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踏“蛮荒”毁誉参半－评香港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

香港文学家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有其特点和长处。他以求以自我的视野，俯瞰文坛，狡辟蹊径，也有某些新鲜有见地的视角和见解。如不仅论述文学革命的背景，还论述文学革命的序幕；又把现代理论批评家也写入史中；尽量收集过去少人论述的作家、作品，力求用较客观公正的态度加以评价。但由于作者某些政治、思想的局限，他的一些点评是脱离实际的，不可取的。如把1950－1965年的大陆文艺看作是“沉滞期”等，无视大陆文艺曲折前进的事实。另外，由于司马长风工作繁忙，写作匆匆，史料错误较多。尽管如此，这部文学史有其独特的史识和学术个性，无论在史的系统性或客观性方面，均明显超过台港地区的同类著作。     

卓识与偏见：评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

文章分析了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一书在结构、内容上的亮点及其存在的不足,指出它对当下重写文学史的影响。     

回归与开拓:语言—文学汉语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的关键词

本文针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把"语言"作为"剩余物"的状况,提出把"语言一文学汉语"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关键词的主张,甚至认为应该从语言的角度来写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本文从三个部分来分析这个问题:首先分析语言与文学、汉语与中国文学的同一性问题;其次分析黄人的、<中国文学史>、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和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三部著作在处理语言与文学史关系的"得"与"失".最后借助周作人的个案分析"语言一文学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学基础、文学汉语的发展与现代文学发展的同步性、以及文学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内在同一性.     

一曲凄美悲凉的生命之歌——浅析小说《菜园》的主题

名学批评家司马长风曾这样评价沈从先生及其作品：沈从在中国有如19世纪法国的莫泊桑或俄国的契诃夫，是短篇小说之王；中长篇小说作品较少，但是仅有的几篇如《边城》、《长河》等全是杰作。的确，在中国小说创作这座百花园中，沈从的作品无异于一道亮丽的风景。纵览他的所有作品，平凡的人物、平凡的梦、平凡的坎坷、均表现出一种不平凡的美。尤其在表现人性方面，他更是倾注心血、热情和智慧。这不仅体现在他一系列浓郁的乡十小说中，而且在他其它题材的小说中也有所显现。比如《菜园》即是一个典型代表。     

文学传媒研究的意义与方法

文学史是作者、作品、读者的三位一体，批评家与文学史家只是占少数比例的、专业的读者群，作者本身同样需要阅读作品，忽视其中的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算是健全的文学史。但是在对中国当代文学（一般是指称1949年以来的大陆文学）的批评与研究中，因袭了传统的文学史观念，一直偏重对思潮演变的审视和对作家作品的解读，即将文学史理解成了作家作品的罗列史，忽略了文学的功能史与作用史，忽略了文学是作家、作品和读者三者共同创造的产物，忽略了读者（包括批评家、学者、翻译家、编辑、文艺记者、文艺官员等专业读者）在文学史上的功绩。通过考察传媒文化对当代文学的深层影响，从传播接受的角度重建中国当代文学史，探寻文学的传播接受对文学的外部环境的重塑以及对文学的内部规律的渗透。     

保释田汉、阳翰笙出狱之谜

1935年春,田汉与阳翰笙被捕入狱,后来,是谁保释的呢?其说有三:一、1976年香港的司马长风在《中国新文学史》中卷第二十四章说:“田汉1935年2月被捕,7月被张道藩保释之后,即参加国民党的戏剧工作。”(香港昭明出版社出版)     

张爱玲的魂兮归来?——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与中国大陆文学史对张爱玲的接受限度

论文从张爱玲入史的个案来探讨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和中国大陆现代文学史的两种不同生成环境。前者倾向于研究型文学史,后者大部分是教科书文学史,这不同的书写取向是如何导致书写范式的两种不同选择:风格史和精神史的对立。论文先从新世纪夏志清和刘再复对张爱玲的有关争论,回顾了建国前后中国大陆对张爱玲的接受史,是后来如何围绕在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有关争论和影响中展开。最后对《中国现代小说史》和中国新时期以来数十部现代文学史的张爱玲论述,做出了比较、分析和检讨,并指出了精神史的书写范式是如何紧附着意识形态的幽灵,始终跟随着新时期的张爱玲论述,它在大陆史家的心眼上划上了一道对张爱玲的接受限度,甚至从中我们可以归纳出几则大陆现代文学史书写在论述张爱玲的几条“金科玉律”,而这些至今都在无形中导致了大陆文学史写作以很暧昧的态度欲迎还拒着张爱玲幽魂的海外归来。     

19、20世纪之交中国文学的重要变革--梁启超倡导文学革命评述

对梁启超倡导文学革命的理论主张、重要成就及深远影响，作了系统而深入的论述；对于学术界的某些偏见也阐明了不同的看法。     

博采众长 独创为贵——论鲁迅关于风格与流派的灼见

文艺上风格与流派其形成和发展的规律何在,怎样评价不同的风格与流派,……对这些在理论上正确认识、在实践中妥善解决,将直接关系到文艺事业健康发展的问题,也正是美学上的重大课题.鲁迅,不仅在他的文艺专著,如《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等,而且在他的许多杂文、书信、序跋、日记中,都有不少关于风格与流派的精辟论述,这些论述是鲁迅文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鲁迅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     

台湾的大陆当代文学史述评

1949年后,两岸的文学发展都或深或浅地受制于政治局势和意识形态,在政治敌对的敏感年代里,关于对岸文学的研究,同属两岸学界的禁区,唯有背景特殊的学者能有机会接触限阅资料,并在政治思想"正确"之前提下,展开相关论题的研究.1980年代以来,大陆进入新时期,台湾政治解严,大陆对台湾文学的研究得以快速发展,但是台湾对大陆文学的研究,却因政治局势和社会环境的局限,在1990年代中的高峰后未能继续开展,以致多见对于个别作家作品的"点"的研究,较少以历史脉络贯穿文学演变、思潮流派等的"线"和"面"的文学史论述.因此,应当在现有之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归纳整理台湾的大陆当代文学史研究,并透过台湾的论述视角,凸显当代文学史议题,并勾勒台湾的大陆文学研究历程.1960年代以来的台湾关于大陆当代文学史的研究走向为:1960-1970年代,以反共思想教育为前提,高举三民主义、复兴中华文化的族帜,着重中共文艺政策和文艺整风的研究;1980年代,延续由政治观点研究大陆文化和意识形态,将中共文艺视为中共研究的一隅,除了文艺政策和文艺整风的主流研究之外,开始出现对伤痕文学和地下刊物的探讨;1990年代,解严后的研究成果逐渐浮现,研究视角由政治转向文学,并在文学研究者的参与之下,形成研究高峰;2000年以来,由于"本土化"、"去中国化"的效应以及两岸关系的低潮,由于缺乏官方的支持鼓励,研究者纷纷转向其他领域,也少见研究新人加入,以致研究热潮退去.但在2002年以后的学位论文中,开始出现关于两岸文学关系、文学交流、比较文学等的研究,透露出新的研究趋势.     

李大钊与文学

李大钊遇难至今已70周年，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在文学革命时期，他对文学也有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却长期被文学史家们忽略。本文从文学观念、文学创作、文体建树三方面梳剔其与文学的关系，特别肯定了他在现代杂感小品这种文体诞生时期的开创性贡献。     

论诗话中的文学史意识

本文论述了诗话中文学史意识产生的渊源：一、受到诗话的鼻祖──《诗品》对五言诗史的论述的影响；二、类似纪传体的诗话受到史传中论述文学史的影响；三、受到古代文学选本论述文学史的影响；四、诗话作者评述文学史的自觉意识。     

“戏台里喝采”：胡适的新文学史自述

从1917年的《文学改良刍议》到30年代的文学史自述《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胡适关于文学革命的态度有一个转变。胡适在分析五四新文学发生原因的时候，和陈独秀的意见产生了分歧。胡适在他的文学史自述中，淡化了文学革命中“人的文学”这一命题的意义，淡化了近代的白话运动，从而突出了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胡适的文学史自述是“戏台里喝采”，作为一种文学史叙述策略，影响了后来的新文学史写作。     

爱与美与人生——论鹿桥的《未央歌》

40年代是中国新文学发展的第三个十年,也是文学创作获得大奉收的十年。随着前两个十年创作经验的积累,随着中国社会不同政治区域的出现所导致的社会生活和社会思潮的差异,新文学不但在艺术表现上进入了更加成熟的阶段,而且在反映社会生活方面也进入了更加多样化的阶段。正是在这创作上的金秋季节,出现了年轻作家鹿桥的长篇巨制《未央歌》。这部题材、主题、风格、情调都极具个性的作品,完成于1945年,但由于各种原因,直到1959年才在香港出版,1990年才首次在大陆问世。目前学术界对它的研究还相当薄弱,在大量的现代文学史著作中,只有香港司马长风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提到了它。在大陆上,似乎很少有人写过谈论它的文章,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说,对它的研究都有待     

史论结合以论带史—评陈其光教授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

一部好的文学史,应该是史与论的有机统一。所谓史,就是要全面地描摹出特定历史时期内文学流变的轮廓,梳理出明晰的线索,辅之以丰富翔实的材料,所谓论,就是对文学史实所作的评论,对各类文学现象产生、发展的分析,对文艺运动、文艺思潮的总结等。史是论的基础,而论则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理论高度的分析,是编者以自己的学识和胆识为依托所作出的主观评价。陈其光教授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11月出版,以下简称《文学史》),能很好地做到两者的结合,并以论带史,因而,与其他当代文学史教材比照,有其鲜明的特色。     

成人教育《中国现代文学史》版本的选用

中国现代文学教材可谓是琳琅满目。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是最早的现代文学教材,具有开拓意义,但是已经过时;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是别具一格的现代文学教材,可以作为教师和学生的参考书;唐锼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只能是当时最好的教材;钱理群等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气势恢弘,学养深厚,观点独到、新潮,论述严谨深刻,是教师和考研学生最好的参考书。黄修己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是在全国电大学员使用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的基础上加工修改后的教材,便于学生自学掌握,最适用于作为成人教育教材使用。     

试论周作人“人的文学”主张的历史意义

周作人是一个汉奸,这是众所周知的,是无庸置疑的。但他在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中却是一位杰出的文化战士,这一点应当予以肯定。半个世纪以前,文艺理论家冯雪峰就说过, “周作人是中国第一流的文学家。”近年来,舒芜也认为“周作人的身上,就有中国新文学史和新文化运动史的一半,不了解周作人,就不可能了解一部完整的中国新文学史和新文化运动史。”可是一些文学史著作,因为他后期的叛国附逆,以致对他在五四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中的历史功绩也一笔抹煞。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公正态度。     

谈外国文学的学习

《外国文学作品选》、《外国文学史》、《外国作家作品专题研究》这三门课是与外国文学有关的课程，由于它们针对的对象不同，因此课程设置的目的和要求也各不相同。《外国文学作品选》主要是外国文学名篇名章的选读，着重的是作品的阅读和分析，不求文学史意义上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外国文学史》即对外国文学发展的脉络和框架进行简洁、明晰的勾勒与描绘，力求史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在涉及到同一个重要作家作品时，本科段要求对其思想倾向和艺术成就有更为深刻的理解和更为全面的掌握。     

陈独秀与文学革命

本文以翔实的历史资料为依据，阐述陈独秀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高举文学革命旗帜的意义和他在文学革命中所建立的功绩，具体论述了以下观点：视文学革命为文化、政治、社会运动的前驱；高举文学革命军的三大主义旗帜，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主张“文学之文，以情为主”，批判“文以载道”，文学革命的伟大成就。     

批判与重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文学史写作视野下胡适命运及文学革命

论文主要论述了建国之后对于之前文学革命叙述的批判与重构,包括重构的历史背景、政治因素以及同一时期不同文学史在叙述文学革命方面的共性与差异,文学史写作者的思想嬗变等,以窥20世纪50年代文学史写作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