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GOP高增长与就业低增长现状及原因分析

本文就我国1991～2004年间GDP增长率和就业低增长率问题进行了回归分析,并从四个方面认真分析了产生这一问题的根源。     

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关系研究

本文以中国1979-2005年的每年GDP总数、GDP增长率、总就业量及其增长率为分析指标,分别从总量、就业弹性、增长率等不同的角度对我国的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利用计量经济分析方法对样本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从总量指标上对经济增长对就业能力的拉动力进行了量化,考虑了两者在增长率上存在着不一致性的问题,得出了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步伐存在不协调性的结论。     

环境污染约束条件下经济可持续发展内生增长模型

本文将污染引入生产函数,环境质量引入效用函数,基于Rom er模型,构建了一个带有环境污染约束的内生增长模型。首先,通过求解动态最优化问题,推导出模型平衡增长路径的最优经济增长率,进而分析可持续经济增长的条件,接着,讨论了各经济、环境参数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效应,并进行经济学解释。最后是综合结论与政策建议。     

科技创新投入与经济增长动态机制实证研究

基于1995-2016年统计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和VAR模型对中国科技创新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动态关系进行分析。结果显示,GDP增长率和科技创新投入增长率之间存在一定均衡关系;科技创新投入增长率构成了GDP增长率的格兰杰原因,但GDP增长率并没有构成科技创新投入增长率的格兰杰原因;GDP增长率和科技创新投入增长率之间存在比较敏感的双向动态关系,科技创新投入增长率对GDP增长率影响更大。并提出政策建议:创造良好科技创新政策环境,稳定科技投入增长;完善创新成果激励体制;促进创新要素流动;完善创新成果保护机制。     

能源约束、技术进步与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

通过构建最终产品生产部门、研发部门以及能源生产部门的三部门内生增长模型,证明了稳态经济增长路径上的经济增长率等于技术进步增长率和能源增长率的加权和,只要经济发展中有足够的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就可以克服能源的短缺,保持经济的可持续最优增长。采用我国2004-2011年30个省市的相关面板数据对上述结论进行了计量回归分析,估计的结果支持了这一结论。研究表明,我国研发资本的产出效率低下,应该更加重视研发资本产出效率的提高,而不是一味地强化研发资本投入量的增加。技术进步和能源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都为正数,且技术进步的影响系数小于能源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系数。这说明目前我国经济增长仍然更多地要依靠能源消费的增长。最后,根据研究结论给出了本文的相关政策建议。     

新经济增长模型与经济周期

经济理论和实际都表明，经济增长率不可能是一个常数，它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是波动的，并且呈现出一定的周期性，通过利用作者所建立的经济增长模型，把理性预测与随机冲击结合起来，探讨经济周期问题。     

基于技术吸收能力的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IVQR模型对中国大陆28省市的评价

考虑异质性影响和消除内生性问题,应用工具变量分位数回归法(IVQR)实证分析在吸收能力和金融市场的推动下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吸收能力的提高吸引了FDI,而地区受益于FDI的技术溢出,会促进经济增长;在经济增长率低和经济增长率高的地区形成了俱乐部收敛特征;经济增长率低的地区金融市场推动了FDI溢出,而在经济增长率高的地区金融市场阻碍了FDI溢出.     

基于增长框架的研发补贴与环境税组合研究

文章建立了一个包含环境外部性和减排研发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通过动态模型求解和数值模拟分析,研究了减排研发补贴政策、环境税收政策对环境、经济增长率及社会福利水平的影响,并进一步讨论了政府可选择的最优政策工具组合。结论表明:当经济体中存在双重外部性时,组合政策情形下的研发水平、环境、经济增长率和社会福利水平高于单一政策;随着研发补贴率增大,经济增长率、社会福利水平不断增大,污染排放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污染税政策的经济和环境效果优于能源税政策;政府通过征收污染税对企业的减排研发活动进行适当补贴能够取得环境、经济增长率和社会福利水平的"三赢"。     

FDI与我国经济总量增长的关系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从1992年以来,随着我国吸引外资规模的不断扩大,我国经济总量也在迅速扩张。本文从最初的一元线性回归得出GDP与FDI正相关入手,然后在简单分析两者增长率关系之后,根据FDI的增长与外商投资的主要部门工业、部门产值增长的关系,最后得出我国在一段时期内FDI的增长率还将上升,而实际上从长远考虑FDI增长会有所收敛,并在我国政策导向的基础上提出相关建议。     

云南省农业经济增长源泉分析

介绍经济增长源泉分析的原理和方法,并运用经济计量方法对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的投入、技术进步以及制度对云南的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各个不同阶段各自对于产出增长率的贡献份额。     

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测度

本文推出了一种无须生产函数假设的测度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贡献份额的方法，这种方法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操作上均有诸多优于传统方法的特点；以此为基础，文章计算了由于技术水平的国家间差异产生的名义经济增长率与实际经济增长效果的背离，这种背离使通常的增长率统计指标实际上不具有国际可比性，解决了一项长期困惑学术界的经济增长佯谬     

论生物体的细胞增长

由于传统常常把生物科学与数学看成是互不相关的两门科学，因而造成生物科学工作者不了解数学，数学工作者也不善于将数学应用到生物科学领域中去。本文从数学的基本概念微分方程出发，引出了生物科学中常见的群体增长率与衰减率，通过具体的分析，对生物体的细胞增长及生长规律进行了讨论，探讨了数学在生物体生长过程中的应用。     

经济增长理论的拨乱反正——针对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从头至尾都是错误的,它只是一套由数学工具杜撰而成的理论。在技术不变条件下,资本和劳动的比例只能是固定的,边际产量递减规律只是幻觉。只有技术进步才能使资本劳动比例上升,但资本边际产量递减的结论在这样的条件下不能成立;技术进步使得人均资本量以及人均产量增长,因此,技术进步率、人均资本量增长率以及人均产量增长率三者相等;在长期中,产业结构的变化以及第三产业比重的不断提高会导致技术进步率、人均资本量和人均产量增长率呈现下降趋势。     

农民工收入增长特征及成因分析

以2006-2007年7个城市农民工调查问卷资料为基础,总结了农民工收入增长的基本特征,并分析了形成这些特征的深层次原因.结论是:城市低端劳动力市场的自发选择性和性别歧视导致了农民工收入增长的性别差异:以体力为主要资本的非正规就业性质形成了农民工收入增长率在年龄、受教育水平、职业、行业、单位所有制性质、工作性质和求职方式方面的差异.     

自然资源、投资与经济增长

本文阐述了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通过储蓄与投资而建立的联系。当产出分配给自然资源拥有者的比例增加时。对资本的需求将减少,这导致实际利息率和经济增长速度降低。此外分析表明私人最优储蓄增长率和社会最优储蓄增长率之间的差异随着自然资本的比例增加而增加。研究表明,自然资本通常既挤出物资资本又挤出人力资本。从而妨碍经济增长。过度依赖自然资源可能间接通过延缓金融体制的发展而妨碍投资和储蓄。     

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基于我国沿海三大经济区域的实证分析

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密切关系.根据我国沿海三大经济区域经济增长与科技投入的数据,首先对沿海三大经济区域经济增长与科技投入做了灰色关联度分析,然后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进行进一步研究.对三大经济区域科技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做了分析与比较.研究认为,在我国沿海三大经济区域中,长三角地区在各项指标中几乎都处于领先地位;我国沿海三大经济区域的经济增长与科技活动人员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其次是科技活动经费支出,再次是R&D经费支出;珠三角地区经济增长率与科技活动经费增长率及R&D经费支出增长率之间的关系较为微弱.     

消费才能促进经济增长

3年前，我参加张曙光老师主持的宏观研究课题，经左大培等人多方面证明，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是9％～10％，就是说如果调整得当，中国经济可望出现持续性的低通胀高增长，类似美国前10年的状况。     

企业异质性视角下产业集群与企业业绩增长

产业集群对企业业绩增长的影响具有两面性,而集聚正(负)外部性对企业业绩增长的作用效果会受到企业自身因素的影响。基于企业异质性视角,运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实证检验了产业集群对异质企业业绩增长的影响,并应用分位数回归法,考察了产业集群对异质企业业绩增长的影响随企业业绩增长率的变化趋势。结果发现,总体上,企业业绩增长明显受益于MAR外部性与Jacobs外部性;企业资本深化度与本土根植性水平越高,MAR外部性与Jacobs外部性对企业业绩增长率的促进效果越明显;随着企业业绩增长率的提升,MAR外部性与Jacobs外部性对于高资本深化度与强本土根植性企业业绩增长的促进效果呈现出增强的趋势;低业绩增长率企业的资本深化度越高其拥塞效应越显著。     

科技进步、产业结构演化与经济增长

在测度科技进步增长率和产业结构演化速率的基础上,定量分析科技进步、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技术进步增长率具有明显的周期性特征,且与经济周期呈现同步变化;(2)产业结构演化随着结构调整的深入,其速率总体呈现下降态势,产业结构调整逐步由量向质转化和升级;(3)三者间的作用机制在短期存在较大差异,甚至是出现反向作用,但是长期均呈现积极、稳定的正向促进关系。     

金融发展、环境污染与经济可持续最优增长路径

在内生化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的理论分析框架下,将环境污染约束以及金融发展引入到增长模型中。根据动态最优均衡分析,推算出理论模型的Hamilton函数、欧拉方程以及各个变量的稳态增长率。分析结果显示：金融发展、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而且,金融发展作为增长模型的外生因素,能够通过投资规模的增大来提高人力资本积累速度和技术创新效率,从而提高经济的稳态增长率,降低最终产品的污染排放强度,增强消费者的环保意识,保证经济沿着最优的可持续增长路径发展。