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分歧与大革命失败(二)——国民党右派实施军权高于党权的尝试

孙中山北上期间,以西山会议派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公然分裂国民党,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鲍罗廷在共产国际和中共的敦促下转变对国民党右派妥协政策。在国民党"二大"后,中共联合国民党左派逐渐主导国民党党权。国民党右派为争夺国民党党权,最终发动中山舰事变,谋求军权高于党权。由于苏联使团和鲍罗廷对蒋介石的妥协,国民党左派失去了以党权限制军权的机会。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最终通过中山舰事变取得了国民党最高权力。     

共产国际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1927年,蒋介石悍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人被屠杀,苏联顾问被驱逐,革命统一战线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从高潮走向失败。究其原因,就客观方面而言,大革命失败是帝国主义破坏中国革命的产物,是国民党新右派反动的阶级本质的必然体现．而作为中共的直接领导者——共产国际的右倾错误,也为蒋介石背叛革命,篡夺革命领导权创造了条件。     

蒋介石与皖南事变的发生

全面抗战期间,身为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最高领导人的蒋介石与皖南事变的爆发究竟有什么关系?蒋介石是否有解决皖南新四军的预案?至今,学术界在研究皖南事变时,仍然存在分歧。详细考察蒋介石的档案资料可知,抗战进入1939年后,蒋介石对国内事务关注的焦点之一就是如何处置中共问题。由于中共拒不接受蒋介石提出的"溶共"方针,武力解决中共及其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成为其必然选择。更为重要的是,蒋介石又把制裁新四军问题作为其抗战成败的关键。史实表明,从1939年初到皖南事变爆发前,随着蒋介石对中共态度的日趋恶化,加上苏俄的对华援助被其利用,蒋介石国民党便逐渐制定并实施了限制、局部"剿灭"新四军与全歼皖南新四军军部的周密预案。皖南事变这样就发生了。     

对毛泽东投票反对“整理党务案”说质疑

在中共党史和毛泽东研究的有关著作中说,1926年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表决“整理党务案”时,毛泽东“没有举手”,或者说通过时曾“投票反对”。笔者认为,以上说法缺乏事实根据,是不能成立的。首先,在当时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妥协政策下,共产党人是不会公开反对“整理党务案”的。1926年5月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蒋介石以“消释其疑虑,杜绝其纠纷”为由,有目的有计划地制造了“整理党务案”。二届二中全会的召开是蒋介石提议的,但事先征得了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和中共中央的同意。会议通过的限制共产党人活动和权力的“整理党务案”的主要内容,预先也得到了鲍罗廷的支持,鲍罗廷的意见直接影响着中共中     

罗易与共产国际“五月指示”新论

由于共产国际“五月指示”泄密事件，罗易一直被认为是大革命失败的主要责任者之一，其实不然。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只不过是忠实地执行了共产国际的统一战线，“五月指示”泄密事件是当时共产国际右倾指导思想的必然产物。在革命危急关头，罗易冒险将指示内容告诉汪精卫，冀以争取汪精卫，亦是万般无奈之选择，但此时的汪精卫却正在同国民党右翼握手言和，欲以共产党人的鲜血作为对蒋介石的晋见礼，便抓住这个电报成了他反共的理由。共产国际“五月指示”泄密事件的发生有其背景：一、“五月指示”是共产国际应罗易之请求而作出的给汪精卫以全力支持的“保证”；二、罗易之所以泄密是执行共产国际右倾指导思想的必然结果；三、汪精卫反共乃历史必然，罗易泄密只不过成为了汪氏推卸责任、委过于人的一个借口。     

党内合作政策是大革命失败的根源

苏俄提出中共与国民党的“党内合作”政策，是为其推行“东方战略”服务的，完全是为了自己利益，不符合中国实际，是孙中山与工产国际代表直接磋商的结果，中共和国民党内部都反对这一政策，共产国以持国民党，而共产党的活动受到共产国际的强迫和国民党的严格限制，这是大革命失败的根源所在。     

国共分歧与大革命失败(一)——国共走向合作的策略考虑和分歧焦点

大革命时期,在苏俄和共产国际直接推动下,国共两党基于各自政治需要,都把两党合作作为推进国民革命的政治策略。中共同意与国民党实现党内合作是为了把国民党改造成为领导国民革命的群众性政党;国民党容共则是为了借助于中共及其苏俄的支持,进而统一中国。国民党内对"容共"政策的质疑普遍存在,由此国民党内掀起反对中共跨党的暗潮。孙中山在世时,能够运用自己的权威把国共两党的矛盾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随着孙中山的去世,国共之间的调节杠杆不复存在,国共矛盾发展由此进入白热化的状态。     

国共“党内合作”下中共改造国民党战略失误原因辨

中共“三大”明确指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目的首先是“改组国民党为左翼的政党”。在此之前,共产国际“四大”上,中共发言人也表示中共与国民党合作时,要在组织和教育群众方面“和国民党竞争”并     

从独立到联合:中共早期处理国共关系的策略转变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坚持独立的政党立场.随着局势的发展与认知的变化,同时受共产国际、国民党态度转变的影响,到1924年国民党一大时,中共全体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国共合作的实现,并非中共对共产国际指示的全盘接受,而是在共产国际的干预下,经过内部多次讨论与多方协商,中共逐渐认识到国共合作的必要性,其思想转变有一个渐进过程.中共早期处理国共关系的策略转变体现了早期领导人在实践中自身认知的不断提高,为实现革命目标而做出的独立判断,初步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实践,为推动大革命的到来做出了重要贡献.     

“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

王若飞生于贵州安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担任过中共中央秘书长,领导过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并被派往莫斯科担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回国途中,他被国民党逮捕。出狱后,王若飞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到重庆参加了国共合作谈判。在一次飞机失事中,他不幸遇难。     

独立自主与统一战线:毛泽东处理国共关系的艺术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如何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是一个必须面对的异常复杂而又充满矛盾的问题.一方面,大敌当前,为维护中华民族的独立和生存,必须依靠全国人民的团结,必须坚持国共合作.但国民党、蒋介石在合作期间始终不忘“溶化”和消灭共产党.另一方面,在抗战爆发之初,中共仍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特别是1937年12月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书记处候补书记的王明从苏联回国后,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新方针,在中共党内一时占据统治地位.     

1944年中外记者团赴西北考察再审视——以蒋介石及国民党为中心的考察

蒋介石对1944年中外记者赴延安考察的应对并非当作一个孤立的个案处理,在面临美国政府要求向延安派遣军事人员之际,蒋介石权衡利弊,曾有以答应外籍记者赴延安考察要求而拒绝美国军事人员进驻延安的考虑。在豫湘桂战场失利的大背景下,蒋介石对中共在美舆论影响的高估及其对美国驻华记者与官员的不满,大大加深了蒋介石对此事的疑虑并予以强力关注。蒋之焦虑在于担心中共在美宣传使美国改变对华政策并与中共建立直接联系,使其不能独占美国对华军援。仅从舆论宣传视野考察,中共获得了极大成功,国民党遭遇极大挫折;若从国共双方对此事博弈的最终目的来看,中共的成功似乎尚留遗憾,国民党的失败也非完败:美国并未因中外记者对中共的正面宣传而改变其对华政策。     

对陈独秀第一次大让步的再认识

国民党二大上,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右派的让步一般被称为＂陈独秀第一次大让步＂,是国民革命时期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体现。但是现在通过档案资料的分析可以看到,让步政策来自共产国际,陈独秀和中共中央被迫接受,由中共中央执行。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负责人,陈独秀当然要负一定的责任,但大让步政策主要是由共产国际制定的,再加上当时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的政治环境下,主要责任在共产国际。     

“左联”五烈士缘何被捕

有关“左联”五烈士被捕牺牲的背景,中学语文教科书及教参都一致强调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但笔者认为有一段重要的史实也不能忽视。1931年1月7日,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取得了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他以肃清“立三路线”     

中共三大前陈独秀对国民党的认知与评判

在中共三大前,陈独秀对民初政党政治以及国民党的认知与评判大体是求实的。他认为在威权主义思想氛围中,民初的政党政治不可能真正实现。作为思想家的陈独秀,判定国民党是一个失败的资产阶级的革命党是基本正确的;作为中共领袖的陈独秀为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而认定国民党为全民党、国民革命的领袖党则是完全错误的。     

中共三大前陈独秀对国民党的认知与评判

在中共三大前,陈独秀对民初政党政治以及国民党的认知与评判大体是求实的。他认为在威权主义思想氛围中,民初的政党政治不可能真正实现。作为思想家的陈独秀,判定国民党是一个失败的资产阶级的革命党是基本正确的;作为中共领袖的陈独秀为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而认定国民党为全民党、国民革命的领袖党则是完全错误的。     

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的制定及其历史作用

一“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是党中央、毛泽东在我军开赴抗日前线的前夕制定出来的。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７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与国民党代表蒋介石、张冲、邵力子就国共合作、红军改编等问题举行了第四次谈判,７月底,又奉党中央之命到前方红军司令部驻...     

试论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

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下,国共合作的中国大革命(1924—1927年)举起了反帝反封的旗帜,共铸了大革命的辉煌。然而,自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建立之日起,中共就没能掌握领导权,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右派势力却不断扩大、进而扫除共产党仅有的部分权力,最终导致了中国大革命的失败。作著认为造成这种历史现象的原因,正是共产国际直接干预国共合作,执行倾斜政策造成的。     

五四时期的戴季陶

戴季陶早年追随孙中山,积极投身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五四时期一度鼓吹“劳工运动”,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参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筹建活动。但是,他终究未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参加中国共产党,而是走向了中共的对立面,并创立“戴季陶主义”成为国民党新右派的理论基础。晚年,他作为国民党蒋介石政权统治营垒的一员,为维护国民党统治和粉饰国民党政权的太平、“民主”尽心尽力。但是终不能扭转国民党蒋介石政权覆亡的命运,在国民党全国政权土崩瓦解之际,于1949年2月11日服毒自杀身亡,结束了他58年的人生旅程。戴季陶作为近代知识分子中的一种类型,他所选择并走过的路程,代表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历程,因此对戴季陶作一全面研究,不无裨益。笔者本着这一想法,对戴季陶五四时期的     

共产国际曾阻止南昌起义

共产国际总顾问参加起义策划 1927年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成立了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组成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陈独秀不再参加中央领导工作。两天后,共产国际又传达了新的指示,提出中共“要开展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