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诗经》最初始的编纂者

周公姬旦是西周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他曾制礼作乐，是我国传统礼教的创始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圣人。他又多才多艺，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是周代文学的奠基人，是《诗经》最初始的编纂者。说周公是《诗经》最初始的编纂者，首先因为周公写作了《诗经》里最初始的诗篇。“《雅》、《颂》之作，实皆在成平之世”“’。《大雅·文平》是周人自叙开国史诗之一，无疑是西周初年的作品。《吕氏春秋·古乐篇》云：‘”周文干处歧，诸侯去殷三淫，而翼文下，散宜生日：‘段可伐也’，文王弗讲、周公旦乃作诗曰：“文正在上，放昭于天。周虽旧邦…     

才不在多 用心于一——中考作文如何选材、用材

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曾记载：“晏景初尚书,请僧住院,僧辞以穷陋不可为。景初曰：‘高才固易耳。’僧曰：‘巧妇安能作无面汤饼乎？’”这个故事后来演绎成为一个成语“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比喻做事缺少必要条件,很难做成。     

小议《尚书·吕刑》中的“皇帝”

《尚书·吕刑》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刑法文献．其“篇文在先秦时被称引过十六次．为称引次数的第四位”足见其重要性。秦始皇焚书之后,《尚书》多残缺。     

《召诰》与《何尊》之宅成周

《召诰》历来被解读为对成王的训导,其实不然。《召诰》所记,是周公和成王对洛的争夺。七年,召公受成王命先相宅。周公后至,封锁新邑,祭天承命,作《多士》,殷民丕作。召公被困新邑十余日,出,复入,作诰殷民,要求拥护成王。《洛诰》是《召诰》的继续,记录了周公对成王的全面管束,成王来洛终又回镐。《何尊》所记,是八年三月,成王在洛为自己的王宅奠基,同年四月丙戌,成王大会诸侯,洛邑和新邑,合为新生的成周。成王在四年已完成元祀,成王五祀就是八年。     

清华简《四告》校读举隅

古代典籍经过历次书厄辗转传抄至今，难免有不少舛误之处。而出土材料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古籍原貌，没有经过后人的缀续和篡改，可信度较高。有鉴于此，对《尚书·立政》与清华简《四告》进行对读，发现《尚书·立政》“咸”可能为“箴”之讹误，是周公对成王的箴告之辞。对出土材料与传世文献进行对读，可以发现文本之间的细微差别，对《尚书》学研究大有裨益。     

释“自行束惰以上”

“束修”二字,自皇侃疏：“束脩,十束脯也。”朱熹注：“脩,脯也。十艇为柬。”后之学者皆以“束脩”为弟子初次拜见老师的见面礼。今传本孔安国注：“言人能奉礼,自行柬修以上,则皆教诲之。”并未明言此“束脩”即是“束脯”。《尚书·秦誓》孔颖达疏：“孔注《论语》,以‘束修’为‘束带脩饰’,此亦当然。”《后汉书·吴佑传》：李贤注：“束脩,谓束带修饰。郑玄注《论语》曰：‘谓年十五已上也。”’是孔安国、郑玄谓自十五岁“束带修饰”之童子以上者,孔子“未尝不诲也”。孔子设教授徒,“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亦即《礼记·大学篇》“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大学之道。大学之道必待大学之人,故孔子授徒,似不当以“束修”即“十艇脯”为“诲之”的条件,而当以是否具备大学学习资格为“诲之”的条件。故本章“束修”之说,当以孔颖达引孔安国《论语》注及李贤等引郑玄《论语》注义长。     

孤愤是蒲松龄“科举士子”小说创作的动力

在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有２０多篇“科举士子”题材的小说。蒲氏自１９岁至７２岁一直不绝于追求科举，然而却屡试屡败，坎坷异常，因而郁积“孤愤”之情。“孤愤”才是他从事《聊斋》中“科举士子”小说创作的真正动力。     

从周公到孔子关于孝道内容的演绎

孝的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起源很早,《尚书·尧典》中就有关于舜至孝的记载,尧赞扬其“以孝烝烝”,并作为以天下相让于舜的理由之一。西周翦灭殷商,后周公践天子之位,封建诸侯,制礼作乐,孝作为“文之本”嘲是礼乐文化中重要的内容。而时至春秋之世,周天子式微,礼崩乐坏,“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西周传统的孝道观念逐渐瓦解。孔子仰慕周文之郁郁,     

古籍上的南巢、居鄛、漅湖资料辑要

一、南巢《尚书·仲虺之诰》:“成汤放桀于南巢。”《孔传》(汉孔安国传):“南巢,地名。”《孔疏(唐孔颖达疏):“桀奔南巢,汤纵而廹,故称放也……《周书序》有‘巢伯来朝’。传云:南方远国。郑玄云:南方远国,《世本》一见者。桀之所奔,盖彼国也。”《春秋·文公》(经文):“十有     

“所”字用法通考

“所”字用法通考张其昀１．１“所”字，甲骨文未见。古籍中，‘所”字初见于《尚书》（指今文）中的数篇，其著作年代最早的一篇是《牧誓》．该篇自伪孔安国传称武王“至牧地而誓众”以来，一直都认为是周武王伐纣兵至牧野迫；临如歌时的誓师之辞．至近代以来才有人怀疑...     

“他盗之出入”是宾语前置吗？

对《鸿门宴》“所以遣将守关者,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也”中“他盗之出入”的理解,陈文鸿先生不同意“‘之’的用法是‘主谓之间,取消句子独立性”’,而认为“此句是倒装句,确切地说是宾语前置句”（《“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也”句式指辨》,《语文月刊》2014年第2期）。对此,我们不敢苟同。陈先生说,“由此‘盗之出入’是‘盗’（宾语）前置,还原为‘入盗’,‘进入盗窃’之意,‘之’的用法是‘宾语前置的标志’”,“‘入盗’,即‘进入盗窃’……‘盗窃“变故’都是名词,二者相对,语义相称”,“‘入盗’,即‘进入盗窃’……动宾结构”。陈先生的解说实在怪异。既然说“盗”是名词,是“入”的宾语,“盗之出入”即“入盗”,那么,“入盗”怎么就是“进入盗窃”之意呢？“进入盗窃”又怎么成了“动宾结构”了呢？暂且不说用译文来作结构分析的不严谨,就是文言的“入盗”和现代汉语的“进入盗窃”,它们的结构可都不是动宾结构啊,而应是连动结构。其次,陈文所说的这种类型的宾语前置,“之”跟前置宾语必须是复指关系．陈文后面所举的那些例子莫不如此,如“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中的“之”就是复指“句读”或“惑”的,而“他盗之出入”中的“之”能复指“他盗”吗？文言当中,“入”作“进入”解时,是不及物动词,指人的名词或代词只做它的主语,不做宾语,如“后六年冬,匈奴三万人入上郡,三万人入云中”（《史记·孝文本纪》）;当指人的名词或代词作了它的宾语时,“入”则是使动用法了,这时的“入”是“纳入,使进入”的意思,如“敌人开阖,必亟入之”（《孙子·九地》）,“四年,晋率诸侯入敬王于周,子朝为臣,诸侯城周”（《史记·周本纪》）     

论周公的"明德慎罚"思想

周公姓姬名旦,周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是西周时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他的思想对后来的孔子及儒家学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时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比较系统的法的观念和主张的思想家.有关周公思想和言论的文献主要记载在<尚书>中的<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多士>、<无逸>、<多方>、<立政>和<诗经·大雅·文王>等篇.周公在这些文献中提出了"以德配天"、"敬天保民"、"明德慎罚"等宗法思想为核心的"礼治"思想,其中"明德慎刑"思想占有重要的地位.     

《文心雕龙》视域中的《楚辞》

《文心雕龙·通变》篇认为《楚辞》是文章"从质及讹"的转折点,希望通过"宗经诰"与"变乎骚",达到文章"通"与"变"的平衡。在这一大背景下,刘勰将《楚辞》列入"文之枢纽",并在《辨骚》篇中提出了"倚经驭骚,酌奇存真,玩华保实"的写作原则,把"文"之变纳入可以指导的范围内,《辨骚》篇的宗旨就是指导人们如何"驱辞力"和"穷文致"的。这一写作原则与"正言体要,恶乎异端"的思想密切相关。《风骨》篇与《定势》篇还从不同角度对《辨骚》篇的写作原则进行了补充和丰富。实际上,刘勰就是借《楚辞》来述其运辞之道,这是他解《楚辞》的独特之处。     

人称代词+之+名词结构补正

王力先生在《汉语语法史》(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47页)中论述人称代词时说:“在上古时代,领位不加‘之’字,不能说‘吾之’、‘我之’、‘予之’、‘汝之’、‘尔之’等。到了后代,才有加‘之’字的。”到本书第139页论述介词“之”时,又说,“人称代词用作定语,一般不用‘之’字为介。我们只看见有极少数例外:‘矧予之德言足闻,’(书·仲虺之诰)‘举能其官,惟尔之能。’(同上·周官)”但在下面的注释中指出:“注意:这两个例子都出于伪古文《尚书》。《庄子·大宗师》:‘浸假而化予之     

《书》传求是札记(上)

小序《尚书·周书》自《大诰》至《立政》十一篇,七千多字,内容相当具体而丰富;它们都是周公的文献,而周公乃是缔造周朝,制定典章制度的主要人物。《周书》所反映的,有对殷遗民的政策,有训诰成王施政和用人的原则,还有周公虑后的设想。如     

古文疑义试解

一、“恐陨越于下”不是“恐怕就要倒在下面” 《齐桓公下拜受胙》记述了齐桓公接受周天子赏赐祭肉时的一个场面。当宰孔传达周天子的“以伯舅耋老，加劳，赐一级，无下拜”时，齐桓公说“天威不违颜咫尺，小白余敢贪天子之命‘无下拜’!恐陨越于下，以遗天子羞，敢不下拜!”说完走下堂阶，叩头谢恩以后才接受赏赐。阴法鲁主编的《古文观止》中将人物对话翻译为：     

"刀""方"与古代渡船

一、刀舠[(舟周)]与舟 善假于物是人类文明的征象.上古刳木为舟,假舟以渡.可以想见,舟小.《诗·卫风·河广》"谁谓河广,曾不容刀……"其笺"小船曰刀".《释文》又说"刀,如字,字书作‘舠’,〈说文〉作‘(舟周)’并音刀."其疏"上言一苇桴筏之小,此刀宜为舟船之小,故云‘小船曰刀’".《说文》"(舟周),小船也".《玉篇》"舠,小船形似刀." 吴均     

中国诗话的起源

伴随着原始歌谣的产生与流传，出现了中国最早的“论事类”诗话，最早的“论辞类”诗话保存在先秦时期的历史要籍中。《尚书尧典》中舜和夔的对话，开“论辞类”诗话作之先河。《论语》中孔子论诗的记述是诗话中最早的系统的“论辞”之作。     

《史通》所见“三史”考证

刘知栽在《史通》中经常提到“三史”,周一良先生认为这“三史”是指“旧三史”（《史记》、《汉书》、《东观汉记》）而非“新三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他说：“徐坚《初学记》卷二一《文部·史传二》云：‘世以《史记》、班固《汉书》、《东观汉记》为三史矣。’知开元中犹承六代旧习,目此三者为三史。刘子玄之作《史通》,其心目中三史亦指此三书也。”（《敦煌写本杂钞考》）并以《史通》中《叙事》篇“《晋》、《宋》杀青,又三史之不若”与《书事》篇“王隐、何法盛之徒所撰《晋史》,……异乎三史之所书,五经之所载也。范晔博采众书,     

谈谈《尚书》的训诂

《尚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典籍之一,早在春秋时代,已有其定本。它主要记载周代的史实,其中周代之前的记事,大都后人追叙。由于后代认为《尚书》曾经孔子删定,故儒家尊之为经典。古代学者往往以研习《尚书》为治学之基础。《史通》作者刘知几说过,“《尚书》者,七经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学者必先精此书,次览群籍”。《尚书》在儒家经学中占有极其重要地位,而儒家经学又是我国整个封建社会文化的基础;故此,无论是否同意儒家学说,凡欲研究我国古代历史、哲学、文学乃至教育和政法者,均需深入研究《尚书》。但《尚书》是较难懂的古文献。杨树达曾说:《尚书》一经,以佶屈聱牙为病者二千年矣。”《尚书》之所以“佶屈聱牙”约有如下情况:一、由于年代过于久远,辗转抄写,字句难免错误。例如:“舜格于文祖”文祖是庙名。陆德明《经典释文》说:“写本‘文祖’作‘(文彡)(爪且)’。吴承仕云:‘(文勿)(爪且)’当作‘(文勿)祖’作‘勿’作‘爪’皆隶书之失”。类似这方面困难,大部分已由汉魏以来历代学者所考证,后代阅读减少了很多困难;二、《尚书》使用的词,多为古义,颇费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