提升为左拾遗,这是他第二次授官,是由中书门下敕授的。乾元元年六月,杜甫因房琯之党由左拾遗贬为华州司功参军,是中书门下以敕书形式贬谪的。乾元二年九月,杜甫因一任四考已满,便被吏部罢官停秩,开始了其流浪生活。广德元年十二月,杜甫在梓州,由严武举荐,被中书门下敕授为京兆府功曹参军,但他却未赴任。这是他第三次授官。广德二年夏秋之交,杜甫在成都被严武聘为剑南东西川节度参谋。十二月,又因严武举荐被中书门下制授为检校工部员外郎、赐绯鱼袋,这是他第四次授官。从此,他就以工部员外郎为其前资官漂泊而终。     

“三个代表”思想是选拔任用各级领导干部的根本标准

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 ,不仅是新时期党建工作的总纲 ,而且是新时期组织路线的丰富和发展 ,是选拔任用各级领导干部的根本标准 ,也是检验广大党员干部是否合格的试金石。我们要把“三个代表”的思想贯穿干部考察的全过程 ,积极探索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新途径、新方法 ,着力提高组织干部思想和业务素质 ,当好人民的选“官”人 ,真正把“三个代表”的思想落到实处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的成语典故和古诗、文注释(选登)

熟视无睹(72页——指《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页次,下同) 熟视:仔细地看,逼近地看。《国策·邹忌讽齐王纳谏》:“明日,徐公来,熟视之,自以为不如。”睹:看见。无睹就是看不见。熟视无睹:看了也和看不见一样,或看来看去看不见的意思。有时也被引申为置之不理,不负责任。鳏寡孤独(117页) 《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矜(读官,同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孔丘是一个复辟倒退狂。他认为春秋时代“礼崩乐坏”,只有五帝之时,才是“大同”世界。那时“天下为公”,世道太平,没有妻子的男人(鳏),     

论两汉官私奴婢

两汉社会存在着的官私奴婢是否影响两汉的封建社会性质呢？深入分析可以发现，两汉官私奴婢主要是通过破产农民、掠夺贫穷人民的子女、极少量的罪犯及亲属和战俘而产生的，两汉社会的基本阶级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奴婢仅是奴隶制的残存孑遗，在社会生产关系中仅作为一种补充辅助性劳动，主要是皇亲贵族和大官僚、地主富人豪奢生活的装饰品。因此，官私奴婢的存在不能影响两汉社会的封建性质。     

从《开宝藏》看官刻大藏经的雕刻、印刷、流通制度

《开宝藏》是我国第一部刻本佛教大藏经,也是官版大藏。太平兴国寺时期,译经场所与印经院共处,将佛典的翻译、校对、雕版、印刷及流通事务由官方统一管理。自太平兴国八年建立太平兴国寺印经院以来,至熙宁四年废,前后存在88年的印经院始终处于政府管理之下。考察官板大藏经的雕刻印刷流通制度,对研究大藏经版本有很大的帮助。     

试论“松、顺、通”在武术中的作用

“松、顺、通”是武术用力的必要条件，它对达到全身性的高度协调，提高动作的精确度有较大的影响。从生理机能来看，它能消除动作的僵力和多余的力，使气血、意识贯通，并影响人体的心血管系统和呼吸系统，从而使身体机能出现“节能化”的现象，“松、顺、通”的研究运用对充分挖掘运动员的潜在能力具有一定的意义。     

略谈春秋战国时期私学中的音乐教育

西周末年,中国社会“私”观念兴起,至春秋战国时期成为最活跃因素而进入社会生活各个层面。音乐教育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官”、“私”并存的局面。随着礼乐制度的逐渐瓦解,“官学”体制逐渐被“私学”体制所取代。孔子私学中的音乐教育思想及实践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荀子“法先王”、“法后王”思想新探

荀子的“先王”指伏羲、尧、舜等上古有为帝王。“法先王”是针对当时反对法古的观点提出来的，它效法的是“先王之道、仁义之统”；“后王”是指夏、商、周三代圣王。“法后王”即效法夏、商、周三代的具体制度，但又偏重于周代的政治制度。荀子极力主张既“法先王”又“法后王”的大儒思想，肯定“法后王”的雅儒思想，批评“略法先王”的俗儒思想。同时荀子不但法古，而且也肯定霸道的历史作用     

魏晋南北朝官制述略

(五)御史台 也叫“兰台”,这一时期变化最小,基本沿东汉之制。长官为中丞(北魏叫中尉),属官有治书侍御史、侍御史、殿中侍御史。东晋起增检校御史,分别监督中央和地方官,弹纠违法者。总的说来,由于是皇帝“耳目”,因此,越来越受重视。     

两汉时期“脂”、“微”两部的分合

两汉时期的"脂""微"两部分合在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其中主要有两派观点,一派是以王力先生为主的主张脂微分部,一是以罗、周两位老先生为主的主张脂微两部合为一部"脂部"。本文以两汉诗词韵文为主要材料,探究两汉时期"脂微"两部的分合问题。     

顾撰《梅村先生年谱》补正

道光顾师轼撰《梅村先生年谱》,所见资料有限,难免阙误,兹据《清实录》予以补正。《年谱》阙漏未收而见于《清实录》者四:(1)赵弘文荐吴伟业。“顺治三年八月王寅,苏松巡按赵弘文疏荐吴伟业”,“九月乙酉,降赵弘文二级调用,以滥举吴地乡绅多员,市恩循私故也。”(2)命吴纂修《顺治大训》。“顺治十二年正月辛亥,谕:朕……欲勒成……《顺治大训》,……特命……吴伟业……为纂修官。”(3)命吴纂修《太祖圣训》。“顺治十二年四月癸未,谕:……《太祖圣训》、《太宗圣训》即于五月开馆。特命……吴伟业……为纂修官”,“五月庚戌,宴纂修……官于礼部。”(4)命吴纂修《孝经衍义》。“顺治十三年正月癸未,谕:……兹欲勒成《孝经     

唐前期色役基本问题再认识

役目繁杂与律令缺载并不构成对唐前期色役的否定。减诸司色役敕标志着色役已从职官系统中脱离,通史视野下的色役亦有长时段的演进路径,这都反映出唐前期色役的独立役种地位。在分番供役、不役纳资与身份制之外,唐前期色役尚可通过免役、职掌和役身特征与正役、杂徭相识别。着眼于职能分类,唐前期色役可分为公廨类、官人仆从类、乡里类以及特殊役户。职役是唐前期色役的内在性质。这不仅表现在具有“官”身份的散官和勋官,以及具有贱民身份的官户、杂户等色役人群,“有军名”色役亦体现出这一共性。对唐前期色役基本问题的厘清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唐代役制乃至中国古代的职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